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產業革命以來，人世的一切光榮、權力，都集中在財富之上，財富不僅支配了人類一切的物質生活，並且也支配了近代人，尤其是美國人的精神生活。一切由偉大地宗教道德藝術傳統所蓄積及所形成的價值世界，及由此價值世界而給與人類精神生活以深遠意義，因而使人類得以保持各個人在生活上的主宰性、獨立性、尊嚴性的傳統，已逐漸變成財富的附庸，變成財富的奴隸，仰賴財富的鼻息，以維持在一座堂皇富麗地建築物的角落中的地位。”②(②《徐複觀雜文——看世局》，第238頁，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
不過，徐複觀反對西方科學文明，但並不反對科學知識本身。他的仁性與知性為“人性之兩麵”的觀點，足可證明這一點。他認為，“仁性與知性，道德與科學，不僅看不出不能相攜並進的理由，而且是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的人性的整體”。③(③《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第77頁。)在他看來，西方文化的病根在於“人”，中國文化的病根在於“物”，相應的，其各自的醫治之方也就應該在於調整好“人”與“物”的關係。具體說即是：西方人要“攝智歸仁”，即以仁來衡斷智的成就和運用智的成就；而中國人則要“轉仁為智”，即從儒家的內聖之學開出科學的外王。所以他又認為，中國人當下的使命，一方麵是發展科學，走民族富強之路，另一方麵須發揚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秉著“對人類負責”的文化精神，將仁性文化推及西方世界，以救西方文化之弊。
（三）儒家人性論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徐複觀十分重視先秦思想的研究。他寫《中國人性論史》從周初寫起，以儒道兩家為主幹。對於胡適“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和馮友蘭“孔子實占開山之地位”兩種說法，徐複觀均提出了批評。他把儒家擺在道家前麵論述，隻是就學術發展的邏輯而定的，並非說一定是孔子在老子之先，或儒家形成於道家之先。他說：“我之所以把儒家安排在道家前麵，並一直敘述到《大學》為止，乃認為儒家思想，是由對曆史文化采取肯定的態度所發展下來的；道家則是采取否定的態度所發展下來的。先把由肯定態度所發展下來的思想，順其發展的曆程，加以敘述，這對於曆史文化發展的線索，比較容易看得清楚。”①(①《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序。)
對於道家思想，徐複觀有著不同常見的見解，在大多數學者那裏，老子的思想主要是一種自然哲學，是一種宇宙觀。而徐複觀認為，老子的思想主要是一種人性論，宇宙觀不過是它的副產品。在他看來，儒家由道德法則性的天，向下落實所形成的人性論，以孔子孟子的學說為中心，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但由宗教的墜落，而使天成為一自然的存在，則功在老子。“老子思想最大貢獻之一，在於對此自然性的天的生成、創造，提供了新地、有係統地解釋”。在這一解釋之下，才把原始宗教的殘渣，滌蕩得一幹二淨，中國才出現由合理的思維所構成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論。不過，老學的動機和目的，並不在於宇宙論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麵推求，推求到作為宇宙根源的處所，作為人生的安頓之地。他說：
“道家的宇宙論，可以說是他的人生哲學的副產品。他不僅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來發現人的根源；並且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來決定人生與自己根源相應的生活態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點。所以道家的宇宙論，實則道家的人性論。因為他把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安放在宇宙根源的處所，而要求與其一致。此一方向的人性論，由老子開其端，由莊子盡其致，也給中國爾後文化發展以巨大的影響。”①(①《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325-326頁。)
在徐複觀看來，殷周之際的人文精神的萌芽，基本動力為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貫注當時各大思想流派之中。先秦道家，也是想從深刻的憂患中，超脫出來，以求得人生的安頓。其開山人老子，同孔子一樣，生活在禮崩樂壞的大變局時代。在社會的大變局中，人們感到既定的社會秩序和傳統的價值觀念，皆隨社會的轉變而失去效用，於是要求在變局之中，尋求一個不變的“常”，以作為人生的立足點，因而可以得到個人及社會的安全長久。這是老子思想最基本的動機。所以我們從《老子》五千言裏，屢屢看到“常”、“長久”等字眼。但是，老子對社會政治由變局而來的危機感和憂患感，不是向前克服，而是向後退避。又由於他認為到現象界無一不變，無一可以長久，亦即是無一為安全之道。“於是他便從現象界追索上去，發現在萬物根源的地方，有個創生萬物、以虛無為體的‘常道’。這樣，便使他的思想，由對人生的要求，而漸漸發展成形上學的宇宙論”。此種宇宙論表明，人也是從不變的常道來的，也是常道的一部分；常道是最長久最安全的地方，人隻要能夠“體道”，即與道合體，便有了長久，有了安全。於是，老子也就“轉而用形上學的宇宙觀以建立他的人生論”。①(①《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328頁。)
老子的思想直接為莊子所繼承，但是莊子又不同於老子。他們的區別是：第一，老子的宇宙論雖然是關乎人生的，但他所說的“道”、“無”、“天”、“有”等觀念，則主要是一種形上性格，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人隻有通過自己向這種客觀存在的觀照觀察，才可取得人生態度和行為的依據。這是由下向上的外在的聯結。但到了莊子，宇宙論的意義漸向下落，向內收，而主要成為人生一種內在精神境界的意蘊。第二，老子的目的是要從社會變局中找出一個“常道”來，作人生安頓的立足點，對於“變”，常常是采取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辦法。而莊子生活的時代，社會變革更加劇烈。他感到老子與“變”保持距離的辦法既不徹底，也不可能，所以主張縱身於萬變之流，與變相冥合，以求得身心的大自由，大自在，並由此提出了老子所未能達到的人生境界。
然而，徐複觀雖然給了老子莊子很高的思想地位，但在他的思想海洋裏，中國人性論的主流卻是儒家，其思想價值也在道家之上。此種偏愛，首先是基於他對中國人文精神特征的認識。
他認為，中國的人文主義起源很早，且自產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思想文化界占著主導地位。所謂仁性文化，心的文化，實則就是人文主義。
“人文”一詞首見於《周易》。徐複觀認為，事實上，人文思想早在周代初年就有了。周文王之“文”與周公旦諡為文公之“文”，就是人文之“文”，故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②(②《中國思想史論集》，第235頁。)但是在孔子之前，雖有禮樂教化，雖有人文思想，但卻沒有出現以人性論為主調的人文主義。當時，“雖然許多賢士大夫有從傳統中洗滌得很純淨地道德地合理性，但他們隻能說有人文的教養，而不能說有從內向外，從下向上的自覺的工夫；所以盡管道德法則化了以後的天命之性，……但這裏由合理性的推論而來，而不是由個人工夫的實證而來。隻算是為以後的人性論，開辟了一段更深更長的路程；其本身尚不能算是真正人性論的自覺”。①(①《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60頁。)隻是到了孔子這裏，他不是僅依著合理性的原則，而是強調入的內在自覺，強調人的實踐工夫，將人文主義引到人性的深層。
對於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徐複觀評價甚高。按照他的歸納，主要體現為以下六個方麵。
“第一，孔子打破了社會上政治上的階級限製，把傳統的階級上的君子小人之分，轉化為品德上的君子小人之分，因而使君子小人，可由每一個人自己的努力加以決定，使君子成為每一個努力向上者的標誌，而不複是階級上的壓製者。”
“第二，由孔子開辟了內在地人格世界，以開啟人類無限融合及向上之機。”
“第三，由孔子而開始有學的方法之自覺，因而奠定了中國學術發展的基礎。”
“第四，教育價值之積極肯定，及對教育方法之偉大啟發。”
“第五，總結整理了古代文獻，而賦與以新的意義，從文獻上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
“第六，人格世界的完成。”②(②《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64-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