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1)(3 / 3)

徐複觀,湖北浠水人,1903年生,原名秉常,後由熊十力更名為複觀,義取《老子》“萬物並作,予以複觀”。他出身子一個貧苦的農家,父親為鄉間蒙館教員,收入甚微。九歲時,隨父入蒙館讀書,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浠水縣立高等小學。十五歲畢業,因家境清貧,考入湖北武昌第一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寒暑假仍回家裏從事農耕。

對於農村生活,徐複觀終生有著難以揮去的情結。他曾說:“我的家庭,我的村莊,我的親戚,都是地道的農民,所以也都是地道的窮苦。砍柴,放牛,撿棉花,摘豆角,這都是我二十歲以前,寒暑中必做的功課。我的父兄的艱辛,一閉目都到我眼前來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兒子,真正是從農村地平線下麵長出來的。”①(①徐複觀:《學術與政治之間》,第75頁,學生書局1985年版。)這位“大地的兒子”,不僅對辛勤於大地上的農民始終懷著深情厚意,也從大地的品格中獲得了精神動原。所以他又說:“至於我,也和唐小說中的程咬金一樣,每被人打倒在地上時,一聞到土氣,便又活轉過來了,所以不會被人打死。”②(②轉引自韋政通:《以傳統主義衛道,以自由主義論政》,見《評新儒家》,第560頁。)

1923年,徐複觀畢業於武昌第一師範學校,旋即到一小學任教。是年秋,適逢武昌國學館招生,在三千多名考生中,徐複觀被國學大師黃季剛以第一名錄取。在這裏,他受過嚴格的舊學訓練,自此打下了堅實的學養基礎。而且,他自幼才華出眾,文章寫得十分漂亮。據說在國學館時,經學大師劉鳳章曾鼓勵他:窮勿失誌,憑著自己的文采,必能名動公卿。後來的人生證明,徐複觀的確是憑著他的文采而名動學界和政界的。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教授就曾稱他是“當代中國的一枝巨筆”。

1925年底,徐複觀棄文從軍,於國民黨某部當一名營部書記官,開始接觸孫文學說,熱愛三民主義,並由此而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論和社會政治學說,且受魯迅的影響,厭棄線裝書。1927年,棄軍從教,就任於省立第七小學校長。1930年赴日本留學。原想入明治大學攻讀經濟,因資助中斷,改入陸軍士官學校。在這裏,深受河上肇的影響,“由魯迅迷一變而為河上肇迷”,③(③徐複觀:《中國文學論集》,第536頁,學生書局1985年版。)思想激進,儼然一馬克思的忠實信徒:組織“群不讀書會”,專讀馬克思主義的書。這就是他後來所說的:“在民國二十九年以前,我的思想受馬、恩的影響比較大”,又說:“它實在填補了我的青年到壯年的一段精神上的空虛。”①(①《徐複觀文錄選粹》,第292頁,學生書局1980年版。)

“九、一八”事變後,徐複觀退學回上海,奔走月餘,呼籲抗日,無結果,乃回湖北組織“開進社”,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充實三民主義,以之作為中國革命的理論指南。1932年重返軍旅,屢有升遷,1942年被蔣介石任命為軍委會少將高參。不久後,派往延安任聯絡參謀,因而有機會與毛澤東於窯洞暢談國事。這一背景,使他比國民黨其他官員更能認識國共兩黨的實情內況,對時局的分析,亦更能切中病根。

在徐複觀學術與政治並重的一生中,有兩位大人物對他的幫助至為重要。一位是熊十力,另一位是蔣介石。

早在1927年,徐複觀於軍營就聽說過熊十力的大名。1944年,他拜見熊十力於勉仁書院。熊要他讀王船山的《讀通鑒論》,後問其心得,徐複觀說了許多不同於王船山的看法,熊一聽就火冒三丈,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麼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②(②《徐複觀文錄選粹》,第315頁。)這一罵,竟罵出了一位大學者。他後來自己說,這對他是“起死回生的一罵”。自此,徐拜於熊的門下,執弟子禮,並深悟熊的“亡國族者常先亡其文化”和“欲救中國,必須先救學術”的思想,從而走上了複興儒學的治學道路。

至於蔣介石對於徐複觀的學術成就雖是間接的幫助,但意義卻是不小。1947年,蔣撥給他一億元(時值兩萬美元),創辦學術月刊《學原》。該刊學術層次高,熊十力、錢穆、朱光潛、唐蘭、陳夢家、陳康、俞平伯、季羨林等許多一流學者都曾在上麵發表過文章。通過辦刊,徐複觀結識了一大批知名的學者、教授,由此走進高層學術圈子。1949年,徐複觀攜眷遷往台中,又得蔣介石的匡助九萬港幣(時值兩萬美元),創辦《民主評論》半月刊於香港,設分社於台北。該刊是海外新儒家的主要文化陣地,與錢穆等人所創設的新亞書院,有著同樣的學術旨歸和意義。也正是通過這一刊物,他既有可能順暢地抒發自己的文化主張,同時又與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結成學術師友,從而確立了自己在海外思想文化界的地位。

1955年,東海大學在台中成立,徐複觀受聘為中文係主任兼教授,講先秦學術思想。1957年,將在《民主評論》上所發表的文章,結成《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出版。次年元旦。與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東海大學是一所教會大學。徐複觀不當基督徒,自言“隻是要為中國文化當披麻帶孝的最後的孝子”,其思想情感與學校的辦學方針相距甚遠,致以校董會對他和同時講學於該校的牟宗三大為不滿,認為“學生受洗少,是因為牟宗三徐複觀講中國文化的關係”。1969年,因揭發一位姓梁的“文化漢奸”案,被迫退休,離開東海大學。不久後,赴香港任新亞研究所教授。居港十二年,寫成三大卷的《兩漢思想史》。1982年,因患癌症,病逝於台北。遺囑中有言:“餘自四十五歲以後,乃慚悟孔孟思想為中華文化命脈所寄,今以未能赴曲阜親謁孔陵為大恨也。”①(①見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第425頁,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

徐複觀於學術研究,雖自言“半路出家”,但成果豐碩,影響甚大,主要著作有:《學術與政治之間》、《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兩漢思想史》、《中國藝術精神》、《中國文學論集》、《中國文學論集續篇》、《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徐複觀文錄選粹》、《徐複觀雜文》等十幾種。

徐複觀逝世後,在海外知識界曾引起相當大的震動,舊雨新知所撰悼念性的文章近百篇,稱他為“自由民主的鬥士”、“無畏護義的真儒”、“良心和勇氣的典範”、“我們這一時代背負傳統文化十字架的人”。這些文章後來結集為《徐複觀教授紀念文集》,由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出版。

下麵,我們茲分四個方麵,看看徐複觀新儒家思想基礎理路及其特色。

(一)中國文化的曆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對中國傳統的曆史文化的闡揚,本是現代新儒家的共同興趣。在徐複觀這裏不同的是,他似乎比他的師友們更能揭示曆史文化中的負麵現象。尤其在外王方麵,他認為傳統確實沒有給我們今天多少可供繼承的東西。比如科學一事,他認為,“中國文化,畢竟走的是人與自然,過分親和的方向,征服自然以為己用的意識不強,於是以自然為對象的科學知識,未能得到順利的發展。所以中國在‘前科學’上的成就,隻有曆史地意義,沒有現實地意義。”①(①徐複觀:《中國藝術精神》自敘。)但是,在徐複觀看來,這並非意味著我們今日不要傳統,不要曆史。曆史是現實的基礎,無過去即無今天,更無明天。任何一個民族,要想徹底告別曆史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反,越是尊重曆史的民族,越能夠很好地把握現在和迎接未來。即便西方民族,亦複如是。許多人認為歐洲中世紀的人多看重過去,文藝複興以後多看重未來,以為這是落後與進步的分水嶺。徐複觀指出,這是對西方曆史的誤解。“其實,中世紀所看的過去,還是他現世生活的反映;而文藝複興以後的追想未來,也並不是要抹煞曆史的線索”。①(①《學術與政治之間》,第85頁。)

徐複觀認為,人類知識的來源,總不外乎來自曆史、社會和自然三個方麵。而社會現象的根源還是曆史;自然分解的工具也是曆史性的。可以說,“曆史是人類理性共同活動,所逐漸蓄積的財產”,“我們能真正繼承多少,也就暗示我們能真正為未來構想多少,創造多少”。②(②《學術與政治之間》,第87頁。)

50年代以來的港台思想界,有兩個極重要的雜誌,一是徐複觀所辦的《民主評論》,二是自由派人士辦的《自由中國》。這兩個雜誌的辦刊宗旨截然異趣。《民主評論》是新儒家的文化陣地,以複興中國故常為大旨;《自由中國》則是反傳統主義的,頗象五四運動之前的《新青年》。兩家雜誌由於以傳統的態度相異,致以相互批評之事時有發生。《自由中國》說《民主評論》撰稿人為複古主義,反科學和民主。1957年4月,徐複觀為了反擊,撰《曆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複》一文,係統地闡述了自己(也是代表《民主評論》)對曆史文化的看法。他認為,“曆史文化,本是‘曆史與文化’(TheHistoryandCulture)的複合名詞。曆史文化之所以被用作複合名詞,隻不過因為文化離不開曆史,可以說沒有曆史便沒有文化。其意義即是研究曆史中的文化問題。”③(③《學術與政治之間》,第526頁。)下麵這段話,可以看作他對曆史文化的基本態度。

“人類當艱苦困難的時候,總希望從自己乃至他人的曆史文化中,求得對我們當前的行為,方向,有若幹正麵反麵的啟示,或教訓,這是無間於古今中外的人類自然地要求,而為研究曆史文化者的一種自然職責。由曆史文化所求得的啟示,教訓,隨各人研究的態度,深度而有不同,這是可以作具體討論的;但誰能抹煞人類自身的這種自然地要求和研究者所應當負的責任?人類的文化,人類由文化所建立的生活型式和態度,都是由曆史積累而來。反曆史文化,隻是把人類帶回原始野蠻時代。我們目前在政治上迫切需要民主自由,但我們隻有從曆史文化中才能指出人類在政治上必須走向自由民主的大方向,才能斷定民主自由的價值。從邏輯中推不出自由,推不出民主,作不出自由民主的價值判斷。邏輯的自身,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是曆史文化的產物。曆史文化,是以時間為其基底;時間之流,總是在變的;研究曆史文化者是要從曆史文化中看出它變的方向,在變的方向中,尋找變的某種程度的原則,以為人類抉擇行為的資助。”①(①《學術與政治之間》,第5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