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附會 自己有一種思想，或引古人以為重，或引過去事實以為重，皆是附會。這種方法，很帶宣傳意味，全不是事實性質。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個榜樣，便附會出完廩浚井等等事實來。想提倡夫婦情愛，便附會出木巳梁哭夫的事實，一哭會把城牆哭崩了。愈到近代，附會愈多。關於政治方麵，如提倡共和政體，就附會到堯舜禪讓，說他們的“詢於四嶽”，就是天下為公，因說我們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關於社會方麵，如提倡共產製度，就附會周初井田，是以八家為井，井九百畝，每家百畝，公田百畝，因說我們古代也講土地國有，平均勞逸，這種附會，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錯了。即如堯舜禪讓，有沒有這回事，尚是問題；勉強牽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結果兩敗俱傷。從事實本身說，失卻曆史的忠實性；從宣傳效力說，容易使聽的人誤解。曹丕篡漢時，把那鬼混的禪讓禮行完之後，他對人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學子誤解了堯舜“詢於四嶽”，以為就是真正共和，也學曹丕一樣說，“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嗎？總之，我們若信仰一主義，用任何手段去宣傳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傳工具。非惟無益，而又害之。
（三）武斷 武斷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應該，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為曆史事實，散亡很多，無論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樣。對於一件事的說明，到了材料不夠時，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辭孤證，便很高興，勉強湊合起來，作為事實。因為材料困難，所以未加審擇，專憑主觀判斷，隨便了之。其結果就流為武斷了。固然，要作一部曆史，絕對不下斷案是不行的。斷案非論斷，乃曆史真相。即如堯、舜禪讓，究竟有沒有這回事，固極難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麵的意見，擇善而從，下一個“蓋然”的斷案。但是不要太愛下斷案了。有許多人愛下判斷，下得太容易，最易陷於武斷：資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複刪除；甚至因為資料不足，從事偽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楊升庵等皆是。
忠實的史家對於過去事實，十之八九應取存疑的態度。即現代事實，亦大部分應當特別審慎，民國十五年來的事實，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斷案，我自己就常無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戰事，吳佩孚在漢口，究竟如何措施？為什麼失漢陽，為什麼失武勝關？若不謹慎，遽下斷案，或陷於完全錯誤，亦未可知。又如同學之間，彼此互作傳記，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寫出來，尚不容易；何況古人，何況古代事實呢？所以曆史事實，因為種種關係，絕對確實性很難求得的時候，便應采取懷疑態度，或將多方麵的異同詳略羅列出來。從前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同時就作考異，或並列各說，或推重一家。這是很好的方法。
總而言之，史家道德，應如鑒空衡平，是什麼，照出來就是什麼，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見鏟除淨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但這些話，說來雖易，做到真難。我自己會說，自己亦辦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諸君亦用鑒空衡平的態度來批評。
乙 史學
有了道德，其次要講的就是史學。前人解釋史學，太過空洞，範圍茫然，無處下手。子元、實齋雖稍微說了一點，可惜不大清楚。現在依我的意見，另下解釋。
曆史範圍，極其廣博。凡過去人類一切活動的記載都是曆史。古人說，“一部十七史，何從說起？”十七史已經沒有法子讀通，何況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況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煙海的其他書籍呢？一個人想將所有史料，都經目一遍，尚且是絕對不可能之事；何況加以研究組織，成為著述呢？無論有多大的天才學問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辦，絕無其事。我年輕時，曾經有此種野心，直到現在，始終沒有成功。此刻隻想能夠在某部的專史，得有相當成績，便躊躇滿誌了。所以凡做史學的人，必先有一種覺悟，曰：貴專精不貴雜博。
孔子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我們做學問，切勿以為“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想要無所不知，必定一無所知。真是一無所知，那才可恥喲。別的學問如此，史學亦然。我們應該在全部學問中，劃出史學來；又在史學中，劃出一部分來：用特別興趣及相當預備，專門去研究它。專門以外的東西，盡可以有許多不知；專門以內的東西，非知到透徹周備不可。所以我們做史學，不妨先擇出一二專門工作，作完後，有餘力，再作旁的東西。萬不可以貪多。如想做文學史，便應專心研究，把旁的學問放開。假使又嫌文學史範圍太大，不妨再擇出一部分，如王靜安先生單研究《宋元戲曲史》之類。做這種工作，不深知詩史詞史，或可以；對於本門，則務要盡心研究，力求完備。如此一來，注意力可以集中，訪問師友，既較容易，搜集圖書，亦不困難，才不至遊騎無歸，白費氣力。有人以為這樣似太窄狹，容易拋棄旁的學問，其實不然。學問之道，通了一樣，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學問門類雖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腦，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詢問、搜集，養成習慣，可以應用到任何方麵。好像攻打炮台，攻下一個，其餘就應手而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