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養八旗子弟成了清朝的沉重負擔。各部八旗長官，最擔心的不是軍隊戰鬥力，不是軍紀，而是如何養活那麼多張口。開支越來越大，朝廷的撥款是一定的，隻能出現虧空，整個部隊、整個體製都拆東牆補西牆，不堪重負。每當發錢糧的時候，就是長官們最頭疼的時候。錢糧發得遲了，或者分不好，就有旗人找上門來鬧，吹鼻子瞪眼，大喊“祖宗把血和汗都流盡了，我們就該拿份鐵杆子莊稼”，大叫“貪官無道，侵害良民”。官府還得好言相勸，不敢得罪。日子長了，賒賬多了，透支重了，高低貴賤的旗人都牽涉其中，一致要求“解決生活困難”。朝廷或者地方政府就得出麵，接下旗人們的爛賬，拿公款補貼旗人的私債。
清政府在後期征收很重的稅，相當一部分用來養活遊手好閑的旗人了。
然而，大清王朝供養八旗子弟，維持他們高標準的生活是有條件的，就是指望他們在危難時刻保衛朝廷。晚清內憂外患，就需要八旗子弟出來“還債”，保衛朝廷了。清政府也很重視八旗軍隊的改良，引進先進武器，希望訓練出近代化的八旗武裝。退膛炮代替了舊式大炮，嶄新的步槍代替了大刀，最新出廠的馬克沁機槍代替了長矛，清政府把最好的武器撥給了八旗子弟。結果怎樣呢？照樣是形式主義，槍是領了，但被旗人鎖在櫃子裏，看都沒看；等到欽差大臣來閱操的時候，不得不杵著槍，站一會兒。建製是新的，訓練是新的，辦的差事也是新的，但旗人還是雇人去出操出工。辛亥革命爆發時，很多旗人連射擊都不會，談何抵抗？
一些長官也想有所作為。在革命前夜，他們多少感覺到了危險臨近，不得不整頓軍隊，預作準備。在革命風起雲湧的廣州，駐防八旗編練了三個營的新軍，將近兩千人。練了兩年，廣州將軍搞實彈射擊，下死命令，要求必須是旗人親自射擊。結果場麵亂成一團，多數人雇人來裝填彈藥，隻有少數人會開槍，至於能射中靶子的人，屈指可數。
不過，不知情的革命黨人對裝備先進的旗人還是很忌憚的，在戰術上很重視旗人武裝。畢竟旗人占著要害重鎮，那黑洞洞的炮口、明晃晃的鋼槍，都在那擺著呢！弄不好，要犧牲好多革命同誌。結果，他們發現旗人壓根不足為慮。多數旗人在槍響後，都乖乖待在家裏，靜候新政權來收編。少數旗人跑出家門，一哄而散。隻有個別地區的旗人武裝，擔心反清排滿風潮，害怕漢人也來個“揚州十日”、“嘉興三屠”，所以拿槍頑抗。革命軍發現，對付頑抗旗人最好的辦法，就是找掩體藏好，聽旗人劈裏啪啦地放槍。等旗人子彈打完後，他們就會豎起白旗投降。旗人射擊根本沒有準確率可言，隻要不被流彈擊中，革命軍可以保證零傷亡。如果等不及聽完“槍炮交響曲”，你隻消用猛烈的火力壓製一下，旗人也會投降。害得個別想抵抗的軍官，無兵無將，無法“殺敵報國”。鎮江的載穆就有心抵抗，奈何部下旗人全都要求投降，他隻好一個人孤單地上吊殉節去了。
京師八旗的兵額最多，裝備也好。尤其是禁衛軍，在各支八旗隊伍中算是先進的。皇室用它來貼身護衛。南北和談達成，禁衛軍兵心不穩。他們倒不是要挽救清王朝，而是擔心清朝沒了，自己當不了禁衛軍，沒了月錢和待遇。身為統領的馮國璋隻好拿著《優待清室條件》，集合全體禁衛軍官兵訓話。他詳細說明皇室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變，禁衛軍照常當差，不會有變動。官兵還是出現騷動，哭泣聲、叫罵聲不絕，甚至有人持槍拔刀，大聲鼓噪起來。馮國璋以性命擔保，承諾與禁衛軍進退一致。官兵們不相信，騷動愈演愈烈。最後，馮國璋登台高呼，如果大家不信任，可以推舉兩個人持槍日夜守在我身邊，如果發現有違背諾言之處可以立刻將我擊斃。禁衛軍這才慢慢安靜下來，平靜接受了王朝覆滅的事實。之後，禁衛軍被改編為陸軍第16師，馮國璋守信用，一直保證這群老爺兵的“待遇不變”。結果，由京師八旗改編而來的第16師，上陣不行，鬧餉在行，成了直係軍閥的一大負擔。
辛亥革命能夠以很小的代價，相對和平地成功結束，旗人們也有一份功勞。革命黨人如果事先降低一下排滿的宣傳調子，突出一下“五族共和”，申明保護旗人生命和財產安全，估計連那一小部分抵抗的旗人也會靜靜呆在家裏，等待新政權來收編。旗人對革命的“功勞”也會更大。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麵的原因，八旗子弟的顢頇糊塗、懦弱無用，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
八旗子弟是被王朝體製廢掉的一群人。一個人不是憑真才實學，憑艱苦奮鬥，而是憑血緣關係獲得穩定的收入，躺在一個體製上閑逸度生，坐享其成，換作你，人生也會被廢掉。八旗子弟荒廢的悲劇，給後世的製度設計、人事激勵等等都提供了寶貴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