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吏治不好，孔方兄當道，賢能失勢。加上僧多粥少，一個官位之後排著一溜候補之人，一般官吏如果沒有關係沒有金錢，很難進步。州縣官員本來升遷的空間不大，如此一來，晚清州縣官職更是雞肋，如不出意外永無出頭之日。
然而，王政之基在州縣。晚清各項政令最終都要基層的州縣官員去落實。州縣官員承擔了越來越大的工作量，支撐著清王朝踉踉蹌蹌地繼續前行。一個負責的州縣官員必然是異常忙碌的。除了傳統的錢糧、刑名、文教和迎來送往外，他們還是晚清“新政”的貫徹者、落實者。遠在北京朝廷的袞袞諸公，號召富國強兵，要練新軍辦實業學習西方，每一個口號每一項政策都夠地方官員忙的。比如朝廷要求各省編練新軍，每省預定兩個鎮（師）。為了編練兩個鎮的新軍，就要創辦軍校、輜重後勤，還要裁撤舊軍安置舊人，哪一筆都是不菲的開支。但朝廷隻給任務，沒撥資金，要各州縣自籌。又比如朝廷廢科舉辦新學，原本是好事，但同樣隻考核各縣要完成的“辦學目標”，卻不告訴如何汰舊立新，更沒有撥款，一味把壓力和包袱甩給基層官員。再比如創辦近代工業，學西方辦圖書館、博物館和慈善機構等，朝廷也都“有章可循”，考核標準曆曆在目，卻不問新事物如何與基層的舊結構、舊事物銜接……晚清政策顯得相當浮躁，急於與傳統劃清界限，像是中國社會上浮著的一層油脂。1901年後的新政和1906年的立憲等改革，更像是王朝上層的一場自娛自樂。
雖然執行的是“新政”，清史稿中殉節的諸位州縣官員卻都是“舊人”，沒有一個新式學生，沒有一個留洋的海歸。很多人走的是“讀書——當官”的老路。新政甫起，他們的擔子日益沉重。中央集權的思路沒有變，曆代朝廷對州縣權力的限製越來越大，州縣官員“自選動作”的空間其實很小。晚清的朝廷更是集權，凡是有利可圖的，比如鹽政、比如路權，都收歸國有，凡是繁瑣的、無利的則甩給州縣。但是要完成改革任務、達到考核要求，州縣官員必須擁有更大的財權、事權。遺憾的是，沒有。這就意味著他們必須戴著枷鎖起舞，各顯神通，甚至走旁門左道來完成自己都不甚理解的任務。
上層的種種政策，對基層社會也有巨大的影響。士紳階層千百年來，在官府和百姓之間發揮著中轉調劑作用。改革讓他們眼花繚亂，讓他們利益受損。他們看到的是，種種利權被官府收走，自己卻沒分沾改革成果。清王朝讓百姓承擔改革成本，卻任由一小撮人霸占了改革的成果。也許，清末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提高了百姓的權利意識。接觸的新事物雖然有限，卻讓他們知道了“權利”二字，增加了鬥爭意識和技巧。我們會發現，在革命爆發前的幾年，各地爆發的百姓維權鬥爭日益增多。自然，維穩的壓力也落在了州縣官員頭上。他們一邊要推行激發維權鬥爭的政策，一邊不得不降低姿態來與士紳階層對話。如此反複，結果往往是士紳階層不僅對朝廷失去了信心，對原本親近的父母官也疏遠了。
州縣官員就在上下壓力之間的夾縫中，艱難維持著地方的運作。而這夾縫越來越小，官越來越不好當。我傾向於相信，是傳統知識分子入世濟民的信念和古老的“父母官”心態，推動著晚清州縣官員肩負著不相稱的重擔踉蹌前行。
同樣，他們在革命變亂中付出生命代價的舉動，與其說是“殉節”，更像是在恪守州縣長官保境安民的職責——盡管他們對安定、對百姓利益的認知可能有問題。
四川是蒙受革命破壞較大的省份。革命爆發時，亂軍湧入石堤厘局（抽取商稅的機關），逼索稅款。負責厘局的曹銘拒絕交錢，被亂軍紮了十餘刀，也沒有泄露錢在哪裏。亂軍走後，鄉紳們來看他，曹銘指出稅金埋藏的地窖所在，看著鄉紳們點驗完畢才閉上眼睛。曹銘的“殉節”，未必是對清王朝的愚忠，更像是忠於職守。清史稿說曹銘是浙江上虞人，讀書出身，但沒有功名，從給他人當幕僚開始，憑著苦勞一步步升遷。他負責的厘局地處川、黔、楚三省要道，收入頗豐。前任都貪汙中飽，曹銘卻絲毫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