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偽。例如今本《管子》，有“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等語。此明是墨翟、宋鈃以後之思想；當管仲時，並寢兵兼愛等學說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評反對者？《素問靈樞》中言陰陽五行，明是《鄒衍》以後之思想；黃帝時安得有此耶？（看今人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二十一、二十二頁。）
以上十二例，其於鑒別偽書之法，雖未敢雲備；循此以推，所失不遠矣。一麵又可以應用各種方法，以證明某書之必真：
（一）例如《詩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經六朝唐元清諸儒推算，知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確有日食。中外曆對照，應為西紀前七七六年，歐洲學者亦考定其年陽曆八月二十九日中國北部確見日食。與前所舉《胤征篇》日食異說紛紜者正相反。因此可證《詩經》必為真書，其全部史料皆可信。
（二）與此同例者，如《春秋》所記“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食”，“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日食”。據歐洲學者所推算，前者當紀前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後者當紀前六○一年九月二十日，今山東兗州府確見日食。因此可證當時魯史官記事甚正確；而《春秋》一書，除孔子寓意褒貶所用筆法外，其所依魯史原文，皆極可信。
（三）更有略同樣之例，如《尚書·堯典》所記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據日本天文學者所研究，西紀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確是如此。因此可證《堯典》最少應有一部分為堯舜時代之真書。
（四）書有從一方麵可認為偽，從他方麵可認為真者。例如現存十三篇之《孫子》，舊題春秋時吳之孫武撰。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其內容，確不能信其為春秋時書。雖然，若謂出自秦漢以後，則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漢書·藝文誌》兵家本有《吳孫子》、《齊孫子》之兩種，“吳孫子”則春秋時之孫武，“齊孫子”則戰國時之孫臏也。此書若指為孫武作，則可決其偽；若指為孫臏作，亦可謂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書》等，性質亦略同。若指定為管仲、商鞅所作則必偽；然其書中大部分要皆出戰國人手。若據以考戰國末年思想及社會情狀，固絕佳的史料也。乃至《周禮》謂為周公作固偽，若據以考戰國秦漢間思想製度，亦絕佳的史料也。
（五）有書中某事項，常人共指斥以證其書之偽，吾儕反因此以證其書之真者。例如前所述《竹書紀年》中“啟殺益，太甲殺伊尹”兩事，後人因習聞《孟子》、《史記》之說，驟睹此則大駭。殊不思孟子不過與魏安厘王時史官同時，而孟子不在史職，聞見本不逮史官之確。司馬遷又不及見秦所焚之諸侯史記，其記述不過踵孟子而已；何足據以難《竹書》？而論者或因此疑《竹書》之全偽；殊不知凡作偽者必投合時代心理，經漢魏儒者鼓吹以後，伯益伊尹輩早已如神聖不可侵犯，安有晉時作偽書之人乃肯立此等異說以資人集矢者？實則以情理論，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異類，逼位謀篡，何足為奇？啟及太甲為自衛計而殺之，亦意中事。故吾儕寧認《竹書》所記為較合於古代社會狀況。《竹書》既有此等記載，適足證其不偽；而今本《竹書》削去之，則反足證其偽也。又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歎“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不應如此。推孟子之意，則《逸周書》中《克殷》、《世俘》諸篇，益為偽作無疑。其實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曆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而《逸周書》敘周武王殘暴之狀，或反為真相。吾儕所以信《逸周書》之不偽，乃正以此也。
（六）無極強之反證足以判定某書為偽者，吾儕隻得暫認為真。例如《山海經》、《穆天子傳》，以吾前所舉十二例繩之，無一適用者。故其書雖詭異，不宜憑武斷以吐棄之。或反為極可寶之史料，亦未可知也。
以上論鑒別偽書之方法竟，次當論鑒別偽事之方法。
偽事與偽書異，偽書中有真事，真書中有偽事也。事之偽者與誤者又異，誤者無意失誤，偽者有意虛構也，今請舉偽事之種類：
（一）其史跡本為作偽的性質，史家明知其偽而因仍以書之者。如漢魏六朝篡禪之際種種作態，即其例也。史家記載，或仍其偽相，如陳壽；或揭其真相，如範曄。試列數則資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