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劉蕺山年譜》最值得我們稱讚，因為是蕺山的兒子劉汋（伯繩）做的。邵廷采（念魯）謂可以離集別行，不看本集，單看年譜，已能知譜主身世和學問的大概。這類有價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顏習齋年譜》，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譜》。
（2）異時人作的年譜真多極了。他們著書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徹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學問，所以在千百年後做這種工作。這裏邊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和同時人作的有相等的價值。固然，有許多事情，同時人能看見，而異時人不能看見；卻也有許多事情，異時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時人反為茫昧的：所以一個人若有幾部年譜，後出的常常勝過先出的。現在姑且不講，留在下節討論。
（二）創作的或改作的
同時人所作的年譜固然是創作；異時人所作的年譜，若是從前沒有人做過，便也是創作。創作的年譜經過了些時，常有人覺得不滿意，重新改作一部，這便是改作的年譜。改作的大概比創作的好些，隻有李贄的《王陽明年譜》是例外。但我們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沒有特別見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沒作者的艱苦。因為創作者已作好了大間架，改作者不過加以小部分的增訂刪改而已。無論什麼曆史，我們固然不能說隻可有創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後，就把創作者的功勞沒了去。
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譜，甲改作了乙又改作。如《朱子年譜》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蕪、王懋竑四種；《顧亭林年譜》有顧衍生、吳映奎、徐鬆、胡虔、張穆五種；《元遺山年譜》有翁方綱、淩廷堪、張穆三種；《陶淵明年譜》有吳仁傑、王質、丁晏和我作的四種，大概越發晚出，越發好些。
（三）附見的或獨立的
我們如果想作一部某人的年譜，先須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後麵呢，還是離集而獨立。附見的要使讀本集的人得著一種方便，獨立的須要使不讀本集的人能夠知道那人身世和學問或事業的大概：主意定了，才可以著手去做。
本來年譜這種書，除了自傳的或同時人作的以外，若在後世而想替前人作，非那人有著述遺下不可。沒有著述或著述不傳的人的年譜，是沒有法子可作的，除非別人的著述，對於那人的事跡，記載十分詳明才行。所以年譜的體裁不能不有附見和獨立二種。
這二種的異點，隻在詳略之間。附見的年譜應該以簡單為主，注重譜主事跡，少引譜主文章。因為讀者要想詳細知道譜主的見解和主張，盡可自己向本集去尋找專傳後麵，有時也可附錄年譜或年表；那種年譜也和附見本集的一樣，越簡越好。獨立的年譜卻恰不同，越簡越不好。他的起源，隻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貴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見、所能畢讀的；為免讀者的遺憾起見，把全集的重要見解和主張，和譜主的事跡，摘要編年，使人一目了然。這種全在去取得宜，而且還要在集外廣搜有關係的資料，才可滿足讀者的希望。合起二種來比較，獨立的恰似專傳，附見的恰似列傳；列傳與附見的年譜須簡切，專傳與獨立的年譜須宏博。
（四）平敘的或考訂的
倘使譜主的事跡，沒有複雜糾紛的問題，又沒有離奇矛盾的傳說，曆來對於譜主事跡，也沒有起個什麼爭辯，那麼，簡直可以不要費考訂的筆墨；縱使年代的先後不免要費考訂的工夫，但也在未落筆墨之前，不必寫在紙上，這種叫做平敘的年譜。它的重要工作，全在搜羅的豐富，去取的精嚴，敘述的翔實。《王陽明年譜》、《曾文正公年譜》便屬這種。創作的固然可以平敘，改作的也未嚐不可。
翻回來說，要考訂的年譜，正多著呢。約計起來，共有三種：
（1）譜主事跡太少，要從各處鉤稽的 例如王國維作《太史公係年考略》，因為太史公的事跡在《史記》、《漢書》都不能有係統的詳細的記載，所以很費了一番考訂功夫，而且逐件記出考訂的經過，記載的理由來。這是很應該的。因為不說個清楚，讀者不知某事何以記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作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譜，這是很好的模範。但作起來卻不容易：孟子在《史記》雖有傳，卻有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如先到齊抑先到梁？主張伐燕，在齊宣王時代抑在齊滑王時代？都是要費力考訂的。墨子的事跡更簡，《史記》隻有十餘字，我們應該怎樣去鉤稽考訂敘述呢？總說一句，年代久遠，事跡湮沒的人，我們想替他作年譜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