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說明曆史文化的重要性，徐複觀還從理論上作了如下幾方麵的深究。
第一，他認為，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時間的觀念，而時間可分為“物理的時間”和“精神的時間”兩種。人類生活的時間是精神的時間，它與物理的時間並不一樣。物理的時間是隨著時鍾擺針的擺動，而消失到虛無裏麵去了。但精神的時間則憑我們特有的記憶作用，將過去與現在連為一個整體。我們當下的起心動念，實挾過去的某一部分同時湧現。一個失去記憶的人會變成白癡。同樣，一個失掉了記憶力的民族，也會墮退為原始狀態而不能繼續生存下去。曆史意識的強弱，所體現的是一個民族生命力的強弱。
第二，徐複觀同唐君毅、牟宗三一樣，認為曆史中有“常”有“變”，有“特殊性”有“普遍性”，“特殊性是變的，特殊性後麵所倚靠的普遍性的真理，則是常而不變”。曆史之所以可貴，曆史學之所以有存在的價值，就因為曆史所顯現的是“變與常的不二關係”。“變以體常，常以禦變，使人類能各在其曆史之具體的特殊條件下，不斷的向人類之所以成其為人類的常道實踐前進”。①(①《學術與政治之間》，第47頁。)由此，徐複觀批評那些一味打倒曆史打倒傳統的人，實則沒有體察到曆史的真義，或者說根本不懂曆史為何物。
第三，在徐複觀的理論裏，“曆史文化”與“傳統”兩個概念的涵義雖不盡相同，但運用起來常常是可以替代的。他援引日本學者務台理作的學說，將傳統分為兩種，即“低次元的傳統”和“高次元的傳統”。前者大多表現為曆史文化中的具體事象，缺乏精神自覺。後者為一個民族的創教者、聖人、大藝術家、大思想家所創造，所體現的是該民族的文化精神。它既要求落實於低次元的傳統中，開出具體的曆史文化事象，同時對低次元的傳統具有指導性和規約性的作用。它自觀自照，自覺自動，既為時空所限，同時又能超越時空，將曆史與現實、古人與今人連為一體。
第四，由兩種傳統，徐複觀又將文化分為“基層文化”與“高層文化”兩種。基層文化即社會所傳承的低次元傳統。這是一種保守的、無自覺性的文化。它以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為準繩，並維係著社會在固常的軌道上發展。高層文化“則是少數的知識分子，對於知識的追求，個性的解放。新事物的獲得，新境界的開辟所作的努力”。但它又並非等同於高次元傳統。按照徐複觀的理解：
“高次元傳統的自覺，是把過去、現在、未來，連在一起的。是把個人與社會連在一起的。是把一個民族和世界連在一起的。不如此便不會有此自覺。在連在一起的思考、體驗中，基層文化中落後的東西，高層文化中過於突出的東西，都會得到淘汰與折衷。其中符合於人類兩種相反相成的需要的東西，都在高次元傳統的精神、理想提示統攝之下，各得到應存的地位，以形成新的秩序，亦即形成新的傳統。人類文化在安定中的進步，既表現在傳統自身，是在不斷地形成之中。因此可以了解，由高次元傳統之力所形成的傳統，對過去的承傳，同時即是對過去的超越。”①(①《徐複觀文錄選粹》，第99-100頁。)
正由於上述理論思考，徐複觀在對待曆史文化的態度上才可能采取一種較為慎重的態度，而不是將曆史上的一切都當作偶像來崇拜。他既反對打倒曆史的行為，也反對盲目崇拜的做法，認為有些人死守著時過境遷的曆史陳跡，死守著非變不可的具體的特殊的東西，並試圖將其強納於新的具體的特殊條件之下，“這是把曆史現象混同於自然現象，不僅泥古不可以通今，而且因其常被曆史某一特殊現象所拘囚，反把構成特殊現象後麵的普遍性的常道也抹煞了。這名為尊重曆史，結果還是糟蹋曆史”。②(②《學術與政治之間》，第48頁。)
徐複觀還看到，對曆史文化的態度怎樣，人們往往不是將其作為一個純學術問題來思考，因為該問題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尊重曆史，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有些政治野心家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往往借“尊重曆史”以障人耳目。他說：
“有的野心家喜歡利用革命的名詞，也有的野心家喜歡利用複古守舊的心理。有的野心家更喜歡把兩者結合起來，作左右逢源的利用。”③(③《學術與政治之間》，第48頁。)
正因為這樣，徐複觀對1945年所謂十教授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頗有異議。該宣言一方麵認為中國文化精神不能一筆抹煞，一方麵認為對西方文化，一定要按本民族的需要，作批判性的接受。徐複觀認為，這種文化主張本是極常識的說法，但宣言將其作為文化建設的綱領在當時提出來，並非出於學術考慮，更非要把常識再重複一遍，而是包藏著另一用心。他說：
“當時喊出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呼聲的人，一部分固是出於民族的感情，但另一部分卻是要以此來抵消社會上民主自由的傾向，要以此來加強政治中的專製獨裁。這一因素，是太不能受學術思想的考驗，勢必反轉來阻礙學術思想進步的。說來也實在可憐得很，數十年來，凡是反民主自由的人，常常要借助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於是反對中國文化的，動輒指中國文化是專製主義的護符。這一奇怪的糾結若不把它解開，則中國人真可以不談中國文化。”①(①《學術與政治之間》，第429頁。)
在這裏，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徐複觀清醒的政治頭腦。在新儒家隊伍裏，可以說他是唯一的一位比較清醒地認識到維護傳統文化和政治專製關係的人。請看下麵他的這段極富有見解的文字：
“近百年來中國的文化思想，有兩個特征。第一個特征是由中外政治的衝突，而形成中西文化思想的衝突。反對西方文化者多出於民族的感情，並非出於對西方文化本身的批判。反對中國文化者亦多出於對西洋勢力的欣羨，而非出於對中國文化自身的反省。此一衝突，到五四運動而達到高峰；亦至五四運動而中國文化吃了決定性的敗仗。然試深刻地加以觀察，則中國文化之吃了敗仗，並非由於西化運動者建立西方文化之成功，因而在文化上發生了新陳代謝的功用；實際上，此一勝負，隻是意味著西方的經濟政治軍事的侵略勢力，在中國得到了壓倒的勝利。由此，可知此一文化的決鬥，並未能在文化自身上贏得解決，勢必因加入許多其他因素而使其更複雜化，更深刻化。第二個特征，是這一百年來，正當中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所以凡是有力的文化思想，沒有不關心到社會政治的問題；而社會政治問題，也沒有不影響到文化思想；於是文化思想，與現實政治，結下不解之緣；純學術的活動，僅退居於不重要的地位。而現實政治勢力的分野，也常常即是文化思想的分野。因此，文化思想，由獨立的學術研究發展而來的較少；由政治的目的，要求，所鼓蕩而來者特多。所以我們不能離開實際政治來了解這百年來的文化理想。”①(①《學術與政治之間》，第423-424頁。)
盡管徐複觀有這樣較為清醒的認識，而且他還認識到，新文化運動於政治方麵的貢獻，是將西方的民主政治移植於中國。但是，在對曆史文化的總體看法上，他的思想傾向更多地表現為守舊。他的“變以體常，常以禦變”八個字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也正因為這樣，他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思想新變動，大柢上是持批判態度的。
誠然，他對新文化運動的看法，不像錢穆那樣偏激，而是將其放在他的“常”與“變”的關係中來考察。首先，他承認，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和民主，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近代中國的被動挨打，根本原因就在於國窮民貧和專製政治。但是，他又指出，陳、胡等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則是消極的，要不得的。儒家學說同科學和民主並不相悖，為什麼樹起德先生和賽先生，就得要打倒孔夫子和孟夫子呢？而且在他看來，爾後中國問題之所以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就是因為陳、胡等人把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給擾亂了。他甚至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安家，共產黨一統大陸，都歸因於傳統人文精神的缺失。
也就是說，在徐複觀看來，中國的現代化是不應該以打倒孔家店為前提的，相反，沒有儒家文化的精神支撐，必致人心迷茫、國事艱難的局麵出現。因為儒學傳統是曆史文化中的“常”，是“高次元的傳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已深入曆史文化的血脈之中。要想否定它，無異於自斷血脈，自絕慧命。而他寫《中國人性論史》，作思想史研究，就是要把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生命精神顯發出來，以救現時之弊。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