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新儒家的上述認識是正確的。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一是由於對中國文化缺乏全麵的了解，不免片麵；二是由於很難對中國文化精神予以把握，不免淺薄；三是按西方的學術傳統理解中國思想，不免牽強；四是出於某種功利性的動機解說中國文化，不免走樣。然而，新儒家在接受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欣羨之詞時，卻沒有類似的理性思考。他們不曾考慮到，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批評，不應作為我們認識中國文化的標準，而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讚美，同樣不應作為我們認識中國文化的標準。
前文說過，梁啟超早在旅歐歸來之後，在其《歐遊心影錄》中，就將西方人如何稱譽中國文化的言詞，盡數地介紹給國人，以增進國人對傳統文化的眷戀情感。這一做法，直接為新儒家所沿承。他們從伏爾泰講到羅素，從羅素講到湯因比，又從湯因比講到當今活躍在思想文化界的一些西方哲人。尤其在中國大陸這幾年裏，此種做法尤為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所效法。在他們看來，連西方人都拜倒在我們的傳統文化麵前，我們自己還有什麼理由反傳統呢?1991年一家出版社出版一本題為《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的書，裏麵所選編的，絕大部分是“世界名人”們如何稱譽中國傳統文化的言詞。為了加大篇幅和份量，還把一些本來算不上名人的人也放在“名人”之列。
自從中西文化有初步接觸之後，西方社會就有不少人對中國文化很是欣羨，並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這是事實，無可否認。但問題是：第一，這些欣羨者在何種範圍內欣羨中國文化。第二，他們在何種程度上理解了中國文化。第三，我們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是否一定要以他人的評價為評價標準。
在傳統社會，各民族居於相對封閉的地域，雖然各自的文化免不了要傳出國門，但卻隻是零散的，不成係統，由此決定了人們對異質文化的了解也是極其有限的，有如盲人摸象，難以了解其全部，其底蘊。同時，由於交往不多，一民族對另一民族之文化，常常帶著好奇的心理，很容易將對方神化，盡往好的方麵想。此種情況，即便今日也還是如此。時下中國大陸不少的年輕人，崇拜西方文化，相信西方一切都是美好的。實際上，他們對於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並無全麵的了解和深入的認識，完全憑著對異質文化的神化心理，盲目崇外。反過來說，今人尚有此種認識上的缺陷，在同中國交往不多的近代西方人，怎麼可能很好地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全景和內在精神呢？其評語又怎麼可以當作我們今日認識中國文化的依據呢？時下還有這樣一些怪現象：研究中國文化，不是看重中國人的研究成果，而是注重外國人是怎麼說的；評價中國人研究中國曆史文化的學術水平，不是看其學術水平究竟如何，而是看在外國有無影響，看外國人對其評價怎樣。如果某人的學問，在國外得到好評，那就了不得，身價陡漲。藝術也是這樣。比如一位中國畫的畫家，畫藝平平，但如果一個偶然的機會，畫作在國外得到好評，或賣出高價，馬上就會在國內畫壇走紅，並成為新聞媒介追蹤的對象。實際上，對中國畫的評價，最有發言權的是中國人。外國人沒有中國文化的薰陶和相應的人文環境，不可能領會中國畫的藝術精神，亦不可能判定作品的優劣。
大柢上說，近代以來的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情況也是這樣。他們雖然接觸過中國文化，但所知所感（除少數幾位漢學家外），恐怕都是些皮毛的東西，其評價更難說不是隔靴搔癢。
大約從10世紀以來，西方人通稱中國為契丹(Cathay)，稱中國人為契丹人(Cathayan或Cataian)。莎翁的《第十二夜》和《溫莎的風騷娘們》兩劇，就是以“契丹人”稱中國人的。在當時西方人的用語裏，“契丹人”是個純粹的貶義詞，意為騙子、流氓、滑頭等。16世紀下半葉英國皇室還曾有過一個向遠東發展的計劃，名為“契丹探險”，隻是計劃沒有成功。但是，在莎翁生活的時代，西方人又認為契丹和中國為兩個國家，所以他的《一報還一報》又出現過“中國”(China)這個詞。當時，學者們還就中國與契丹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的問題，引起過爭論。有人認為是兩個國家，契丹在北，中國在南；有人認為中國是契丹帝國之中的一個屬國。
可以看出，直到17世紀前後，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是相當膚淺的。比如，英國著名詩人彌爾頓在《失樂園》裏雖一再提到中國和契丹，但所描寫的盡是些荒誕的東西。他寫道：上帝創造了世界，撒旦好奇，決定到地球上來探探虛實，他變成一隻雕，從喜馬拉雅山飛下，想到印度去覓食，“途中，它降落在塞利卡那，那是一片荒原，那裏的中國人推著輕便的竹車，靠帆和風力前進”。這裏的“塞利卡那”(Sericana)，意為絲綢之國，是古代歐洲人對中國的稱呼。事實上，中國古代隻有木車，而沒有竹車，更沒有靠帆和風力前進的竹車。
需指出的是，17世紀前後，西方人同時又開始對中國文化有了較多的了解。1584年，西班牙人門多薩出版《中華大帝國風物史》，1616年，比利時人出版《中國傳教史》，1655年，葡萄牙人魯德照出版《中華帝國史》，1687年，著名傳教士柏應理在巴黎出版《中國哲學家孔子》，內含《大學》、《中庸》、《論語》三個拉丁文譯本。此外，當時各種報紙和雜誌都紛紛發表有關中國的報導性文章，並形成一種以談論中國為時髦的風尚。
這一時期，西方人欣羨中國文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孔子學說、中國政治及中國園林。他們認為孔子的道德學說簡直美妙極了，是任何其他民族都無法擁有的。英國政治家、散文家坦普爾就曾寫道：
“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倫理學，講的是私人道德，公眾道德，經濟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國之道，尤其是治國之道。他的思想與推論，不外乎說沒有好的政府，百姓不得安居樂業，而沒有好的百姓，政府就不會使人滿意。所以為了人類的幸福，從王公貴族以至於最微賤的農民，凡屬國民，都應當端正自己的思想，聽取人家的勸告，或遵從國家的法令，努力為善，並發展其智慧與德性。”①（①轉見範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第15頁。）
在現今中國一般讀者眼裏，對中國文化格外欣羨的西方人，最早要算伏爾泰和萊布尼茨。
萊布尼茨是西方世界第一個重視中國哲學的人，認為中國哲學中的“道”與他所構想的“單子”有著相同的地方，並根據中國《周易》的啟示，發明了二進位製，同時對中國的道德哲學也極感興趣。他說：
“就我們目前情況而論，道德敗壞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因此，我們幾乎覺得需要請中國的傳教士來到這裏，把自然神教的目的與實踐教給我們，正如我們給他們派了教士去傳授啟示的神學那樣。”①（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第29頁。）
又說：
“如果請一個聰明人當裁判員。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麼我們相信，他會把金蘋果送給中國人的，除非我們想超過他們，把上帝賜給我們的禮物，就是基督教，也就是一項超人的善，傳給他們。”②（②《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第30頁。）
也就是說，在萊布尼茨看來，就道德實踐而言，歐洲人應向中國人學習，但從根本上說，中國人還是不如歐洲人，因為西方人有啟示神學，而中國人卻沒有這種東西。而且，我們還應看到，萊布尼茨對中國人道德實踐的認識，也隻是《論語》等典籍所記載孔子的道德理想，而非中國人真實生活中的道德實踐。認識一個民族的道德水準和道德境界，主要是看它在真實生活的情況，而決不能停留在幾位理想主義思想家的願望上。願望與願望的落實畢竟不是一回事，中間有著一段很長的距離。再者，我們還不難發現這樣一種帶規律性的曆史文化現象：越是對道德理想重視的民族，越能說明該民族的道德實踐不甚理想。今日中國大陸，各家報紙雜誌紛紛報導見義勇為者同歹徒作鬥爭的優秀事跡，各級政府也極力予以表彰。如果不明實情，單單從新聞報導看，似乎今日的大陸人是何等的道德，何等的高尚。殊不知，這類報導越多，正好說明見義勇為的美德已幾乎喪失殆盡，人們的道德意識每況愈下。如今絕大部分的中國大陸人目睹流氓、偷盜、搶劫之類的事情，見怪不怪，早已麻木不仁，無動於衷，能見義勇為者實在太少，太可貴。又如，今日中國大陸倡行廉政，時有一些關於“清官”的報導和表彰，如果不明實情，僅以報紙或電視作根據，那就很容易得出政治清明，為官不貪，到處是海青天的結論。但如果撇開報紙，離開電視機，到各大飯店、賓館、夜總會去看看，到尋常百姓家去問問，所得到的結論定會兩樣。
伏爾泰是18世紀對中國文化最為推崇的西方哲人。在《風俗論》裏，他對中國文化崇拜得五體投地，將其看作世界上最好的一種文化，稱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談中國的曆史、風情、藝術和科學，尤其對中國的宗教和政治推崇備至，認為“孔子使世人獲得對神的最純真的認識”，中國的政治之所以穩定，就在於孔子所創的宗教符合道德理性。他在《哲學詞典》“中國”條中寫道：“我已經仔細讀了孔子的書，還作了摘要。我在其中隻看到最純粹的道理，而絲毫沒有騙人的東西。”
伏爾泰對中國的讚美，影響了當時法國一大批思想家。霍爾巴赫說：“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曆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瞭，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①（①轉見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5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波維爾甚至說：“如果中國的法律變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去向的美妙境界。”①（①轉見：《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53頁。）
伏爾泰等人對中國的欣羨，有著他們自己的思想動機和功利目的，即借用中國文化反對基督教的天啟神學和法國專製製度。在他們看來，中國人不拜偶像，沒有教會，崇拜天，而非崇拜上帝，與他們所宣揚的自然神論相一致。實際上，中國儒家思想與歐洲18世紀流行的自然神論並非類似，中國的專製製度也一點不比法國的專製遜色。即是說，伏爾泰等人並非了解中國，所認識的大多是一些書本上的東西，主要是《論語》、《大學》、《中庸》上所寫的和一些傳教士所記的浮淺報導。正因為這樣，伏爾泰對中國的讚美，當時就有人指之為“浮誇”、“褻瀆”和“俏皮話”。
在本世紀，對中國文化欣羨的西方人，以羅素最具代表性。關於他對中國文化評價之內容，本書第二章已有紹述，這裏不再贅言。需要讀者諸君注意的是，羅素來華講學和所寫的稱讚中國文化的文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後的事情。他稱讚中國文化，一方麵體現著他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不像其他一些西方人那樣，抱著“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詆毀中國文化，二是因為大戰給西方社會所帶來的災難，促使他深刻地反省西方文化。確切說，他是希望西方人從中國文化的優秀處，反思本民族文化之缺失，進而重建西方文化。但這並非意味著羅素將中國文化置於西方文化之上，也不是說他對西方文化的前途失去信心，而要到中國來尋找藥方。
事實上，近幾百年來的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從整體上說，批評者多於稱讚者，歧視者多於欣羨者。他們大多是抱著“歐洲中心主義”的心態，以本民族的利益觀來看待中國文化，即便今日還是這樣。因之，作為中國學者看待中國文化與中國問題，所相信的應該是自己的學識和自己的眼光。雖然這幾十年來，我們很難冷靜地反思過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問題，似乎總是被政治的傾向性和情感性的東西左右著我們的大腦，真可謂“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但是，外國人看中國文化與中國問題，畢竟是隔了一層，許多文化內核性的東西，他們是沒有辦法認識透切的。也就是說，我們既不能把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批評當作我們批評的標準，也不能把他們的欣羨當作我們欣羨的標準。“吾家舊物”受到別人的稱讚，自然是件好事，但切不可忘乎所以，失了自知之明。如果對“吾家舊物”，自己心裏沒有個底，人家說好就是好的，人家說壞就是壞的，這種態度實不足取，說到底，還是一種洋奴心態，盲目崇外。
第六章
內聖與外王
道德理想主義及其落實問題
就全人類的範圍而言，儒學的影響僅次於佛教和基督教。當公元7世紀前後日本人和朝鮮人紛紛來到中國，將其作為優秀的文化成果引出國門之後，儒學也就開始具備了國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