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主流，是人間的性格，是現世的性格。……在人的具體生命的心、性中，發掘道德的根源、人生價值的根據；不假藉神話、迷信的力量，使每一個人，能在自己一念自覺之間，即可於現實世界中生穩根、站穩腳；並憑人類自覺之力，可以解決人類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產生的危機；中國文化在這方麵的成就，不僅具有曆史地意義，同時也有現實地將來地意義。”①(①《中國藝術精神》自敘。)
（二）中西文化之比較
我們已經看到，新儒家諸先生在構建他們的理論大廈時，總免不了將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作一番比較，從而在比較中認定本位文化的價值。徐複觀亦複如是。雖然他的中西文化比較不及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係統，但也作了富有思想特色的闡說。
首先，徐複觀認為人類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就共性而言，是因為“作為一個人，總有其共性。有了共性，然後天下的人，都可在某一基點之上（如人性）作互相關聯的考察，因而浮出世界史的觀念”。但是，人的生活環境，並非完全相同，人的本身更有其主動性和創造性。各個人的想法作法，並非完全由環境所決定，在同一環境下，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作法。“這是人與其他動物之最大區別，也便是說明人除了其共性之外，還有其個性。並且愈是發育完成的人，其個性愈是明顯”。②(②《學術與政治之間》，第89-90頁。)
在他看來，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是“一”與“多”的關係。一不礙多，多不礙一，二者互生互成。因為，純自然不能產生文化，文化是人類創造的，人性的共性與個性，一與多，自然會反映到他們所創造的文化上，從而成為文化的一與多，共性與個性。徐複觀進而認為，在文化的共性上，我們應該承認有一個世界文化；在文化的個性上，我們應該承認各民族國家各有其民族國家的文化。並且，各民族國家所反映出來的文化個性，是不斷地向著世界文化的共性而上升，而發展的。而共性與個性之間，個性與個性之間，由不斷的接觸，吸收，將使某些個性的若幹原有部分，發生一種解體現象。“但這種解體，並非個性的消滅，而是個性新的凝集。個性之不斷上升與凝集，正是人類創造文化的過程，這種過程，是文化共性之不斷擴大；而從實踐的態度說，又是文化個性之不斷完成”。①(①《學術與政治之間》，第90頁。)
從以上的論述看，徐複觀在個性與共性的關係上，似乎是抱持著一種四平八穩不偏不倚的態度。其實不然。在個性與共性，一與多的關係問題上，他是傾向於文化個性的。這一點，不獨徐複觀是如此，其他的新儒家也是如此。
在徐複觀看來，無個性以外的共性，也無隔離孤獨的個性。個性中有共性，而仍不失其為個性；共性中有個性，亦仍不失其為共性。“說某一文化無個性，這是等於說無此一文化，或者說此係一不具體底文化。好像說某人為一不具體之人一樣”。②(②《學術與政治之間》，第90頁。)但是，文化個性並非先在，亦非沒有變化。它是文化創造的結果，也是文化創造的過程。比如，一個人學寫文章，學字畫，盡管他讀了許多文章，臨摹了許多字畫，假如他成功了，便一定有自己的個性。又如中國古代的音樂，盡管有的來自波斯，有的來自印度，但到了我們手上以後，就不再是波斯或印度的音樂了，而是我們的“國樂”。再如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開始依附道家，東晉方可自立，隋唐始臻圓熟。但圓熟的佛教，便是天台、華嚴、禪宗等富有中國個性的佛教，所以我們稱之為中國的佛教。
正是在於對文化個性與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徐複觀展開了他的文化比較研究。
他認為，就整體而言，西方文化為“知性”文化，中國文化為“仁性”文化。前者“把人演化於自然之中”，後者“把自然演化於人之中”。這兩種文化特色的形成，都是與各自文明起源時所形成的性格有關的。他說：“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發軔之初，其動機已不相同，其發展遂分為人性的兩個方麵，而各形成一完全不同性格。”①(①徐複觀：《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第56頁，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又說：“希臘文化的動機是好奇，中國文化的動機是憂患。”②(②《徐複觀雜文——記所思》，第87頁，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
在徐複觀看來，西方文化有兩大來源，一是希臘文化，二是希伯來文化。但對近代西方人來說，希臘文化的傳統更是主要的。希臘人出於好奇的動機，而關注自然，因而形成“知性”文化。在此種文化裏，人們將自然當作外物來研究，人與自然未能洽融一體。同時，由於對知性的強調，他們有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大約從蘇格拉底開始，希臘人開始由對自然的關注轉為對人的關注，但是依然以知性為主。所以在此種文化裏，知性被認為是美的和善的。
而中國文化則是“對人的憂患負責而形成發展的”，所以是“仁性”文化，或日“人本主義的文化”。所謂“對人的憂患負責”，徐複觀作了兩點說明。第一是對自己人格的負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因而要克去人心（一般生理之心，動物之心），發揚道心（即所謂“克己複禮”），以完成人格的尊嚴，使個人的起心動念，都從人心的小我中淨化出來。”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敬”等古訓，就是強調對自己人格的負責。第二是對人類的負責。所謂“道心”，是從“惻隱之心”去把握，去“仁”上麵完成的，因而人格的完成，不僅是對個人的負責，同時即須對人類負責。“悲天命而憫人窮”、“大畏民誌”、“戰戰栗栗，日慎一日”等古訓，就是強調對人類的負責。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是指的這個意思。
這種“仁性”文化，徐複觀有時又稱之為“心的文化”，認為“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是指出這個價值根源是來自人生命的本身——就是人的‘心’”。又說：“中國文化最基本的性格，可以說是‘心的文化’。”①(①《中國思想史論集》，第242頁。)由於看重“心”的安頓和提撕，故中國文化不大重視對自然的研究，沒有走上科學的道路。他說：
“儒家精神中之所以沒有科學，隻是由道德實踐性限製了思索的自由發展；由道德的主體之重視不知不覺地減輕了事與物的客觀性之重視。但是這種限製與減輕，並非出於道德本身之必然性，而隻是由開端時精神所向之重點不同，遂由人性一麵發展之偏而來的，不自覺科學的成就，是人性另一方麵的成就。”②(②徐複觀：《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第76頁。)
上述兩種文化，在徐複觀看來，西方文化所注重的是“科學的世界”，中國文化所注重的是“價值的世界”。這兩種文化兩種“世界”，表麵看來似乎是類型的不同，實則體現了層次的差異。仁性與知性，雖是“人性之兩麵”，但“人的生活本身，不是在科學的世界，而是在價值的世界”。也就是說，隻有“價值的世界”才切近人之為人的本質，而“科學的世界”，隻有當它處於“手段”的地位上才具有價值。他說：“知能上的成就，可以給客觀世界以秩序的建立。但若僅止於此，則生命除了向外的知性生活以外，依然隻是一團血肉，一團幽暗的欲望。以這樣的生命主體麵對著知能在客觀世界中的成就，常常會感到自己並把握不住，甚至相矛盾衝突。”①(①徐複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70頁，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可以看出，徐複觀對於中西兩種文化，仍然是按照中國傳統的“體用”思想來看待二者關係的。
正是由於把中國文化的價值置於西方文化價值之上，所以徐複觀對近代西方文明基本上持批判的態度。在他看來，由於對科學的過分推重，近代西方人的價值觀不是放在人上麵，而是放在物上麵，或者說，“人的價值，是通過物的價值而表達出來的”。此種文化形態，致以文化被物化，人性淪喪，精神分裂，最後導致本世紀的文化危機和“人自身的危機”。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