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關於批評
本來作曆史的正則，無論那一門，都應據事直書，不必多下批評；一定要下批評，已是第二流的角色。譬如作傳，但描寫這個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斷語，而能令讀者自然了解這個人地位或價值，那才算是史才。
作傳如此，作年譜也如此。真是著述名家，都應守此正則。有時為讀者的方便起見，或對於譜主有特利的看法，批評幾句也不要緊。但一般人每亂用批評，在年譜家比較的還少。現在拿兩部有批評的年譜來講，一是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一是胡適之的《章實齋年譜》。
與其用自己的批評，不如用前人的批評。年譜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嚴守此例。蔡上翔引人的話很多，用自己的話尤其多。胡適之有好幾處對舊說下批評。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但我總覺得不對，而且不是做年譜的正軌。蔡上翔為的是打官司，替王安石辯護，要駁正舊說的誣蔑，也許可邀我們的原諒。但批評的字句應該和本文分開，不該插入紀事的中間。蔡胡都沒有顧及這點，以文章的結構論，很不純粹。如果他們把自己的見解，做成敘文，或做附錄，專門批評譜主的一切，那麼，縱使篇幅多到和年譜相等，也不相妨了。
蔡上翔替王安石辯護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他的作品卻不大高明。他把別人罵王安石的文章錄上了，隨即便大發議論，說別人的不對，這實在不是方法。我以為最好是詳盡的敘述新法的內容，某年行某法，某年發生什麼影響，某年惹起某人的攻擊，便夠了。自己對於攻擊者的反駁，盡作為附錄，不可插入本文。凡是替大學者政治家作年譜，認為有做批評的必要時，都應該遵守這個原則。
（六）關於附錄
上麵講的考證和批評，我都主張放在附錄裏麵。其實附錄不止這兩種，凡是不能放進年譜正文的資料，都可占附錄的一部分。
要知道譜主的全體，單從生年敘到死年還不夠。他生前的家況，先世的係統，父母兄弟的行事，……與其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譜之前，作一個世譜。《王陽明年譜》的《世德紀》便是世譜的一種格式。因為王陽明的父祖都是有名的學者，做官也做到很大，年壽又高，並不是死在王陽明的生前。假使把他們的行事，插入年譜，一定覺得累贅。所以作者抄錄別人替他們作的傳和墓誌銘在一處，作為年譜的附錄。雖然《世德紀》裏麵，載了不少非世德的文章，有點名不副實；但這種不把附錄當正文的方法，總是可取。譬如陸象山幾兄弟都是大學者，互相師友。假使我們作陸象山的年譜，其關於他的兄弟行事，與其插入正文，不如另做小傳放在前麵。這種世譜和小傳之類我們也可叫做“譜前”。
譜主死後，一般的年譜，多半就沒有記載了，其實不對。固然有些人死後絕無影響，但無影響的人，我們何必給他作年譜呢？即使說沒有影響吧，也總有門生子侄之類後來做了什麼事，那也總不能擺在年譜正文中。若譜主是政治家，他的政治影響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停止。若譜主是大學者，他的學風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衰歇。還有一種人，生前偏和時勢沒有關係，死後若幹年卻發生何等的影響。所以如果年譜自譜主死後便無什麼記載，一定看不出譜主的全體，因而貶損年譜本身的價值。錢德洪等似乎很明白這點，他們的《王陽明年譜》在譜主死後還有二卷之多。陽明學派的盛行，全是陽明弟子的努力。陽明的得諡和從祀孔廟，也靠許多友生的懇求。假使年譜不載陽明死後事，如何見得陽明的偉大？《陽明年譜》能稱佳作，這也是一個原因。但他不應仍稱死後事為年譜，應該稱做“譜後”，作為附錄的一種才對。
我們根據這點去看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便很不滿意，因為他敘到朱子死年，便停止了；我們要想知道朱子學派的發達，學術的影響，是不可能的。同一理由，假使我們作《釋伽牟尼年譜》，尤其要很用心的作譜後。凡是佛教各派的分化，傳播，變遷，反響，都不妨擇要敘入；不必年年有，不必怕篇幅多，甚至記載到最近，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在上麵的原則中也似乎有例外譬如《曾文正年譜》沒有譜後便沒有什麼要緊，因為他的事業，生前都做完了，政治上的設施也沒有極大的影響。縱使有譜後，也不妨簡略些。若作《胡文忠年譜》便不然。因為他和曾文正聯結許多同誌，想滅亡太平天國，沒有成功就死了。後來那些同誌卒能成他之誌。同誌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所以他的年譜譜後至少要記到克複江寧。
我作《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後還記了若幹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後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數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願回中國。他自己製好耐久不朽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償了他的誌願哩！我看清了這點，所以在年譜後，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和辛亥革命，宣統帝遜位。因為到了清朝覆滅，朱舜水的誌願才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作，是作不完的。假如年譜沒有譜後，是不能成佳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