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文明人所麵對的由原始人的一個世界發展到自然、社會、人生三個世界。在這三個世界裏，有關自然世界的知識係統及其文化成果，由於受自然條件的製約，各民族的差異雖然存在，但卻沒有根本的不同。因為人們自然知識的來源是基本相同的。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頭頂著同一塊藍天，周圍的自然事物亦大同小異，致以他們所獲取的自然知識也隻能大同小異。但是，在社會、人生這兩個世界裏，情況則大不同。這兩個世界完全是人類自己的事情，是他們走出原始社會之後，麵對財富與權力的誘惑和由之而引起的人際爭鬥，以及由爭鬥而引起的靈魂不安，而創造出來的新的文化成果。其內容雖十分廣泛，但不外宗教、倫理、藝術、政治諸端。社會、人生問題是人類共同的問題，照道理，這兩個世界的文化現象也應該是基本同一的。但是，由於各民族文明起源的條件不一和方式不同，決定著他們在這兩個世界所創造的文化麵貌也就有所不同。
由於上述三方麵的原因，人類一踏入文明社會的門檻，其所創造的文化隨即呈現為多姿多采的圖景，各民族文化的個性壓倒了人類文化的共性，民族性壓倒了世界性。
但是，文化個性的凸顯，在文明社會又是有時空限製的。民族文化的個性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此種文化是在相對封閉的格局裏產生並延續的。一旦封閉的格局被打破，尤其當整個世界文明連為一體時，各民族的文化個性勢必發展為文化的共性。在此種形勢下，各民族不可能再固守自己的文化個性。先進的民族通過各種方式將自己的文化體係推之於全世界，落後的民族亦勢必接納先進文化，或者借助先進文化改造自己的民族文化，使之歸入世界文化一體化的大洪流中。近幾百年的世界曆史，從整體上看，就是朝著這樣一個大方向行進的。今日世界，民族與國家雖依然存在，但民族文化的個性卻越來越淡薄，越來越被世界文化的共性所取代。這一過程雖是漸進的，但卻來勢很猛，洶湧澎湃，尤其是交通的發達和新聞媒介的現代化，更對民族文化的個性構成了摧毀性的打擊。
誠然，即便在世界文明連為一體的今天，各民族文化的個性還是有所保留的，而且有的還會長時期的保留下去。比如，西方人吃飯用刀叉，中國人用筷子；西方人重聖誕節，中國人重春節。類似的差別，恐怕再過幾個世紀還會存在著。但另一方麵又須看到，相對於其他許許多多的文化現象，上述兩例以及類似的文化差別畢竟是少量的，無關緊要。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類文化的個性與共性，共時性與曆時性，原本是動態發展的。確切說，原始社會的文化主要體現為共性，傳統社會主要體現為個性，現代社會又回歸到共性。這一發展過程是一個正反合的過程。相應的，我們今天考察文化，也應從曆史的觀點出發，把握住這一正反合的過程。隻有這樣，我們在思考曆史與構想未來時，才不會被文化的共時性與曆時性這一難題所困住，更不會誤入思想歧途，作出不合時宜的文化選擇。
文化傳播與文化的民族性
本世紀以來，我國思想界有關文化問題的論爭，實際上所關涉的是如何看待文化傳播問題，各種文化主張的提出，如全盤西化論、中體西用論、西體中用論、國粹論等等，實際上都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傳入中華大地且對中國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的情勢下，所作出的各種反應。
文化傳播是文化發展的一種方式。一種先進的文化，或一種新的文化現象，一經產生，就具有向往傳播的可能。傳播的成功與否，決定於此種文化或文化現象自身的傳播力度，而傳播的力度又取決於此種文化或文化現象自身擁有的生命力和價值度。也就是說，並不是每一種文化都可以向外傳播的，也不是每一種文化都可以為別的民族所接受。大致說來，能夠向外傳播並被接受的文化，一般具有這樣幾個特征：一，能夠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直接的好處；二，相比於別的民族同類的文化，具有明顯的優越性；三，雖然不能從整體上同別的民族的文化相比較，但在某一方麵卻是別的民族所匱缺的；四，相比於別的民族文化並不占優勢，但由於本民族軍事力量強大，在征服戰爭之後，強行地將本民族文化推行於別的民族。
文化傳播有漸進性與突發性的區別，有零散性與整全性的區別，亦有雙向性與單向性的區別。
漸進性的文化傳播，主要得自於商業活動或民族間的友好往來。各民族接觸日多，其文化的優秀成分勢必傳到別的民族。這一過程，往往先從某一種或某幾種文化成果的傳播開始，隨著時間的久遠，相互學習的內容逐步增多，逐步深入。突發性的文化傳播一般與軍事征服相伴而行。征服者試圖在被征服的民族建立統治秩序，往往用消滅被征服民族的文化的辦法來打破對方的民族凝聚力，同時將本民族的文化係統強行地貫輸給對方。這兩種文化傳播方式，後者往往缺乏持久性，因為武力征服隻能使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在形式上的暫時退撤，而不能真正達到消滅的目的。相反，被征服民族出於對異族統治的反叛心理，對民族文化的保存更為執著。
零散性的文化傳播是指兩個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局限於個別的文化成果的交流。這是古代世界一種常見的文化傳播方式。一民族一旦獲知別的民族有一種自己所缺乏的或優於自己的文化成果，就會主動地將其接受過來，而對那些於本民族無所益處或益處不大的文化，則可以不接受。整全性的文化傳播則是兩個民族間，一方的文化成就從整體上看明顯地優於對方，而且其文化發展已成完備的體係，猶如一有機體，有著內在和諧的運行機製。此種文化向外傳播往往是係統的，而非零散的。相應的，對於此種文化的接受也必須是係統的，而非零散的。如果不這樣，非但不能吸取對方的文化精髓，就是零散的文化成果也難於學好。
雙向性的文化傳播一般發生在兩個文化成就不差上下的民族之間。也就是說，某一民族既有向別的民族學習的必要，也有可供別人學習的地方。而與它發生文化交流的另一民族，情況也是這樣。這樣兩個民族一旦接觸，文化傳播亦即互相學習，共同提高。如果雙方的文化成就相差太遠，其差別為先進與落後、文明與野蠻、開化與未開化的差別，那麼它們一旦發生交往，先進、文明與開化的一方勢必將自己的文化係統推到落後、野蠻與未開化的另一方。此種單向性的文化傳播方式，猶如孟子所言：“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弄清楚上述幾種文化傳播方式，對於我們認識古代中國文化和近百年的中西文化的衝突以及我們今日應取的文化態度，都是有幫助的。
由於清政府曾一度鎖國，致以許多現代學者視中國文化為一種封閉型的文化。實際上，中國文化從其產生之日起，就富有一種開放的性格。這是因為中國文明早起，各方麵的文化成就相比於它的左鄰右舍，一直處在領先的地位。中國人既不必擔心別的民族有可能對自己的文化構成威脅和傷害，又樂於將自己的文化傳播到周邊民族，甚至更遠，以顯示中華帝國的文化魅力。可以說，鴉片戰爭以前，幾千年時間裏，中國人是沒有文化危機感的，他們對自己的文化一直抱著樂觀主義的態度。孟子的一句話，“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也”，很能代表這樣一種文化態度。此種態度與近百年來傳統派的樂觀主義不同。前者的樂觀是有充足理由的，因為在東方這片土地上，唯有中國文化曆史最長，成就最大。而後者的樂觀則多少帶有阿Q心理，因為近百年的中國曆史屢屢表明，傳統文化的輝煌已是昔日景象，於現代中國問題之解決，非但無益，而且有礙。
但是，中國文化盡管有著開放的性格，但由於幾千年來從未遇到過一種先進文化或一種與其發展程度相當的文化的挑戰，致以其生命力不是越來越旺盛，而是越來越衰竭，越來越僵化，最終擋不住西方文明的衝擊，落得個文化失向社會失序的結局。
縱觀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史，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種耐人尋味且帶有規律性的現象：中國的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其政治與文化亦複如此。曆代的政治中心大多在西安、北京兩地，然而從古代中國的版圖看，西安和北京並不居中國的中心。更有意味的是，凡是大的軍事行動，不管是農民起義，還是群雄爭霸，大多南下勝而北上敗。秦始皇統一六國前，當時的強國有秦、齊、楚三國，齊居東，楚居南，秦居西，其結果完成統一大業的是秦國。東漢以後的魏蜀吳三國，吳居東，蜀居西南，魏居北，其結果又是位於北方的魏國完成統一。此種現象，就連20世紀還是這樣。
中國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情況也是這樣。大體上說，中國幾千年來，所接受的外來文化主要是西域文化，而其文化向外傳播則主要是麵向東方的朝鮮、日本和東南亞一帶。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文化與西域文化的傳播關係是雙向性的，而同日本、朝鮮和東南亞一帶的關係則是單向性的。
此種文化傳播狀態，所反映的是中國文化自身的優秀與偉大，但同時又給現代中國人接受外來文化設下了種種障礙。
第一，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著文化宗主國的自豪感和優越感。他們雖然不曾有過文化沙文主義思想，更無文化侵略的舉動，但在觀念上，他們是瞧不起周邊各族的。當西方文化的浪潮襲來時，他們最早就是以這種古老的文化態度來看待對方的。而一旦認識到本民族文化不可能有效地抵禦西方文化時，卻又采取一種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二分法，用阿Q精神作心理補償，同時用抬高中國精神文明的做法，壓低西方文化的現代價值。
第二，西北各民族的文化傳入中國後，非但是零散性的，且大多為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所消解和同化。佛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佛學東來，最初依附於道家，後又親和於儒家，經隋唐兩代的發展，最後完全中國化，產生出極富中國特色的天台、法相和禪宗。元朝和清朝，是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兩個王朝，最初都想通過政權的力量，推行他們的文化，但不奏效，最後還是被漢民族文化所同化。中國傳統文化這種同化能力，使近代中國相當一部分文人堅信，既然佛教被同化了，五胡被同化了，蒙古人被同化了，滿清人被同化了，那麼就有理由認為西方文化同樣是可以被同化的。
以上兩點，也是現代新儒家的文化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