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不錄正式的著作，而錄了許多奏疏序跋書劄。政治非朱子所長，政治的文章卻太多；學術是朱子所重，學術的文章卻太少。在王懋竑的意思，以為把學術的文章放在年譜後的《論學切要語》中便已夠了，不必多錄。《論學切要語》的編法，固然不錯，但沒有注清楚做文的年分，使得讀者不知孰先孰後，看不出思想遷流的狀態，不如把論學的文章放入年譜還更好。《性理大全》、《朱子全集》都依文章的性質分類，沒有先後的次序。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說朱子晚年的見解和陸子一致，已開出以年分的先後看思想的遷流一條大路來。雖然王陽明所認為朱子晚年的作品，也有些不是晚年的，但大致尚不差。王懋竑攻擊王陽明的不是，卻不曾拿出健全的反證來。《朱子年譜》載的文章雖不少，但還不能詳盡，總算一件缺憾。
記載文章的體例，《顧亭林年譜》最好。整篇的文章並沒有采錄多少，卻在每年敘事既完之後，附載那年所做詩文的篇目。文集沒有，別處已見的遺篇逸文，知道是哪一年的，也記錄出來。文體既很簡潔，又使讀者得依目錄而知文章的先後，看文集時，有莫大的方便。這種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列，各年之下，可另作一表，附在年譜後。
文學家的方麵不止一種，作品也不一律，替文學家作年譜的人不應偏取一方麵的作品。像《蘇東坡年譜》隻載詩文的篇目，沒有一語提到詞，便是不對。作者以為詞是小道，不應入年譜。其實蘇東坡的作品，詞占第一位，詩文還比不上。即使說詞不如詩文，也應該平等的記載篇目，或摘錄佳篇。現行的蘇東坡年譜不記及詞，實在是一大缺點。
曾國藩是事業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沒有事業，單有文章，也可以入文苑傳。我們很希望他的年譜，記載他的文章詩句，或詩文的篇目。現行的《曾文正公年譜》，我嫌他載官樣的文章太多，載信劄和別的文章太少。好文章盡多著，如《李恕穀墓誌銘》、《昭忠詞記》等，應該多錄，卻未注意。
純文學家的年譜隻能錄作品的目錄，不能詳錄作品，最多也隻能摘最好的作品記載一二。若錄多了就變成集子，不是年譜的體裁了。《玉谿生年譜箋注》錄了許多詩篇，作者以為那些詩都和譜主的生活有關，不能不錄全文。結果，名為年譜，實際成了編年體的詩注。就算作得很好，也隻是年譜的別裁，不是年譜的正格。有誌作年譜的人們，還是審慎點好。
（四）關於考證
當然有許多年譜不必要考證，或是子孫替父祖作，或是門生替師長作，親見親聞的事原無多大的疑誤。如王陽明、顏習齋、李恕穀等年譜都屬此類。不過常常有作者和譜主相差的時代太久，不能不費考證的工夫的；又有因前人作的年譜錯了而改作的，也不能不有考證的明文。
考證的工夫本來是任何年譜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寫出考證的明文，隻寫出考證的結果便已足。若為使人明白所以然起見，卻很有寫出考證的明文的必要。所以明文應該擺在什麼地方，很值得我們考慮。
據王懋竑《朱子年譜》的辦法，在年譜之外另作一部《考異》，說明白某事為什麼擺在某年，兩種傳說，那種是真。年譜的正文，並不隔雜一句題外的話，看起來倒很方便。還有一種很普通的辦法，把考證的話附在正文中，或用夾注，或低二格。另有一種辦法，把前人做的年譜原文照抄，遇有錯誤處則加按語說明，好像劄記體一樣。張穆對於《元遺山年譜》便是用的第三種。
前麵三種辦法，各有好處。第一種，因為考證之文太多，令人看去，覺得厭倦，所以另成一書，既可備參考，又可省讀年譜者的精神。第二種，可使讀者當時即知某事的異說和去取的由來，免得另看《考異》的麻煩。兩種都可用。大概考證多的，可另作《考異》，不十分多的，可用夾注，或低格的附文。但其中也有點例外。有些年譜，根本就靠考證才成立，無論是創作或改作，他的考證雖很繁雜，也不能不分列在年譜各年之下，如作《孟子年譜》，年代便很難確定。如果要定某事在某年，便不能離本文而另作考異，必同時寫出考證的明文，說明為什麼如此敘述，才不惹人疑惑。而後本文才可成立。假如孟子先到齊或先到梁的問題沒有解決，許多事情便不能安插，全部組織便無從成立。經過了考證，把問題解決了，若不把考證隨寫在下，便不能得讀者的信仰。又如我做陶淵明的年譜，把他的年紀縮短，生年移後，和曆來的說法都不同。假使不是考證清楚了，何必要改作？考證清楚了，若不開頭說個明白，讀者誰不丟開不看？像這類自然不能另作考異，亦不能作夾注，隻好低二格附在各年本文之後。至於第三種也有他的好處，因為前人做的不十分錯，原無改作的必要，為省麻煩起見，隨時發現錯誤，隨時考證一番，加上按語，那便夠了。
大概考證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國藩之類做年譜，用不著多少考證，乃至替清初人如顧炎武之類做年譜，亦不要多有考證，但隨事說明幾句便是。或詳或略之間，隨作者針對事實之大小而決定，本來不拘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