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誌·武帝紀》） （《後漢書·獻帝紀》）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 曹操自領冀州牧
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為丞相 曹操自為丞相
天子使郗慮策命公為魏公加九錫 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張音奉璽綬禪位 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
此等偽跡昭彰，雖仍之不甚足以誤人；但以雲史德終不宜爾耳。
（二）有虛構偽事而自著書以實之者。此類事在史中殊不多覯。其最著之一例，則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將一時將相若賀若弼李密房玄齡魏征李勣等，皆攀認為其門弟子，乃自作或假手於其子弟以作所謂《文中子》者，曆敘通與諸人問答語，一若實有其事。此種病狂之人，妖誣之書，實人類所罕見。而千年來所謂“河汾道統”者，竟深入大多數俗儒腦中，變為真史跡矣。嗚呼讀者當知，古今妄人非僅一王通，世所傳墓誌家傳行狀之屬，汗牛充棟，其有以異於《文中子》者，恐不過程度問題耳。
（三）有事跡純屬虛構，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資格，幾令後人無從反證者。例如前清洪楊之役，有所謂賊中謀主洪大全者，據雲當發難時，被廣西疆吏擒殺。然吾儕乃甚疑此人為子虛烏有，恐是當時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雖然，既已形諸章奏，登諸實錄，吾儕欲求一完而強之反證，乃極不易得。茲事在今日，不已儼然成為史實耶？竊計史跡中類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謂宜常以老吏斷獄之態臨之，對於所受理之案牘，斷不能率爾輕信。若不能得確證以釋所疑，寧付諸蓋闕而已。
（四）有事雖非偽，而言之過當者。子貢雲：“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莊子雲：“兩善必多溢美之言，兩惡必多溢惡之言。”王充雲：“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是故無論何部分之史，恐“真跡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論衡》中《語增》、《儒增》、《藝增》諸篇所舉諸事，皆其例也。況著書者無論若何純潔，終不免有主觀的感情夾雜其間。例如王閩運之《湘軍誌》，在理宜認為第一等史料者也。試讀郭嵩燾之《湘軍誌’曾軍篇》書後，則知其不實之處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
（五）史文什九皆經後代編史者之潤色，故往往多事後增飾之語。例如《左傳》莊二十二年記陳敬仲卜辭，所謂“有媯之後，將育於薑，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等語。苟非田氏篡齊後所記，天下恐無此確中之預言。襄二十九年記吳季劄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晉後所記，恐亦無此確中之預言也。乃至如諸葛亮之《隆中對》，於後來三國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雖日遠識之人，鑒往知來，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銖黍不忒，實足深怪。試思當時備亮兩人對談，誰則知者？除非是兩人中之一人有筆記；不然，則兩人中一人事後與人談及，世．乃得知耳。事後之言，本質已不能無變；而再加以修史者之文飾。故吾儕對於彼所記，非“打折頭”不可也。
（六）有本意並不在述史，不過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書中所記，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論行事，並非曆史上人物之言論行事。此種手段，先秦諸子多用之，一時成為風氣。《孟子》言“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此語最得真相。先秦諸手，蓋最喜以今人而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錯引“神農之教”，非神農之教，殆許行之徒之教也。豈惟許行？諸子皆然。彼“言必稱堯舜”之孟子，吾儕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為堯舜之言者孟軻也。此外如墨家之於大禹，道家陰陽家之於黃帝，兵家之於太公，法家之於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則愈舉己所懷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麵目乃愈淆亂，《韓非子》雲：“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誰將使定儒墨之誠乎？”是故吾儕對於古代史料，一方麵患其太少，一方麵又患其太多。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闕疑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