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有許多外國人，不管他到過中國與否，隻要與中國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關係，都應當替他們作專傳。譬如釋迦牟尼，他雖然不是中國人，亦沒有到過中國；但是他所創立的佛教在中國思想界占極重要的一部分。為自己研究的便利起見，為世界文化的貢獻起見，都有為他作專傳的必要。又如成吉思汗，他是元代的祖宗，但是元代未有中國以前的人物，其事實不在中國本部，可以當作外國人看待。他的動作關係全世界，很值得特別研究。可惜《元史》的記載太簡略了，描寫不出他偉大的人格與事功。所以我們對於成吉思汗，可以說有為他作專傳的義務。此外，如馬可孛羅，意大利人，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國，曾作元朝的客卿，他是第一個著書把中國介紹到歐洲去的人，在東西交通史占得重要的位置。我們中國人不能不了解他。又如利馬竇、南懷仁、湯若望、龐迪我……諸人，他們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到中國來，一麵輸入天主教，一麵又輸入淺近的科學。歐洲方麵，除教會外，很少人注意他們。中國方麵，因為他們在文化上有極大的貢獻，我們就不得不特別重視了。又如大畫家的郎世寧，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國，於輸入西洋美術上，功勞很大。他在歐洲美術界隻能算第二三等腳色，在中國美術界就要算西洋畫的開山祖師。歐洲人可以不注重，我們不能不表彰。更如創辦海軍的琅威爾，作中國的官替中國出力，清季初期海軍由他一手練出，雖然是外國人，功在中國，關於他的資料，亦以中國為多，西文中尋不出什麼來。這類人物，大大小小，不下一二十個，在外國不重要，沒有作專傳的必要，在中國很重要，非作專傳不可。有現成資料，固然很好；就是難找資料，亦得設法找去。
（七）近代的人學術事功比較偉大的，應當為他們作專傳。明以前的人物，因為有二十四史，材料還較易找。近代的人物，因為《清史》未出，找材料反覺困難。現在要為清朝人作傳，自然要靠家傳行狀和墓誌之類。搜羅此種史料最豐富的，要算《碑傳集》同《國朝耆獻類征》二書。其中有許多偉大人物，資料豐富，不過仍須經一番別擇的手續。但是有許多偉大人物並此種史料而無之。例如年羹堯，我們雖知他曾作大將軍，但為雍正所殺害的情形和原因卻很難確實知道。雖為一時代的重要人物而事跡渺茫若此，豈不可惜！又如章學誠，算得一個大學者了。但是《耆獻類征》記載他的事，隻有兩行，並且把章字誤作張字。像他這樣重要的人物，將來《清史》修成，不見得會有他的列傳，縱有列傳也許把章字誤成張字，亦未可知，或者附在《文苑傳》內，簡單的說一兩行也說不定。研究近代的曆史人物，我們很感苦痛，本來應該多知道一點，而資料反而異常缺乏。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搜集資料，作一篇，算一篇。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經死去，蓋棺論定，應有好傳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後、袁世凱、蔡鍔、孫文都是清末民初極有關係的人，可惜都沒有好傳。此時不作，將來更感困難。此時作，雖不免雜點偏見，然多少尚有真實資料可憑。此時不作，往後連這一點資料都沒有了。
如上所述，關係重要的，性情奇怪的，舊史不載的，挾嫌誣勞的，本紀簡略的，外國的，近代的人物，都有替他作專傳的必要。人物專史的對象，大概有此七種。
說到這兒，還要補充幾句。有許多人雖然偉大奇特，絕對不應作傳。這種人約有兩種：
（一）帶有神話性的，縱然偉大，不應作傳。譬如黃帝很偉大，但不見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紀》，亦作得恍惚迷離。不過說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這些話，很像詞章家的點綴堆砌，一點不踏實，其餘的傳說，資料僅管豐富，但絕對靠不住。縱不抹殺，亦應懷疑。這種神話人物，不必上古就是近古也有。譬如達摩，佛教的禪宗奉他為開山之祖。但是這個人的有無，還是問題。縱有這個人，他的事業究竟到什麼程度，亦令人茫然難以捉摸。無論古人近人，隻要帶有神話性，都不應替他作傳。作起來，亦是渺渺茫茫，無從索解。
（二）資料太缺乏的人，雖然偉大奇特，亦不應當作傳。比如屈原，人格偉大，但是資料枯窘得很。太史公作《屈原列傳》，完全由淮南王安的《離騷序》裏麵抄出一部分來。傳是應該作的，可惜可信的事跡太少了。戰國時代的資料本來缺乏，又是文學家，旁的書籍記載很少，本身著作可以見生平事跡的亦不多。對這類人，在文學史上講他的地位是應該的，不過隻可作很短的小傳，把史傳未載的，付之闕如；有可疑的，作為筆記，以待商榷。若勉強作篇詳傳，不是徒充篇幅，就是涉及武斷，反而失卻作傳的本意了。又如大畫家吳道子，大詩家韋蘇州，人物都很偉大，史上無傳，按理應該補作。無如吳道子事跡稀少，傳說概不足信；韋蘇州雖有一時豪俠，飲酒殺人的話，不過詩人口吻，有多方麵的解釋。這類不作傳似乎不好，勉強作傳又把史學家忠實性失掉了去。這兩種人，有的令人崇拜，有的令人讚賞，有的令人惋惜，本來應該作傳，可惜沒有資料。假使另有新資料發見。那時又當別論。在史料枯窘狀況之下，不能作亦不應作，隻好暫時擱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