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有一種附錄可以稱做“雜事”的，是劉伯繩著《劉蕺山年譜》所創造的，後來焦廷琥的《焦理堂年譜》也仿作。劉伯繩因為譜主有許多事跡不能以年分，或不知在那一年，如普通有規則的行事，瑣屑而足顯真性的言論等，都彙輯做附錄。邵廷采批評他，拿本文記大德敦化的事，附錄記小德川流的事，真是毫無遺憾。後前的年譜遇著無年可歸的事，不是去開不錄，便是勉強納在某年？結果，不是隱沒譜主的真相，便是不合年譜的體裁。劉伯繩卻能打破這種毛病，注意前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創造新法來容納譜主的雜事，使得讀者既明白譜主的大體，又了解譜主的小節。這種體裁，無論何人的年譜都可適用。
其次，譜主的文章和嘉言懿行也可作附錄。文章言論很簡單的，可以分列各年；很繁多的，可以抄輯作附錄，大學者的文章言論，常常不是年譜所能盡載的，為求年譜的簡明起見，非別作附錄不可。所以王懋竑在《朱子年譜》之後附了《朱子論學切要語》，這種方法可以通用。
張穆做《顧亭林年譜》雖然很好，我們卻看不出顧亭林和旁人不同之處何在，隻因他要讀者先看了本集再看年譜，所以沒有附錄譜主的重要文章和言論。其實讀者哪能都看本集，或許時間不夠，或許財力不足，若能單看年譜便了解譜主生平，豈不更好？所以為便利讀者起見，作年譜必附錄譜主的主要文章和言論，尤其是學者的年譜。
批評方麵的話，或入本文，或附譜末，均無不可。但為年譜的簡明起見，自然以作附錄為好。偉大的人物，每惹起後人的批評，或褒或貶，愈偉大的愈多，如王安石、王守仁死了千數百年，至今還有人批評他們的好歹。倘使批評者確有特殊的見解，或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思，我們非附錄他的話不可。因為若不附錄批評，不但不能看出後人對譜主的感想，而且不足以見譜主的偉大。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千萬不要偏重一方麵的批評，單錄褒或單錄貶。
以上講的種種附錄，當然不能說詳盡。作者若明白年譜可多作附錄的原則，盡可創造新的體裁。附錄愈多，年譜愈幹淨。
從前作年譜太呆，單靠本文，想包括一切。前清中葉以後，著述的技術漸漸進步，關於上文講的六種——記載的時事，時人，文章，和考證，批評，附錄——都有新的發明。我們參合前人的發明，再加研究，還可以創造種種的新體例，新方法。
丙 年譜的格式
年譜的格式也得附帶的講一講。司馬遷作《年表》，本來參照《周譜》的旁行斜上。《周譜》今不可見，《史記·年表》是有縱橫的格子的，年譜由年表變來；因為有時一年的事太多，一個格子不夠用，所以才索性不要格子。替古人作年譜，因為事少的原故，還是用格子好。如孫詒讓作《墨子年表》，附在《墨子閑詁》之後；蘇輿作《董仲舒年表》，附在《春秋繁露》之前，都帶有年譜的性質。
假使要作《孟子年譜》，因為當時有關係的不止一國，勢不能不用格子。橫格第一層記西曆紀元前幾年或民國紀元前幾年，第二層記孟子幾歲，第三層記孟子直接的活動，第四層以下各層分記鄒魯滕梁齊燕各國和孟子有關的時事，使得讀者一目了然。
假使《杜甫年譜》，最少也要把時事和他的詩和他的活動分占一格，並起年代共有五格。因為杜甫時事，和曾國藩時事不同。曾國藩的活動和時事並成一片，杜甫的活動，隻受時事的影響，所以一個的年譜不應分格，一個的應分格。假使《杜甫年譜》不分格，不但讀者看了不清楚，而且體裁上也有喧賓奪主之嫌。
假使我們要改張穆的《顧亭林年譜》成年表的格式，也許可以較清楚些。除了年代以外，一格記時事，一格記直接活動，一格記朋友有關的活動，一格記詩文目錄。因為這四種在這年譜中剛好是同樣的多，並做一起，反為看不清楚。
所以年譜可以分格的人有二種：一種是古代事跡很簡單的人，一種是杜甫、顧炎武、朱之瑜一類關心時事的人。前者不必論，因為他本身不能獨立成一年譜，隻好年表似的附在別書裏。後者因為譜主隻受了政治的影響，沒有創造政治的事實。倘把時事和他的活動混合，一定兩敗俱傷；倘分開，既可醒讀者的眼目，又可表現譜主受了時事的影響；這是講年譜分格的格式。
第二種格式就是最通行的年譜正格，作文章似的，一年一年作下去。敘事的體例可分二種，一種是最簡單的平敘體，一種是稍嚴格的綱目體。
平敘體以一年為單位，第一行頂格，寫某朝某年號某年譜主幾歲，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分段寫譜主的直接活動，時事，詩文目錄。他的好處，在有一事便記一事，沒有取大略小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