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八旗軍隊的開銷越來越大。比如各地駐防八旗最初核定編製都是幾千人，超過五千的極少。到近代，每一地的駐防八旗都超過了萬人。打仗不行，隊伍卻飛速膨脹。旗人拖家帶口，把當兵、當差變為一份職業，一個生存的保障。朝廷規定，駐防官兵不準於當地置產，死後不準於當地設立墳塋。在現實中成了一紙空文，八旗子弟該安家的安家，該娶小妾的娶小妾。他們連操練都不當一回事了，還會在乎軍紀嗎？
不幹事，旗人們都幹嘛去了？人家忙著呢！泡茶館、養寵物、玩票、賭博、鬥蟋蟀、放風箏、玩樂器、紮風箏，漢人吃喝玩樂、休閑遊戲的事情都學會了，還自創了許多娛樂形式——對中國民間文化來說，旗人立下了大功。圍繞駐地，旗人聚居，形成“旗城”，自成體係，有別於其他城區。
慢慢地，不少旗人還是變窮了。一方麵是家族繁衍，人口越來越多，但是這個體製能夠提供的鐵飯碗是有限的，不能吸納快速增長的旗人人口，注定有很多人補不了缺、當不了差，“閑散”下來。更主要的是旗人隻會享受，不會理財。發的“月錢”和其他收入，如果好好計劃，完全可以保證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卻經不住天天吃喝玩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旗人一旦養尊處優慣了，花銷越來越大，又不事生產，自然入不敷出，開支窘迫了。不過，他們普遍不在乎。隻要清朝不亡，鐵杆子莊稼就在，月錢還得發。旗人們仗著特權身份，到處賒賬，竟然變成一項時尚。明明口袋裏有錢，也要賒賬；明明揭不開鍋了，還是下館子逛戲院，似乎唯此才能彰顯身份。
滿族出身、父親在紫禁城當兵的老舍先生，寫有自傳性質的小說《正紅旗下》，生動地描述了清末北京城旗人的生活狀態。老舍大姐的公公和婆婆，就是一對“活寶”。
大姐的公公“除了他也愛花錢，幾乎沒有任何缺點。我首先記住了他的咳嗽，一種清亮而有腔有調的咳嗽，叫人一聽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兒。他的衣服非常整潔，而且帶著樟腦的香味，有人說這是因為剛由當鋪拿出來，不知正確與否。”“無論冬夏，他總提著四個鳥籠子，裏麵是兩隻紅頦，兩隻藍靛頦兒。他不養別的鳥，紅、藍頦兒雅俗共賞，恰合佐領的身份。隻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祿換了一隻雪白的麻雀。”
“親家爹雖是武職，四品頂戴的佐領，卻不大愛談怎麼帶兵與打仗。我曾問過他是否會騎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陣，而後馬上又說起養鳥的技術來。這可也的確值得說，甚至值得寫一本書！看，不要說紅、藍頦兒們怎麼養，怎麼蹓，怎麼‘押’，在換羽毛的季節怎麼加意飼養，就是那四個鳥籠子的製造方法，也夠講半天的。不要說鳥籠子，就連籠裏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鳥糞的小竹鏟，都是那麼考究，誰也不敢說它們不是藝術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經忘了自己是個武官，而把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與發笑都含有高度的藝術性，從而隨時沉醉在小刺激與小趣味裏。”
大姐婆婆“口口聲聲地說：父親是子爵，丈夫是佐領，兒子是驍騎校。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兒上並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有她的胖臉為證，她愛吃。這並不是說，她有錢才要吃好的。不！沒錢，她會以子爵女兒、佐領太太的名義去賒。她不但自己愛賒，而且頗看不起不敢賒、不喜歡賒的親友。雖然沒有明說，她大概可是這麼想：不賒東西，白作旗人！”
“對債主子們，她的眼瞪得特別圓，特別大；嗓音也特別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聽著！我是子爵的女兒，佐領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鐵杆兒莊稼！俸銀俸米到時候就放下來，欠了日子欠不了錢，你著什麼急呢！’這幾句豪邁有力的話語，不難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關時候的威風，因而往往足以把債主子打退四十裏。不幸，有時候這些話並沒有發生預期的效果，她也會瞪著眼笑那麼一兩下，叫債主子嚇一跳；她的笑，說實話，並不比哭更體麵一些。”
近代外國人觀察八旗軍隊，描述他們是一群穿著五顏六色的綾羅綢緞，提著煙槍、鳥籠，哼著曲子，嘻嘻哈哈的老百姓。他們的馬雇人牽著，槍雇人扛著，做個樣子罷了。就是當差的關丁、鹽丁，也不自己幹了，早就雇了下人去頂包。不得不操練或者“幹部選拔”考核的時候，旗人也雇槍手。鐵杆子莊稼是拔不了的，多少人靠形式主義混飯吃，於是考場上大家都睜隻眼閉隻眼，你好我好大家好。羅鍋、瘸子、聾子，都擠入軍隊。加上腐敗，坐吃空餉，揮霍浪費。八旗軍隊成了養老院、福利院。
最可怕的是，旗人們坐吃山空，還理直氣壯，覺得被人養著就是理所應當的。“以大姐的公公來說吧，他為官如何，和會不會衝鋒陷陣，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親友仿佛一致認為他應當食王祿，唱快書，和養四隻靛頦兒。一些有識之士，也覺得遊手好閑，坐吃山空不是辦法，也有去學習手藝的。但是這樣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認為他們沒有出息。”少數旗人，也想拋棄鐵飯碗，自立自強，或者生活難以為繼，想學門手藝，做個小買賣，養家糊口。不過，他們都偷偷摸摸的，像在做見不得人的事兒。一旦擔著貨擔撞到熟人，他們得說：“嗨，閑著沒事，來玩玩！”“這不是買賣，就是個玩意。要不，您也來吆喝兩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