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前代史家，或不認識他的價值，或把他的動機看錯了，因此所記的事跡，便有偏頗，不能得其真相。這類事實，史上亦很多，應該替他改正。譬如提倡新法的王安石，明朝以前的人都把他認為極惡大罪，幾欲放在奸臣傳內，與蔡京、童貫同列。《宋史》本傳雖沒有編入奸臣一類，但是天下之惡皆歸，把金人破宋的罪名亦放在安石頭上。這不是托克托有意誣蔑他，乃是托克托修《宋史》的時候，不滿意安石的議論在社會上已很普遍了，不必再加議論，所載事跡已多不利於安石，讀者自然覺其可惡。但是我們要知道王安石絕對不是壞人，至少應當如陸象山《王荊公祠堂記》所批評，說他的新法，前人目其孳孳為利，但此種經濟之學，在當時實為要圖。朱子亦說他“剛愎誠然有之，事情應該作的”。他們對於安石的人格，大體上表示崇敬。但是《宋史》本傳那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們認為有改作的必要。乾嘉時候蔡元鳳（上翔）作《王荊公年譜》專門做這種工作，體裁雖不大對，文章技術亦差，惟極力為《荊公》主張公道，這點精神卻很可取。又如，秦代開國功臣的李斯，為二世所殺，斯死不久，秦國亦亡。漢人對於秦人，因為有取而代之的關係，當然不會說他好。《史記》的《李斯傳》，令人讀之不生好感。李斯旁的文章很多，一概不登；隻登他的《諫逐客書》及《對二世書》，總不免有點史家上下其手的色彩。他的學問很好，曾經作過戰國時候第一流學者苟卿的學生；他的功業很大，創定秦代的開國規模；間接又是後代的矩範。漢代開國元勳如蕭何、曹參都不過是些刀筆小吏，因緣時會，說不上學問，更說不上建設。漢代製度，十之八九從秦代學來。後代製度，又大部分從漢代學來。所以李斯是一個大學者，又是頭一個統一時代的宰相，憑他的學問和事功，都算得曆史上的偉大人物，很值得表彰一下。不過遲至現在，史料大都湮沒，隻好將舊有資料補充補充。看漢人引用秦人製度的地方有多少。也許可以看出李斯的遺型。總之李斯的價值要從新規定一番，是無疑的。
（3）為一種陳舊觀念所束縛，戴起著色眼鏡看人，把從前人的地位身份全看錯了。這類事實，史上很多。應該努力洗刷。例如曹操代漢，在曆史上看來，這是力征經營當然的結果，和漢高祖、唐太宗們之得天下實在沒有什麼分別。自從《三國演義》通行後，一般人都當他作奸臣，與王莽、司馬懿同等厭惡。平心而論，曹操與王莽、司馬懿絕然不同。王莽靠外戚的關係，騙得政權；即位之後，百事皆廢。司馬懿為曹氏顧命大臣，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這兩人心地的殘酷，人格的卑汙，那裏夠得上和曹孟德相提並論？當黃巾、董卓、李催、郭汜多次大亂之後，漢室快要亡掉；曹孟德最初以忠義討賊，削平群雄。假使爽爽快快作一個開國之君，誰能議其後？隻因玩一回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竟被後人搽上花臉，換個方麵看待。同時的劉備、孫權，事業固然比不上曹操的偉大，人格又何嚐能比曹操高尚？然而曹操竟會變成天下之惡皆歸，豈非朱子《綱目》以後的史家任情褒貶，漸失其實嗎？又如劉裕代晉，其撥亂反正之功，亦不下於曹操。看他以十幾個同誌，在京口起義，何等壯烈！滅南燕，滅姚秦，把五胡亂華以後的中原，幾乎全部恢複，功業何等雄偉！把他列在司馬懿蕭道成中間，看做一丘之貉，能算公平嗎？宋以後的士大夫，對於曹操、劉裕一類人物，特別給他們不好的批評，一麵是為極狹隘極冷酷的君臣之義所束縛，以一節之短處，抹殺全部的長處，一麵因為崇尚玄虛，鄙棄事功，成為牢不可破的謬見。對於這類思想的矯正，固然是史評家的責任最大，但敘述的史家亦不能不分擔其責。總而言之，凡舊史對於古人價值認識錯誤者，我們都盡該下番力功夫去改正他。
（五）皇帝的本紀及政治家的列傳，有許多過於簡略，應當從新作過。因為所有本紀，在全部二十四史中，都是編年體，作為提綱絮領的線索，盡是些官樣文章，上麵所載的都不過上諭日蝕饑荒進貢任官一類事情。所以讀二十四史的人，對於名臣碩儒，讀他們的列傳，還可以看出一個大概；對於皇帝，讀他們的本紀，反為看不清楚。皇帝的事往往散見在旁的列傳中，自然不容易得整個的概念了。皇帝中亦有偉大人物，於國體政體上別開一個生麵，如像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漢光武、魏武帝、漢昭烈帝、吳大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清聖祖、清世宗、清高宗，何止一二十個人，都於一時代有極大的關係。可惜他們的本紀作得模糊影響，整個的人格和氣象完全看不出來。此外有許多大政治家亦然，雖比皇帝的本紀略為好些，但因為作的是列傳，許多有關係的事實不能不割裂到其他有關係的人物的傳中去。即如諸葛武侯的事跡，單看《三國誌》的《諸葛亮列傳》，看不出他的偉大處來，須得把《蜀誌》甚至於全部《三國誌》都要讀完，考察他如何行政，如何用人，如何聯吳，如何伐魏，才能了解他的才能和人格。這種政治上偉大人物，無論為君為相，很可以從各列傳中把材料鉤稽出來，從新給他們一人作一個專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