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對中國人的文化選擇問題，定下兩點原則，即“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過來”。所謂對西方文化的根本改過，即是說，對西方文化可以接受，但必須按照中國的儒家文化給予改造，使之合符中國的文化精神。張君勱認為，一個民族如果“忘卻形上方麵，忘卻精神方麵，忘卻藝術方麵”，必將走上絕境。因之他主張中國未來的文化建設，一是依靠傳統文化中自本自原的東西，二是借用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以補民族文化的不足。錢穆認為，本世紀的中國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如何使中國富強，二是如何使傳統文化薪火不滅。解決第一個問題，須學西方文化；解決第二個問題，須護定傳統文化的大廈而不墜。但是他又認為，對於西方文化的接受，必須用中國文化將其同化，而不是將兩種文化無原則地結合在一起，產生一種新文化。唐君毅也認為，接受西方文化固然應該，但所接受的必須符合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比如民主自由，古代中國缺乏這東西，將其從西方接受過來，於中國未來的民主建設，自然為一幸事，但必須與中國的道德精神相結合，同時為之服務，“則自由民主之精神，使中國人精神上達之價值，終將大顯也”。
也就是說，在新儒家看來，對於西方文化的迎受，一方麵要按照中國文化的需要作出選擇，對於那些於中國文化精神不利的東西必須拒之於國門之外，另一方麵，對於被選擇的東西（主要是民主與科學），也得按照中國文化精神重新改過，即將其同化，或日消化。
需要指出的是，此種文化主張並非新儒家所僅有，亦非他們最早提出。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實際上就是此種文化主張的先聲。近幾十年來，國人在中西文化問題上，又廣泛流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樣兩句口號。最近幾年，還有人提出一種“安紗窗”的說法，認為在接受西方文化之前，首先必須在立場上站穩腳跟，安個“紗窗”，使可以借用的文明成果能像新鮮空氣一樣流通進來，而把那些糟粕的東西像蚊蟲小咬一樣擋在窗外。
而且，在今日大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八個字已成為國人經常掛在嘴邊的兩句套話，每當論及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人們便把這八個字的套話拿出來，以為這樣就解決了一切文化難題，卻不去深思這種套話究竟能否算得上一種文化主張，能否真正解決當前中國的文化定向問題。實際上，這種套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說了等於沒說。表麵看起來，好像很可取，很“科學”，實則根本不能解決問題，於中國文化問題之解決，非但無益，而且有害。理由是：
第一，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首先必須弄清楚何為精華，何為糟粕。這個問題不解決，既沒法談“取”，也沒法談“去”。
第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關鍵是怎樣“取”和怎樣“去”。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辦法，這樣的套話等於白說。
第三，對於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還必須考慮它們的“精華”與“糟粕”能否依人們的主觀願望，想“取”就可以取，想“去”就可以去。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取”與“去”的說法同樣沒有意義。
第四，“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樣的套話，實則同義反複，如同邏輯學中的“甲是甲”，“乙是乙”。精華自然當取，糟粕自然當去，其義猶如“取其當取，去其當去”。此種說法，實在沒有多大意思。
第五，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精華”與“糟粕”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標準。像民主自由這類東西，有人（當然包括新儒家）看作精華，有人看作糟粕，看作洪水猛獸，意欲去之而心安。由於對“精華”與“糟粕”沒有一個公認的認識標準，所以這種套話又很容易為某些人所利用，作為愚民的思想工具。其結果，恐怕所“取”的恰恰是糟粕，而所“去”的又恰恰是精華。
下麵，我們再看看新儒家所主張的用中國的人文精神來選擇和同化西方文化是否可能的問題。
一民族對於另一民族文化的汲取，的確有選擇的可能。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人的主體性就沒有了。人們吸取別的民族的文化，都是出於功利的考慮，其所汲取的要麼是本民族所缺乏的，要麼是優於本民族的。也就是說，他們在汲取別人的文化之前，總有一個價值的考慮，何者當取，何者不當取。這樣一種選擇，很像到商店裏麵去買東西。各式各樣的商品，琳琅滿目，你不可能全買下，隻能挑幾樣你所缺乏的或所喜歡的。正因為這樣，像中國女子纏足這樣的文化陋俗，才沒有傳到別的民族去。中國人接受佛教，也沒有把印度人的種姓製度一並學過來。凡此種種，大概都是出於這個道理。
然而，我們又須看到，挑選商品式的文化傳播方式隻是發生在兩個民族有所交往但又交往不多的情況下。也就是說，這種文化傳播方式主要適應於傳統社會，是各民族在相對封閉的格局裏所能實行的。一旦交流增多，尤其是當整個人類曆史連為一體時，那麼這種挑選商品式的文化傳播方式就不可能再有效。
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古代世界同樣可以舉出許多實例。
楚人和中原人，早在西周和春秋時代，就有過文化上的交往。兩相比較，中原人的文明程度高，而楚人則剛剛跨進文明時代，但也有自己的文明特色。由於交往不多，所以楚人對中原文化的吸取，采取的就是一種挑選商品的方式。也就是說，當時中原文化雖可傳播到楚地來，但卻極其有限，特別是形成於周初的禮製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思想文化，對楚人的影響並不大。比如，孔子周遊列國，“天下”的觀念重於“國家”的觀念，他可以在魯國做官，也可以到別的國家為“王者師”。而兩百多年後的屈原，卻隻有“國家”觀念，而沒有“天下”的觀念。在楚國失意之後，隻是憂傷國事，憤作《離騷》，最後投江自盡，以身殉誌，而不可能像孔子孟子那樣，走出國門，到其他國家去尋找用武之地。然而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楚地與中原已無“國家”界限，其對中原文化的接受，也不可能再是零散性的和挑選商品式的，而是整全性的。自此之後，兩地的文化差異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
又譬如，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羅馬人的文明興起比希臘人晚，在與希臘文化大規模的交往之前，對希臘文化的接受，也是零散性的，主要表現在神話方麵。但是當羅馬人公元前2世紀徹底征服希臘世界之後，他們完全被希臘文化的成就所折服，並隨即由零散性的吸取轉而為全盤的接受。所以至今人們還說：羅馬人武力征服了希臘，而希臘人則在文化方麵征服了羅馬。
現代世界，由於交通的便利和新聞傳媒手段的現代化，尤其是語言障礙的漸次破除，整個人類文化已經連為一體，文化的民族性漸次讓位給世界性。國家民族雖然存在，但其內涵已經發生較大的變化。在傳統社會，國家與民族主要是文化的載體，而現代社會的國家與民族，主要是利益集團的代名詞，文化載體的功能越來越小，越來越不重要。現代人已是世界人地球人，而不再僅僅是民族人。但另一方麵，現代世界民族與民族之間依然還存在著文化上的差異，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亦未完全合拍。換言之，對於許多民族來說，依然還存在著對外域文化的吸取問題。
然而，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現代社會的文化傳播已不再是零散性的，而基本上是整全性的。一種文化一旦在現代世界占據主導地位，它本身的優越性就不單單是某一方麵的，而是綜合的，成係統的。它的物質文化是現代的，同時亦意味著它的製度文化與精神文化不可能是中世紀的。由此決定著此種文化的世界性的傳播，必然是整全性的。相應的，落後民族對其接受，也必須是整全性的，而不可能再像傳統社會那樣的挑選商品式的。因為此種文化之所以在現代社會能夠向世界各地傳播，就在於它自身具備了相對於其他民族文化整全意義上的優越性，亦代表了現代社會人類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大方向。盡管它興起於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域，並伴隨著這一民族的利益而走向世界，但一旦被全人類所接受，它也就超越了自身的文化個性。
不可否認，即便是一種先進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合理想的成分，既人們常說的“糟粕”。從人們需要的意義上說，既能接受先進文化的優秀成果，又能將其“糟粕”擋在國門之外，就像有人所說的那樣“安紗窗”，自然是件很好的事情。但問題是，這“紗窗”能否安上？即便安上，又如何能夠保障“糟粕”不將其衝破，然後再毫無遮攔地湧進來？既然現代社會的文化傳播是整全體的，那麼作為文化接受的民族，就必須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讓其“精華”與“糟粕”一並進來。文化的創造及其發展，既是人們的創造行為所致，同時又有其內在的規律性。隨著社會的進步，“糟粕”的東西自然會減少。這一點，是絕對可以相信的。如果安上“紗窗”，非但無效，而且難免將“精華”也擋在外麵。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安紗窗”的良好願望很容易被文化保守主義者甚或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作為拒斥先進文化的樊籬。如果這樣，那麼這“紗窗”所擋的恐怕就不是蚊蟲小咬，而是新鮮空氣。
現在，我們再來談中國傳統文化在今日對外來文化是否還有同化的能力。無可否認，中國文化在古代社會的確具有很強的同化能力，所有的外來文化，除了沒有同化的必要之外，都被它同化了。然而，從19世紀中葉以來，它所麵對的西方文化，其發展的水平既遠非它原來的左鄰右舍所能比擬，也是它自身不能比擬的。正因為這樣，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史，才是一部災難史、血淚史。文化同化有一個極簡單的規律，即同化者與被同化者的關係是先進與落後的關係。如果相比於對方，自己處在落後的一方，那麼是不可能同化對方的。此種關係，很像現代企業兼並與被兼並的關係。你的企業經營不善，產品質量低劣，打不開市場，就自然沒有競爭能力，要麼關門，要麼被人家兼並，而不可能兼並人家。
上文說過，中國傳統文化在古代社會之所以對外來文化具有同化能力，還在於傳播而來的異域文化都是零散的，而零散性的文化傳播是很容易被接受民族同化的。而近代的西方文化則不然，它向世界各地的傳播，卻不是零散的，而是整全性的。物質文化、製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位一體，排山倒海般地湧向世界各個角落。對於這樣一種代表人類文明最新成果的異域文化，處於積貧積弱狀態下的中國人，實在沒有能力去同化，也沒有必要去同化。明智的選擇是，順應世界曆史的大潮流，丟掉狹隘的民族偏心，敞開心胸去接受它，並在此基礎上走上強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