做完以上鋪墊後，太史公又開始鋪陳荊軻這一人才浮出水麵的過程。雖然荊軻非同一般，也隻是“圈內”知名人士，如果不是燕太子丹“求為報秦王者”（誰讓他“遇太子丹不善”呢），荊卿就不可能成為名載史籍的荊軻。太子丹求問太傅鞠武，鞠武向他引薦田光先生，田光先生又向他推薦荊軻——田光“自殺以激荊卿”——荊軻還未出場，已先擔上一條人命，他還有什麼理由退卻？可是當太子丹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後，荊軻卻說：“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這話說得夠謙虛，也夠委婉，然而太子已看準了他，所以“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許什麼諾？當然是給他好處，把他尊為“上卿”，讓他住在“上舍”，“太子日照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為了讓荊軻死心塌地地為自己賣命，太子丹確是伺候得畢恭畢敬體貼入微。太史公把個“恣”字用得太毒，試想荊卿定然是風光透頂，得意得一塌糊塗，有些人一輩子想也不敢想的幸福生活，他就這樣輕易得到了，“人生得意須盡歡”，這樣死而無憾了……誰知時間長了，荊軻竟一點也不自覺，“未有行意”，於是太子急了，便拐彎抹角地提醒荊軻：秦兵馬上就要渡過易水，就算我想繼續好好侍奉，恐怕也不可能了。荊軻當然會意，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哪能白吃人家的，白“恣”一番呢。於是提出要借在燕國避難的秦將樊於期的人頭用用——樊於期也是剛烈之士，二話沒說就把自己的頭割了——荊軻還沒出發，便又背了一條人命。之後易水送別，其間又見細處：荊軻想等個人一起同行，太子卻疑他反悔，便要先派副手秦舞陽先行，這下把荊軻氣壞了，你當我害怕了？這一去本來就凶多吉少，我之所以遲遲不走，是因為要等一個可以聯手的同仁。既然太子這樣說，那咱們就訣別吧！
與他的刺客前輩們相比，荊軻稱得上是一個理智冷靜的人，比起聶政來，他要現實得多。聶政拒收“百金”，直做殺手，荊軻則是來者不拒，盡享人間歡樂；聶政是因精神上的滿足為知己而死，荊軻是因肉體上的滿足為主顧而死。這樣一比似乎顯得荊軻庸俗了，不過對於一個殺手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
對這五位刺客，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分別評價說：“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廁。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刺客們有實際收益，比如收複國土、奪得政權、報仇雪恨；也有精神收益，比如形式上的複仇、雖敗猶榮的反抗。可見，唐人司馬貞注重的是刺殺行動帶來的直接或間接效益。
那麼，司馬遷又是怎麼“曰”的呢？《太史公自序》曰：“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刺客列傳》結尾曰：“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誌，名垂後世，豈妄也哉！”讓太史公念念不忘的正是一個“義”字，無論這“義”是誰發明的，無論這“義”的結局如何，隻要目的明確，就是政治正確，因其大義凜然、義無反顧、至死不渝，所以值得推許。可見他所看重的還是刺客的“精神魅力”，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刺客的職業精神便是勇於拋頭顱灑熱血敢於肝腦塗地，如此，便可慷慨赴死，功德圓滿。古代刺客就是這樣用冷兵器和生命寫出了他們的英雄史。
如今，當我們著手塑造新人物、書寫新精神時，難道還要借用槍炮和埋在骨子裏的那一股毀滅的力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