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的疑問是：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照著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體。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閣在陰類肩上。倘依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縱令該擔責任，也隻得分擔。其餘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揮他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懲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
其次的疑問是：表彰之後，有何效果？據節烈為本，將所有活著的女子，分類起來，大約不外三種：一種是已經守節，應該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種是不節烈的人；一種是尚未出嫁，或丈夫還在，又未遇見強暴，節烈與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種已經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說了。第二種已經不好，中國從來不許懺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隻好任其羞殺，也不值得說了。最要緊的，隻在第三種，現在一經感化，他們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將來丈夫死了，決不再嫁；遇著強暴，趕緊自裁！”試問如此立意，與中國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關係？這個緣故，已在上文說明。更有附帶的疑問是：節烈的人，既經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聖賢雖人人可學，此事卻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種的人，雖然立誌極高，萬一丈夫長壽，天下太平，他便隻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單依舊日的常識，略加研究，便已發見了許多矛盾。若略帶二十世紀氣息，便又有兩層：
一問節烈是否道德？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幹；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著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裏，已經說過理由。不過貞是丈夫還在，節是男子已死的區別，道理卻可類推。隻有烈的一件事，尤為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第一種，其實也隻是守節，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據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異的，便是第二種。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著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於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於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舍，夾著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隻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汙沒有？死了如何好，活著如何不好。於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隻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與眾不同，社會上隻配有他的意思。一麵又靠著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麵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裏，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隻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
以上，疑問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離，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要對付這問題，須先看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緣故。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後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著，所以無人敢娶，並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裏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祥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並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並無什麼裁製，便可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曆史上“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於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後來因此多了幾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於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於歸了“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的什麼“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後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子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裏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麼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著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隻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或者妻女極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隻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後，慢慢回來，稱讚幾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七姬墓誌”，甚而至於錢謙益的集中，也布滿了“趙節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隻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體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於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異議，也沒有發表的機會。做幾首“閨中望月”“園裏看花”的詩，尚且怕男子罵他懷春，何況竟敢破壞這“天地間的正氣”？隻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願守節，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後，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於慘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麵，何以也不主張真理，隻是一味敷衍呢？漢朝以後，言論的機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我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餘“異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響；不述而作，最為犯忌。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即如失節一事，豈不知道必須男女兩性，才能實現。他卻專責女性；至於破人節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過去。男子究竟較女性難惹，懲罰也比表彰為難。其間雖有過幾個男人，實覺於心不安，說些室女不應守誌殉死的平和話，可是社會不聽；再說下去，便要不容，與失節的女人一樣看待。他便也隻好變了“柔也”，不再開口了。所以節烈這事，到現在不生變革。
（此時，我應聲明：現在鼓吹節烈派的裏麵，我頗有知道的人。敢說確有好人在內，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對，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為他是好人，便竟能從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願他回轉身來。）
其次還有疑問：
節烈難麼？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他。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為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卻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並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的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曆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糊塗塗的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負責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誘惑；文人著作，反將他傳為美談。所以女子身旁，幾乎布滿了危險。除卻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帶點誘惑的鬼氣。所以我說很難。
節烈苦麼？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說了。節婦還要活著。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計已能獨立，社會也知道互助，一人還可勉強生存。不幸中國情形，卻正相反。所以有錢尚可，貧人便隻能餓死。直到餓死以後，間或得了旌表，還要寫入誌書。所以各府各縣誌書傳記類的末尾，也總有幾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就是一生崇拜節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誌書裏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其實他是生前死後，竟與社會漠不相關的。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麼？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裏，是容不住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曆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裏，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裏。不過他死後間有一回表彰，寫入誌書。不節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隨便什麼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麼？答道，不願。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願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著少年女人，誠心祝讚他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曆史和數目的力量擠著。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願。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麼？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價值。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曆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節自《墳·我之節烈觀》
娜拉走後怎樣
伊孛生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瑙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餘都是劇本。這些劇本裏麵，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著玩的人形也是；引申開去，別人怎麼指揮，他便怎麼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裏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她於是走了，隻聽得關門聲，接著就是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或者說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國有人譯作《海上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來人會麵。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夠自己選擇，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於是什麼事全都改變，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伊孛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啟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麼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隻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裏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麵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i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麼？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誌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惟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隻要目前的夢。
然而娜拉既然醍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隻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隻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裏麵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饑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勻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鬥；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
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隻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裏說要參政權，是不至於大遭反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勻分配，或不免麵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鬥。
戰鬥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麼，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勻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或者為自己去享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雖然也是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係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救濟法就是各人去買一本note-book來，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後的參考。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麵有一條道，“我想到中央公園去”，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別的事也一樣。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製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幹人們的同情，幫助著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著經濟權之為可靠。
在經濟方麵得剄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餓著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鬥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麵再想別的法。
如果經濟製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然而上文，是又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盡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歐洲有一個傳說，耶穌去釘十字架時，休息在Ahasvar的簷下，Ahasvar不準他，於是被了咒詛，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時候。Ahasvar從此就歇不下，隻是走，現在還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樂的，他何以不安息呢？雖說背著咒詛，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所以始終狂走的罷。
隻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與誌士們之所謂為社會者無涉。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
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隻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節自《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上的講話（1923年12月26日）》
寡婦主義
這賢母良妻主義也不在例外，急進者雖然引以為病，而事實上又何嚐有這麼一回事；所有的，不過是“寡婦主義”罷了。
這“寡婦”二字，應該用純粹的中國思想來解釋，不能比附歐，美，印度或亞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決不宜意譯或神譯，隻能譯音：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樣，我生以後，儒教卻已經頗“雜”了：“奉母命權作道場”者有之，“神道設教”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過格》者又有之，我還記得那《功過格》，是給“談人閨閫”者以很大的罰。我未出戶庭，中國也未有女學校以前不知道怎樣，自從我涉足社會，中國也有了女校，卻常聽到讀書人談論女學生的事，並且照例是壞事。有時實在太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則說的聽的都大不悅，仇恨簡直是“若殺其父兄”。這種言動，自然也許是合於“儒行”的罷，因為聖道廣博，無所不包；或者不過是小節，不要緊的。
我曾經也略略猜想過這些謠諑的由來：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氣味的幻想家，製造流言的名人，連常識也沒有或別有作用的新聞訪事和記者，被學生趕走的校長和教員，謀做校長的教育家，跟著一犬而群吠的邑犬……。但近來卻又發見了一種另外的，是：“寡婦”或“擬寡婦”的校長及舍監。
這裏所謂“寡婦”，是指和丈夫死別的；所謂“擬寡婦”，是指和丈夫生離以及不得已而抱獨身主義的。
中國的女性出而在社會上服務，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製度未曾改革，家務依然紛繁，一經結婚，即難於兼做別的事。於是社會上的事業，在中國，則大抵還隻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說似的獨身者的掌中。這在先前，是道學先生所占據的，繼而以頑固無識等惡名失敗，她們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國外留學，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會上也因為她們並不與任何男性相關，又無兒女係累，可以專心於神聖的事業，便漫然加以信托。但從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災，就遠在於往日在道學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賢母良妻，即使是東方式，對於夫和子女，也不能說可以沒有愛情。愛情雖說是天賦的東西，但倘沒有相當的刺戟和運用，就不發達。譬如同是手腳，坐著不動的人將自己的和鐵匠挑夫的一比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從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兒女，而後真的愛情才覺醒的；否則，便潛藏著，或者竟會萎落，甚且至於變態。所以托獨身者來造賢母良妻，簡直是請盲人騎瞎馬上道，更何論於能否適合現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獨身的女性，世上也並非沒有，如那過去的有名的數學家Sophie Kowalewsky，現在的思想家Ellen Key等；但那是一則欲望轉了向，一則思想已經透澈的。然而當學士會院以獎金表彰Kowalewsky的學術上的名譽時，她給朋友的信裏卻有這樣的話：“我收到各方麵的賀信。運命的奇異的譏刺呀，我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的不幸。”
至於因為不得已而過著獨身生活者，則無論男女，精神上常不免發生變化，有著執拗猜疑陰險的性質者居多。歐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維新前的禦殿女中（女內侍），中國曆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別的獨身者也一樣，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狀也就大變，覺得世事都無味，人物都可憎，看見有些天真歡樂的人，便生恨惡。尤其是因為壓抑性欲之故，所以於別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羨，因而妒嫉。其實這也是勢所必至的事：為社會所逼迫，表麵上固不能不裝作純潔，但內心卻終於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牽掣，不自主地蠢動著缺憾之感的。
然而學生是青年，隻要不是童養媳或繼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覺得萬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與此輩正相反。此輩倘能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本來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婦人，那裏能想到這些事；始終用了她多年煉就的眼光，觀察一切；見一封信，疑心是情書了；聞一聲笑，以為是懷春了；隻要男人來訪，就是情夫；為什麼上公園呢，總該是赴密約。被學生反對，專一運用這種策略的時候不待言，雖在平時，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國本是流言的出產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這些流言作談資，擴勢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為至寶，何況是真出於學校當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價值地傳布起來了。
我以為在古老的國度裏，老於世故者和許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遠的距離，倘觀以一律的眼光，結果即往往謬誤。譬如中國有許多壞事，各有專名，在書籍上又偏多關於它的別名和隱語。當我編輯周刊時，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這些別名和隱語的；在我，是向來避而不用。但細一查考，作者實茫無所知，因此也坦然寫出；其咎卻在中國的壞事的別名隱語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慮及避忌。看這些青年，仿佛中國的將來還有光明；但再看所謂學士大夫，卻又不免令人氣塞。他們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內心真是幹淨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論，章士釗呈文中的“荒學逾閑恣為無忌”，“兩性銜接之機緘締構”，“不受檢製竟體忘形”，“謹願者盡喪所守”等……可謂臻媟黷之極致了。但其實，被侮辱的青年學生們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讀過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言歸正傳罷。因為人們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這樣不同，所以在寡婦或擬寡婦所辦的學校裏，正當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應當天真爛漫，非如她們的陰沉，她們卻以為中邪了；青年應當有朝氣，敢作為，非如她們的萎縮，她們卻以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隻有極和她們相宜，——說得冠冕一點罷，就是極其“婉順”的，以她們為師法，使眼光呆滯，麵肌固定，在學校所化成的陰森的家庭裏屏息而行，這才能敷衍到畢業；拜領一張紙，以證明自己在這裏被多年陶冶之餘，已經失了青春的本來麵目，成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會上傳布此道去了。
雖然是中國，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機，雖然是中國婦女，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後，又轉而淩虐還未自立的人，正如童養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惡姑一樣毒辣。我並非說凡在教育界的獨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個男人，無非願意她們能放開思路，再去較為遠大地加以思索；一麵，則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這事乃是一個女子教育上的大問題，而有所挽救，因為我知道凡有教育學家，是決不肯說教育是沒有效驗的。大約中國此後這種獨身還要逐漸增加，倘使沒有善法補救，則寡婦主義教育的聲勢，也就要逐漸浩大，許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險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潑的青春，無法複活了。全國受過教育的女子，無論已嫁未嫁，有夫無夫，個個心如古井，臉若嚴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罷，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樣地生活下去了；為他貼身的使女，親生的女兒著想，倒是還在其次的事。
我是不研究教育的，但這種危害，今年卻因為或一機會，深切地感到了，所以就趁《婦女周刊》征文的機會，將我的所感說出。
節自《墳·寡婦主義》
上海的少女
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的比土氣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寧可居鬥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麵褲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時髦的女人。這在商店裏最看得出：挑選不完，決斷不下，店員也還是很能忍耐的。不過時間太長，就須有一種必要的條件，是帶著一點風騷，能受幾句調笑。否則，也會終於引出普通的白眼來。
慣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覺著這種自己所具有的光榮，同時也明白著這種光榮中所含的危險。所以凡有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氣，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像一切異性的親人，也像一切異性的敵人，她在喜歡，也正在惱怒。這神氣也傳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們有時會看見她們在店鋪裏購買東西，側著頭，佯嗔薄怒，如臨大敵。自然，店員們是能像對於成年的女性一樣，加以調笑的，而她也早明白著調笑的意義。總之：她們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們在日報上，確也常常看見誘拐女孩，甚而至於淩辱少女的新聞。
不但是《西遊記》裏的魔王，吃人的時候必須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類中的富戶豪家，也一向以童女為侍奉，縱欲，鳴高，尋仙，采補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饜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豬芽茶一樣。現在這現象並且已經見於商人和工人裏麵了，但這乃是人們的生活不能順遂的結果，應該以饑民的掘食草根樹皮為比例，和富戶豪家的縱恣的變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國是連少女也進了險境了。
這險境，更使她們早熟起來，精神已是成人，肢體卻還是孩子。俄國的作家梭羅古勃曾經寫過這一種類型的少女，說是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然而我們中國的作家是另有一種稱讚的寫法的：所謂“嬌小玲瓏”者就是。
節自《南腔北調集·上海的少女》
中國的兒童
孩子之父與“人”之父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麵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麵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隻要生，不管他好不好，隻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隻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隻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為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睥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家夥，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Q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隻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為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父的資格，隻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隻要“人”之父！
節自《熱風·隨感錄二十五》
上海的兒童
上海越界築路的北四川路一帶，因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熱鬧了，店鋪從法租界搬回，電影院早經開始，公園左近也常見攜手同行的愛侶，這是去年夏天所沒有的。
倘若走進住家的弄堂裏去，就看見便溺器，吃食擔，蒼蠅成群的在飛，孩子成隊的在鬧，有劇烈的搗亂，有發達的罵詈，真是一個亂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進眼簾來的卻隻是軒昂活潑地玩著走著的外國孩子，中國的兒童幾乎看不見了。但也並非沒有，隻因為衣褲郎當，精神萎靡，被別人壓得像影子一樣，不能醒目了。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隻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麵，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嗬斥，甚而至於打撲，使他畏葸退縮，仿佛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麵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現在總算中國也有印給兒童看的畫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兒童，然而畫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帶著橫暴冥頑的氣味，甚而至於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鉤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的所謂“好孩子”。這雖然由於畫家本領的欠缺，但也是取兒童為範本的，而從此又以作供給兒童仿效的範本。我們試一看別國的兒童畫罷，英國沉著，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兒童畫的。
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隻知道“為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隻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錯誤。
節自《南腔北調集·上海的兒童》
用無私的愛，犧牲於後起新人
“父子間沒有什麼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致“聖人之徒”麵紅耳赤的一大原因。他們的誤點，便在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權利思想很重，義務思想和責任心卻很輕。以為父子關係，隻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卻件件與這要求反對，我們從古以來，逆天行事，於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縮，社會的進步，也就跟著停頓。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雖不免也有缺點，但結合長幼的方法，卻並無錯誤。他並不用“恩”，卻給與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為“愛”。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於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長途。
人類也不外此，歐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為本位，便是最合於這生物學的真理的辦法。便在中國，隻要心思純白，未曾經過“聖人之徒”作踐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發現這一種天性。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為將要放債。隻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願他生存；更進一步的，便還要願他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這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倘如舊說，抹煞了“愛”，一味說“恩”，又因此責望報償，那便不但敗壞了父子間的道德，而且也大反於做父母的實際的真情，播下乖刺的種子。有人做了樂府，說是“勸孝”，大意是什麼“兒子上學堂，母親在家磨杏仁，預備回來給他喝，你還不孝麼”之類，自以為“拚命衛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窮人的豆漿，在愛情上價值同等，而其價值卻正在父母當時並無求報的心思；否則變成買賣行為，雖然喝了杏酪，也不異“人乳喂豬”，無非要豬肉肥美，在人倫道德上，絲毫沒有價值了。
所以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隻是“愛”。
無論何國何人，大都承認“愛己”是一件應當的事。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也就是繼續生命的根基。因為將來的運命，早在現在決定，故父母的缺點，便是子孫滅亡的伏線，生命的危機。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譯本，載在《新潮》一卷五號）雖然重在男女問題，但我們也可以看出遺傳的可怕。歐士華本是要生活，能創作的人，因為父親的不檢，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愛母親，不忍勞他服侍，便藏著嗎啡，想待發作時候，由使女瑞琴幫他吃下，毒殺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於是隻好托他母親了。
歐“母親，現在應該你幫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嗎？”
歐“誰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親！”
歐“正為那個。”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歐“我不曾教你生我。並且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這一段描寫，實在是我們做父親的人應該震驚戒懼佩服的；決不能昧了良心，說兒子理應受罪。這種事情，中國也很多，隻要在醫院做事，便能時時看見先天梅毒性病兒的慘狀；而且傲然的送來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遺傳，並不隻是梅毒；另外許多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也可以傳之子孫，而且久而久之，連社會都蒙著影響。我們且不高談人群，單為子女說，便可以說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就令硬做了文親，也不過如古代的草寇稱王一般，萬萬算不了正統。將來學問發達，社會改造時，他們僥幸留下的苗裔，恐忙總不免要受善種學（Eugenics）者的處置。
倘若現在父母並沒有將什麼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交給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當然健康，總算已經達到了繼續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責任還沒有完，因為生命雖然繼續了，卻是停頓不得，所以還須教這新生命去發展。凡動物較高等的，對於幼雛，除了養育保護以外，往往還教他們生存上必須的本領。例如飛禽便教飛翔，鷙獸便教搏擊。人類更高幾等，便也有願意子孫更進一層的天性。這也是愛，上文所說的是對於現在，這是對於將來。隻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於祖先的事，應孩改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單細胞動物，也遵著這教訓，那便永遠不敢分裂繁複，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人類了。
幸而這一類教訓，雖然害過許多人，卻還未能完全掃盡了一切人的天性。沒有讀過“聖賢書”的人，還能將這天性在名教的斧铖底下，時時流露，時時萌蘖；這便是中國人雖然凋落萎縮，卻未滅絕的原因。
所以覺醒的人，此後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開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真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日本近來，覺悟的也很不少；對於兒童的設施，研究兒童的事業，都非常興盛了。第二，便是指導。時勢既有改變，生活也必須進化；所以後起的人物，一定尤異於前，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不但不該責幼者供奉自己；而且還須用全副精神，專為他們自己，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遊泳，不被淹沒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這樣，便是父母對於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會怕，仿佛父母從此以後，一無所有，無聊之極了。這種空虛的恐怖和無聊的感想，也即從謬誤的舊思想發生；倘明白了生物學的真理，自然便會消滅。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預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帶著過去的色采，卻不失獨立的本領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要幸福麼？連你的將來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還童”，要“老複丁”麼？子女便是“複丁”，都已獨立而且更好了。這才是完了長者的任務，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領，樣樣照舊，專以“勃谿”為業，行輩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虛無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父子間要疏隔了。歐美的家庭，專製不及中國，早已大家知道；往者雖有人比之禽獸，現在卻連“衛道”的聖徒，也曾替他們辯護，說並無“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親；惟其沒有“拘攣”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沒有反抗“拘攣”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誘，便無論如何，決不能有“萬年有道之長”。例便如我中國，漢有舉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還有孝廉方正，都能換到官做。父恩諭之於先，皇恩施之於後，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屬寥寥。足可證明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並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若痛罷了。
獨有“愛”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子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漢末的孔府上，很出過幾個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現在這般冷落，這話也許確是北海先生所說；隻是攻擊他的偏是路粹和遭操，教人發笑罷了。）雖然也是一種對於舊說的打擊，但實於事理不合。因為父母生了子女，同時又有天性的愛，這愛又很深廣很長久，不會即離。現在世界沒有大同，相愛還有差等，子女對於父母，也便最愛，最關切，不會即離。所以疏隔一層，不勞多慮。至於一種例外的人，或者非愛所能鉤連。但若愛力尚且不能鉤連，那便任憑什麼“恩威，名分，天經，地義”之類，更是鉤連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