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宣統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槍聲響起，震驚清廷。北京城陷入一片恐慌，官府倉皇在京城戒嚴，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鉗製輿論。
10月12日，清政府民政部給內外城巡警總廳發文：“準陸軍部谘開，查鄂省近有匪徒聚眾滋事，意圖倡亂，現已派兵剿辦，京師五方雜處，誠恐無知愚民散布謠言，希冀煽惑，應即嚴加防範，以鎮人心。相應谘行查照預為防範，並希傳知在京各報館，關於此次鄂省匪徒倡亂情事，暫緩登載。”鎮壓起義，是陸軍部的分內之事。但陸軍部顯然對五方雜處的北京城的人心安定，也很在意，於是就給民政部發函，要求“配合工作”。民政部簡單地下令：不許刊登武漢起義的新聞！
一場有關武昌起義的新聞戰，就此打響。
清末，近代新聞業發展迅速，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媒體從業者普遍“革命化”，自覺不自覺地把目光投向官府的陰暗麵，巴望著政府出醜。革命黨人辦的報紙、雜誌自然如此，就是租界和使館區內的外國媒體，也混在革命浪潮中瞎起哄。批評官府、鼓吹革命儼然成了時尚潮流。
而當權者的疏忽與無能，客觀上也助長了這股潮流。攝政王載灃等滿族親貴上台後，對輿論控製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他們對許多東西的認識都不足，難怪體製內外的人都批評他們“年少輕浮”），放鬆了對媒體的控製。晚清新政運動搞得轟轟烈烈，轄區內辦了多少家報館、每天出幾份報紙，成了考核地方官的一項指標。之前對近代媒體幾乎一無所知的清朝官員們，為了通過考核，紛紛禮賢下士、海納百川，支持開報館出報紙，對過火的言行也睜隻眼閉隻眼。所以在清朝的最後幾年，新興媒體的生存環境大為改善，媒體記者和編輯們，還真找到點“無冕之王”的感覺，時不時破口大罵也能平安無事。
1908年，清政府頒布了中國第一部新聞法《大清報律》。報律規定，凡是年滿20歲的正常人，都可以成立媒體，隻要在發行前20天向衙門申報即可。除了少數幾條法律限製報道內容外，官府對報刊內容幾乎沒有限製。即便從業者違反了報律，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流配充軍甚至砍腦袋了，大不了就是罰款，最重的懲罰也就是查封報館。等到官差衙役去查封的時候，早就人去樓空了。查封後，原班人馬換個名字、租間房子又重操舊業，繼續罵官府。
比如，當時武漢的《大江報》就是革命黨的“機關報”，激烈抨擊清朝的內政外交，挖苦清朝官吏，毫不留情。1911年的7月，《大江報》發表短評《亡中國者和平也》、《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赤裸裸地鼓動暴力革命，號召推翻清政府。《大江報》太高調太過火了，湖北官府不得不出麵幹涉，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和“淆亂政體，擾亂治安”的罪名查封報社，逮捕主持人詹大悲。作者何海鳴聞訊“自首”。按說，湖北官府是根據報律“依法辦事”，結果引起全國輿論嘩然，一邊倒地支持《大江報》，各地革命報紙遙相呼應，一天好幾篇文章聲援。詹何二人最後被判處罰金800元。兩人都無錢繳納，被改判有期徒刑18個月。坐了兩個多月牢後，武昌起義爆發，兩人就出來做“革命元勳”了。
對於輕微的處罰，各家報刊都遵照執行，不過繳了罰款就發表《抗議聲明》，然後繼續罵政府。對於觸犯政治紅線的內容，記者編輯們就說反話、用曲筆，拐著彎地繞開限製。比如，《神州日報》一字一句地抄錄官府審訊革命黨人的供詞，變相闡述革命道理；平時大量發布各級官府發布的有關革命黨活動的通報、緝捕令等，變相宣傳革命形勢。
當12日民政部下令禁止北京城媒體刊登武昌起義新聞時，各家報館大多嗤之以鼻。之前，革命黨人的起義屢戰屢敗，尤其是4月份的廣州起義讓同盟會傷了元氣，傾心革命的記者編輯們大受打擊，提不起精神來。武昌的槍聲讓他們士氣大振，正想大展拳腳，哪裏會理會民政部的禁令。好在之前和官府的鬥爭，讓各家報館積累了充分的經驗，於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大家都琢磨著怎麼突破民政部禁令。
《國風日報》是同盟會在北京辦的報紙。當初，革命黨人白逾恒化名“烏有氏”到衙門注冊，竟然通過了！得知起義軍占領武昌後，《國風日報》馬上用二號大字排版，準備推出號外。警察趕緊過來幹涉，重申不準刊登起義消息。《國風日報》也不爭論。第二天，該報頭版開了大天窗，隻有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