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作專傳和不應該作專傳的人，上麵既已說了個標準，其餘三種人的專史——年譜、列傳、合傳——也可就此類推，現在不必詳說了。
第三章 作傳的方法
今天所講的作傳方法，偏重列傳方麵；但專傳亦可應用。列傳要如何作，我現在沒有想得周到，不能夠提出多少原則來。我是一麵養病，一麵講演，隻能就感想所及，隨便談談，連自己亦不滿意。將來有機會，可再把新想到的原則，隨時添上去。
為一個人作傳，先要看為什麼給他作，他值得作傳的價值在哪幾點。想清楚後，再行動筆。若其人方麵很少，可隻就他的一方麵極力描寫：為政治家作傳，全部精神偏在政治；為文學家作傳，全部精神偏在文學；若是方麵多，就要分別輕重，重的寫得多，輕的寫得少，輕重相等則平均敘述。兩人同作一事，應該合傳的，不必強分。應該分傳的，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為適當。
（一）為文學家作傳的方法 作文學家的傳，第一，要轉錄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我們看《史記》、《漢書》各文人傳中，往往記載很長的文章。例如，《史記》的《司馬相如列傳》就把幾篇賦全給他登上。為什麼要費去這麼多的篇幅去登作品？何不單稱他的賦作得好，並列舉各賦的篇名？因為司馬相如所以配稱為大文學家，就是因那幾篇賦有價值。那幾篇賦，現在《文選》上有，各種選本上亦有，覺得很普遍；並不難得；但是要知道，如果當初正史上沒有記載，也許失去了，我們何從知道他的價值呢？第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則可轉載旁人對於他的批評。但必擇純客觀的論文，能夠活現某人的全體而非評騭枝節的。譬如《舊唐書》的《杜甫傳》，把元微之一篇比較李杜優劣的文章完全登在上麵，這是很對的。那篇文章從《詩經》說起，曆漢魏六朝說到唐，把幾千餘年來詩的變遷，以及杜甫在詩界的地位，都寫得異常明白。《新唐書》把那篇文章刪去（旁的還刪了許多零碎事情），自謂事多於前，文省於舊，其實不然。經這一刪，反為減色。假使沒有《杜工部集》行世，單讀《新唐書·杜甫傳》，我們絕不會知他是這樣偉大的人物。為文學家作傳的正當法子，應當像太史公一樣，把作品放在本傳中。章學誠就是這樣的主張。這種方法，雖然很難，但是事實上應該如此。為什麼要給司馬相如、杜甫作傳，就是因為他們的文章好。不載文章，真沒有作傳的必要。最好能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登上幾篇好賦，否則須像《舊唐書·杜甫傳》登上旁人的批評。縱然《杜工部集》失掉了去，我們還可以想見他的作風同他的地位。《舊唐書》登上元微之那篇論文，就是史才超越的地方；《新唐書》把它刪去，就是史識不到的地方。
（二）為政治家作專傳的方法 作政治家的傳，第一要登載他的奏議同他的著作。若是不登這種文章，我們看不出他的主義。《後漢書》的王充、仲長統、王符合傳，就把他們三人的政論完全給他登上。為什麼三人要合傳，為的是學說自成一家，思想頗多吻合。為什麼要為他們登載政論，因為他們三人除了政論以外，旁的沒有什麼可記。範蔚宗認為《論衡》、《昌言》、《潛夫論》可以代表三家的學說，所以全登上了。《論衡》今尚行世，讀原書然後知道蔚宗所錄尚不完全。但是《昌言》同《潛夫論》，或已喪失，或已殘闕，若無《後漢書》這篇傳，我們就沒有法子知道仲長統和王符有這樣可貴的政見。第二，若是政論家同時又是文學家，而政論比文學重要，與其登他的文章，不如登他的政論。《史記》的《屈原賈生列傳》，對於屈原方麵，事跡模糊，空論太多。這種借酒杯澆塊壘的文章，實在作的不好，這且勿論。對於賈生方麵，專載他的《鳥賦》、《吊屈原賦》，完全當作一個文學家看待，沒有注意他的政見，未免太粗心了。《漢書》的《賈生列傳》就比《史記》做得好，我們看那轉錄的《陳政事書》，就可以看出整個的賈誼。像賈誼這樣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對封建，對匈奴，對風俗，都有精深的見解。他的《陳政事書》，到現在還有價值。太史公沒有替他登出，不是隻顧發牢騷，就是見識不到，完全不是作史的體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