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湖南最先響應。省會長沙被革命軍占領，全省震動。清朝的湖南衡永郴桂道道台通令各縣籌款上繳，預作鎮壓革命的準備。下屬的嘉禾縣知縣鍾麟接到命令，大哭一場後，召集士紳說：“我到任好幾年了，無德於民。如今造反紛起、朝廷危急，請在位諸位殺了我，向百姓謝罪。這樣如能讓縣城免於兵禍，我死無所恨！”
作為清朝兩千名基層知縣中的一員，鍾麟很清楚此時此刻縣裏的困境。他籌不了幾塊錢，也募不了幾個兵，拿什麼去鎮壓革命？鍾麟能做的，就是以退為進，打悲情牌逼士紳們表態支持官府鎮壓起義。他知道士紳們不會殺了他，也不希望士紳們真的響應革命。
然而，士紳們的態度並不像鍾麟希望的那般。
在場的士紳“皆相顧錯愕”。他們雖然沒有讚同革命，但也沒有支持官府，更沒有答應出錢出人，而是“好語慰之”。士紳們大致勸鍾麟不必尋死覓活的、不要擔心之類的，然後就散了。麵對突如其來的革命，他們選擇了觀望。對鍾麟來說，這是可怕的觀望：觀望意味著不效忠，說明士紳們對朝廷的失望。
何永清是該縣的典史，宦海沉浮多年，縣裏的胥吏、差役們都敬畏他，算是本縣的實權人物。士紳們認為他能穩定住局勢。更重要的是，知縣鍾麟是旗人，何永清是漢人，符合當時“排滿”的革命標準。於是，有士紳就來遊說他：“知縣大人是旗人，革命軍恐怕容不下他。如果革命蔓延到本縣，我們願意擁戴你主持新政府。”但是，何永清決心效忠清王朝，謝絕了士紳們的好意，發誓與鍾麟一起死守嘉禾，抵抗革命。
革命之火迅猛燃燒。嘉禾縣眼看不能幸免。何永清無計可施，痛哭之後，把官印掛在身上，上吊自殺了。11月11日，距離武昌起義爆發整整一個月後，嘉禾也爆發了起義。革命軍圍攻縣署，鍾麟端坐堂上，服下金屑自盡。嘉禾縣“光複”，士紳們鹹與維新去了。
鍾麟、何永清的事跡，被收入《清史稿·忠義十》之中，成為傳統的忠臣義士的典範。清亡民興的變亂中，為清朝殉節的官吏並不多。但清史稿的修撰者還是搜羅了數以百計的殉節者，全都記載在這一卷中。細讀此卷，發現多數殉節者是陣亡、自盡的八旗子弟。他們的死難，能否稱為“殉節”是存疑的。同一卷中出現了革命過程中，旗人被“剖心臠割死”、“縛於樹，支解死”、“剁屍如泥”等記載，“旗人皆自危，頗有無故被殺者”。因此，很多死難旗人是被動遇害，或者是在民族矛盾極端激化的大環境中因恐懼而自殺的。
死難官員的事跡，才是真正的殉節。《清史稿》的記載也更詳細。但在死難官員中，文官按察使（三品）以上、武官參將（三品）或者協統（旅長）以上的屈指可數，就是道台、標統也少見，多數是鍾麟、何永清那樣的州縣官員。
這些州縣殉節者，是帝王政治體製下的失敗者。他們幾乎有著相同的仕途特點：起點低、級別低、關係差，長期得不到提升，很多人注定要在小官下僚的職位上退休終老。比如何永青是四川新津的普通漢人，沒有家庭背景，沒有科舉功名，花錢買了一個典史的官職，被分配到湖南任職，代理過州同知、吏目等小官，始終沒有升遷；殉節的山西同知陸敘釗，順天大興的漢人，沒有功名，從小從軍西北，因功被保薦為知縣，分配山西當了22年州縣官。《清史稿》一再說他治官“有聲”、“得民”，治理得“縣境晏然”，但就是得不到提升；殉節的浙江蘭溪知縣黃為熊，是江西德化的漢人，有舉人功名，但沒考上進士。清朝每六年在長期考不上進士的舉人中，挑選一批人當官，稱之為“大挑”。黃為熊就被挑中出任知縣，分配到浙江後代理過於潛、東陽、蘭溪等縣知縣。清史稿說他政績斐然，處理了成百上千的積案、清剿幹淨了蘭溪縣的盜匪，還興學重農，廣受褒獎，但就是一直沒有實授官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