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有其事雖近偽，然不能從正麵得直接之反證者，隻得從旁麵間接推斷之若此者，吾名曰比事的推論法。例如前所舉萬章“問孔子於衛主癰疽”事，同時又問“於齊主侍人瘠環”。孟子答案於衛雖舉出反證；於齊則舉不出反證，但別舉“過宋主司城貞子”之一旁證。吾儕又據《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遊齊主高昭子，二次三次遊衛皆主蘧伯玉，因此可推定孔子所主皆正人君子，而癰疽瘠環之說，蓋偽也。又如魯共王孔安國與《古文尚書》之關係，既有確據以證其偽；河間獻王等與《古文毛詩》之關係，張蒼等與《古文左傳》之關係，亦別有確據以證其偽；則當時與此三書同受劉歆推獎之《古文周官》《古文逸禮》，雖反證未甚完備，亦可用“晚出古文經蓋偽”之一假說略為推定矣。此種推論法，應用於自然科學界，頗極穩健；應用於曆史時，或不免危險因曆史為人類所造，而人類之意誌情感，常自由發動，不易執一以律其他也。例如孔子喜親近正人君子，固有證據；然其通變達權，亦有證據。南子而肯見，佛肸弗擾召而欲往，此皆見於《論語》者，若此三事不偽，又安見其絕對的不肯主癰疽與瘠環也？故用此種推論法，隻能下“蓋然”的結論，不宜輕下“必然”的結論。
第七，有不能得“事證”而可以“物證”或“理證”明其偽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論法。例如舊說有明建文帝遜國出亡之事，萬斯同斥其偽，謂“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錢大昕著《萬季野傳》）此所謂物證也。又如舊說有“顏淵與孔子在泰山望閭門白馬，顏淵發白齒落”之事，王充斥其偽，謂“人目斷不能見千裏之外”；又言：“用睛暫望，影響斷不能及於發齒。”（《論衡·書虛篇》）此皆根據生理學上之定理以立言，雖文籍上別無他種反證，然已得極有價值之結論。此所謂理證也。吾儕用此法以馭曆史上種種不近情理之事，自然可以廓清無限迷霧。但此法之應用，亦有限製；其確實之程度，蓋當與科學智識駢進。例如古代有指南車之一事，在數百年前之人，或且度理以斷其偽；今日則正可度理以證其不偽也。然則史中記許多鬼神之事，吾儕指為不近情理者，安知他日不發明一種“鬼神心理學”，而此皆為極可寶之資料耶？雖然，吾儕今日治學，隻能以今日之智識範圍為界，“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終是寡過之道也。
本節論正誤辨偽兩義，縷縷數萬言，所引例或涉及極瑣末的事項，吾非謂治史學者宜費全部精神於此等考證，尤非謂考證之功，必須遍及於此等瑣事。但吾以為有一最要之觀念為吾儕所一刻不可忘者，則吾前文所屢說之“求真”兩字——即前清乾嘉諸老所提倡之“實事求是”主義是也。夫吾儕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後，尚須對於此事運吾思想，騁吾批評。雖然，思想批評必須建設於實事的基礎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將為枉用，其批評將為虛發。須知近百年來歐美史學之進步，則彼輩能用科學的方法以審查史料，實其發軔也。而吾國宋明以降學術之日流於誕渺，皆由其思想與批評，非根據於實事，故言愈辯而誤學者亦愈甚也。韓非曰：“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我國治史者，惟未嚐以科學方法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則誣之弊，往往而有。吾儕今日宜篳路藍縷以辟此塗，務求得正確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評之基礎；且為後人作計，使踵吾業者，從此得節嗇其精力於考證方麵，而專用其精力於思想批評方麵，斯則吾儕今日對於斯學之一大責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