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亂一起，各種利益集團都想維權擴張，想當豪強霸主的人也不在少數。基層亂象難以避免。基層官員就成了變亂的目標。州縣官員們往往要以一己之力應付亂局。辛亥革命中，福建泰寧知縣李秉鈞就說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話：“縣治無官，民將失所。”他召集地方士紳商議保家衛縣的措施，商定後再服藥自殺。李知縣顯然是一個開明且責任感極強的人。浙江蘭溪知縣黃為熊則遭遇亂民來奪大印。他“正色諭之”，無奈秀才遇見兵，無理可講，抱著官印上吊自盡。天津武清的曹彬孫，是四川開縣知縣，在革命爆發時尚未赴任，逗留在夔府（奉節）。川鄂一帶革命烈焰高漲，很多在任官員都棄官而逃，曹知縣尚未到任，原本沒有他什麼事情，他卻協助夔府本地官員防衛。一次在率團勇出巡時，遭遇亂軍，團勇一哄而散，曹彬孫被捕，腦袋被割下來放在縣衙公案上示眾。
貴州貴築人楊調元，光緒二年進士，以戶部主事起步，起點不低，但外放陝西後，曆任紫陽、長安、華陰、華州、鹹陽、富平、渭南等縣知縣，資曆越熬越深，官位卻原地踏步，甚至在華州任上“以獄事忤上官，解任”。清史稿說他“緝捕有名”，還“疏濬河渠”，“複民田五萬畝”，無疑是傳統意義上的能臣幹吏，就是沒留下什麼“新政”的功績。
恰恰是楊調元，在辛亥革命中幾乎成了清朝在陝西南部的擎天一柱。陝西新軍起義，西安光複，“諸守令多委印去”，楊調元正代理著渭南知縣，沒有逃跑，而是“與城存亡，亟召紳民議守禦”。他成功招募了陝西社會特有的“刀客”，編成武裝力量。清史稿說楊調元招募了上萬名刀客，估計是誇張（如果是真的，楊調元都可以去“收複”西安了），但這支隊伍實力不容小覷卻是真的。當時陝西南部一帶盜匪蜂起，亂得很，渭南縣因為守禦嚴密，保得平安。後來，軍政府派人來接收渭南政權。楊調元不讓新軍入城，說“吏所職，保民耳”，要求接收者單身入城，如敢侵犯百姓“當與決生死”。在辦理交接時，新人語氣淩厲，讓楊調元接受不了。他躑躅走到衙門後園，歎道：“吾宜應死，所以委曲遷就，欲脫吾民兵禍而後歸死耳。卼辱至此，尚可一息偷生乎？”投井自殺。
楊調元的遺言值得揣摩。他還是把“脫吾民兵禍”放在了“歸死”前麵。父母官的責任感很重，也采取了實際行動；報效君王的念頭也有，但他沒有采取實質行動。楊調元已然對清王朝的延續失去了信心，坐等接收。
同是州縣官員，宋亡有文天祥、陸秀夫，元亡有王保保，明亡有鄭成功、張煌言，清亡又有誰負隅頑抗呢？一來，州縣無死忠報效之官，二來，地方無感恩捍衛之民。就在不久前，清王朝還今日辦一事，明日興一政，後日又在謀劃某某新策，看來頗有一番作為，不時收獲光鮮錚亮的政績，其實削弱了基層州縣的執政能力，疏遠了州縣官紳，最終失去了天下。
辛亥革命實際上是一場“城市革命”，或者說是“上層革命”。革命爆發於大城市，主力是知識分子和城市精英，並沒有深入廣大的鄉鎮和農村地區。那麼，這麼一場範圍有限的革命，為什麼迅速、和平地成功了呢？因為，廣袤的鄉村、數以千計的小縣城，是中國的主要部分。它們的傾向決定著政治運動的命運。槍聲在大城市響起後，縣城裏的士紳、鄉間地頭的百姓對清王朝的危亡漠然無視，部分人還湧起來響應起義。最後，統治者被百姓拋棄了，清王朝輕輕地就被基層“卸載”了。
隻是苦了那些埋頭實幹、臨了恪盡職守的“殉節”小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