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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史的幾條大脈絡
我在自序中講到，這本書的目的是呈現中國曆史的一些大脈絡。那麼，中國曆史到底有哪些大的脈絡呢？
在第一章中，我先簡要地目錄式地為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條脈絡是，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這是今天我們很多人會非常自豪地說起的一點。
確實，這是中華文明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今天的中國人使用的是商朝時就已經使用的文字，從字體上，已經由甲骨文演變成了楷書。我們現在讀中國三千年前的詩歌（《詩經》中一些周代早期作品），會發現仍然是押韻的。今天中國人祭祀祖先的方式與商周時期大同小異。事實上，如果一個漢朝人在今天醒來，他會發現，這個民族的心理和處世習慣，與漢朝其實相去不遠。也就是說，幾千年來，中國文明總體上是獨立發展的，一直有著自己鮮明的個性。
對比一下世界史，這一點看得就更清楚。人類曆史上的其他古文明，今天都已經“滅絕”了。今天的埃及人除了利用金字塔發展旅遊，他們的文化和古埃及文明幾乎沒啥關係，因為在曆史上，他們先後被希臘人、波斯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語言、文化甚至種族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兩河流域的所有古代文明，比如蘇美爾文明，更是這樣。事實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原本不知道蘇美爾文明的存在，直到近代以來充滿好奇的西方外交官在這裏挖掘出幾千年前的神廟遺址，人類才知道這片土地上以前居然有過這樣一段輝煌的曆史。羅馬帝國崩潰後，蠻族大量湧入，社會麵貌徹底改變，拉丁語由活的語言變成了死的語言，再也沒能恢複。比較一圈下來，隻有中國，文化幾千年一以貫之。如果把文化多樣性比作生物多樣性的話，中國文化就是一隻從遠古一直幸存到現在的“古生物”。
因此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中華帝國全誌》中用驚訝的口吻說：“……4000多年間，它（中國）自己的君主統治著自己的國民，從未間斷。其居民的服裝、道德、風俗與習慣始終不變，毫不偏離其古代立法者們創立的智慧的製度。”這在世界各國中絕對是獨一無二的。
從這一點我們能得到的啟示是，中國文化的慣性是極其強大的，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要強大。因此“太陽底下無新事”這句話用在中國身上特別合適。我們今天所觀察到的一切現象，在曆史上幾乎都可以找到先例。也正是因此，我們可以預測，中國曆史上的許多現象，在以後還會重演。這也是我們要學習曆史、研究曆史的重要原因。
那麼為什麼中華文明有這樣強的延續性呢？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特點。
世界上其他幾大古文明，中東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它們之間相互影響和交流很多。為什麼呢？我們看地圖就會明白，它們中間有一個地中海，如同內湖一樣，讓它們連接在了一起。
在世界古文明中，隻有中國與其他文明的隔絕程度是最高的。中國的西南麵和西麵，是一係列世界上最高的山脈；東麵，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麵和西北麵，是沙漠和大草原。而中國人還嫌這種隔絕程度不夠，後來在北邊又築起了一道萬裏長城，以加強與外部世界的隔絕程度。這種隔絕是很有效的，所以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來年；甘英出使羅馬帝國，也是無功而返。
這種地理上的隔絕有兩個影響。
第一個影響是，中國文明在幾大古代文明中，並不是最早發展起來的。
在世界曆史上，中國文明並不是最古老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出現在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時間是公元前3500年前後。文明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生根後，開始陸續向歐亞大陸的其他方向傳播：埃及文明起於約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起於約公元前2500年，它們都鮮明地受到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影響。中國黃河流域的文明，二裏頭文明起於約公元前1750年[1]。由於中國地理上的隔絕性，中國文化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獨立起源的，因為中東一些文明要素，比如青銅、戰車、牛和羊，傳播到中國時，中國文化的一些基本特點已經形成了。“造成中國文化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原因，的確與中國地理環境有莫大的關係。……因為中國與印度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離很遠，很難到達，它們之間的聯係也很少。”[2]
但是中國地理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黃河中下遊非常適合農業文明的發展。
人類四大古文明都興起於大河流域，這說明灌溉農業對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而黃河流域在四個大河流域中是條件最好的，因為黃土的結構疏鬆，天然適於農耕，人們僅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開辟大麵積耕地。
因此，中國的黃河中下遊地區，是一個非常適合文明發展的“子宮”。所以中華文明有後發的優勢，一度比其他文明發展得快，很早就到達成熟狀態。
這就造就了中國的第二條發展脈絡：中華文明是一個非常早熟的文明。
農業文明在黃河中下遊出現後，發展得非常快。在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基礎上，中國的政治文明也迅速發展，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大規模實行分封製的國家，中國建立的層層分封的“封建製度”，不但時間上比歐洲早了一兩千年，而且在形式上也比歐洲更整飭有序。中國的青銅文明雖然後起，但是遠比其他地區的青銅文明輝煌，這個在博物館中展示得一目了然：湖北省博物館中的曾侯乙墓青銅文物，其精致和繁複程度，是其他地區的青銅器物無法望其項背的。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出現了諸子百家，這早早地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及至秦朝，中國又率先在人類史上創立了最大的郡縣製君主專製國家，建立了當時國家對人民最嚴格、最精密的控製。因此，中國曆史的一大特點是，社會很早就出現了“現代化”的麵貌。李侃如說：“發端於秦朝的官僚製度，經曆幾個世紀，呈現出近代西方官僚製度的特點：界定清晰的職位，基於功績的任命，明確的報酬結構，職能的專業化，高度發達的正式溝通體係，關於權力行使的適當路線的詳細規章，定期的報告職責，正式的監察組織，等等。”李零說，秦代政治的那套“理性設計”，包括“郡縣製”、法典化控製以及文官製度等，“若以西洋史的眼光看，都是非常‘現代’的創設”，遠比世界其他地方“先進”，西方要在一千多年後才出現這些東西。決定中國文化特點的幾乎一切因素，從文化特性到政治體製，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完全成熟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認為，現代國家在中國的出現要比其他地區早得多：“中國是創造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
但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演變的步伐突然慢了下來。自秦朝到晚清，中國思想文化基本上都是沿襲闡釋先秦諸子，原創性的新成就不多。中國的政治製度也是曆代沿襲秦製，沒有本質性的變化。因此在曆史上，就體現為治亂興衰的不斷循環。
中國文明的早熟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中國文明後來的穩定，也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優越。在文明基本成熟之後，半封閉的地理環境以及周邊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後使中國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戰很小，從而使它喪失了探索農業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動力，也喪失了自我劇烈變革的壓力。[3]
中國曆史發展的第三條脈絡，是兩頭變化劇烈，中間不斷循環。
我們說中國文化是連續的、沒有中斷的，但並不是說沒有過變化。
中國曆史上有兩次重大突變：周秦之變和卷入全球化之變。
周秦之變，說白了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這個變化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變化。
在周秦之變之前，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我們需要先明確的是，“封建”這兩個字，用來指秦始皇之後的中國曆史是不合適的，封建就是封邦建國，指的是政治製度中的分封製，這是周代的事。在周代封建製下，人們生活在一個又一個小的自治社會中，用老子的話說，是一個個“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這個時代和後來歐洲中世紀的貴族時代很相似，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個分散的莊園之中，處於半自治狀態，橫向聯係不多，縱向也沒有一個能“一竿子捅到底”的政治權力。
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進入帝製時代。社會運轉規律完全改變。小自治體被打散，統一成了一個大共同體，政治權力縱向一竿子捅到社會最底層，國家直接控製每一個人，汲取能力空前提高，因此也形成了一係列非常獨特的中國特色。秦到清這個時期的中國，很多特征是人類其他政治體絕無僅有的。
因此所謂周秦之變，在中國史和世界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大事。
第二個變化，是卷入全球化。這個變化也就是李鴻章所謂的“三千餘年一大變局”，或者是曆史教科書所說的“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這一變局讓中國不可回頭地卷入全球經濟新秩序中，整個社會的運轉規律又一次發生了質變。
在周秦之變和全球化之變當中的兩千多年，則是我們都熟知的王朝興替時期。也就是說，一個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後，就會“官逼民反”，出現農民起義，不久被另一個新興王朝取代，如此循環不已。
這種現象大家都習以為常，但是可能很多讀者不知道的是，這種頻繁的改朝換代、易姓更王，並不是世界曆史的常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並不是這樣的。日本天皇萬世一係，英國“威廉征服”以後直到今天，血統上也是一直延續的。事實上，世界上隻有中國和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的越南和朝鮮，出現過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導致改朝換代的現象。在中國範圍之內，也隻有漢文化地區才有此類現象，西藏地區和大部分土司統治地區，都沒有周期性的所謂“農民起義”或者“農奴起義”現象。何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郡縣製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這種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製約，通常很快就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導致社會的崩潰。當然，這個機製的具體過程，我以後還要細講。
我要介紹的第四條大的脈絡，是在一頭一尾兩次巨變中間，中國政治和社會一方麵不停地循環，另一方麵卻朝著一個固定的方向演進。
從表麵上看，從秦到清中間這兩千多年陷入一種簡單的循環當中，不隻是王朝更替的循環，其他方麵也有很多循環。比如在皇帝與丞相的關係上，表現為皇帝對丞相的防範，用自己身邊的臨時的秘書班子取代丞相或者正式的政府機構。結果這個小班子又演變為正式的政府機構，皇帝又建立新的小班子取代這個正式的班子。這就是中國曆史上丞相的名目不停變化的原因，從丞相變為尚書省，再變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變成內閣大學士，再變成軍機大臣。在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上，朝廷總信不過地方官，派出臨時官員前去巡察。結果這些巡察的官員慢慢又變成固定的地方官，下一個朝代又要製定新的臨時巡察製度，如此循環不已，兩千多年一直在不停地玩這種遊戲。
當然，這個循環當中也有進步。這兩千多年並不是如西方學者所說，是一個完全僵化的、停滯的時代。在這兩千多年間，貫穿著一條主線，那就是政治技術的不斷演進。比如，雖然皇帝和丞相的關係總是在不停地變動循環當中，但是總的趨勢是皇權越來越重，相權越來越輕，直至皇權可以完全取代相權。這一變化，又影響了中國社會方方麵麵的發展。
我要介紹的中國曆史的第五條大的脈絡，是邊疆與中央的關係問題。
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的新興政權，都是起自邊疆地區。對夏人來說，商人是邊緣民族，是東夷。對商人來說，周人也是邊緣民族，是西夷。一些曆史學研究認為，周人的先祖很可能是北方的狄人，比如徐中舒先生認為，周人出自北狄中的白狄。而在中原的諸侯國看來，秦人也是西邊的蠻夷之國，受草原文化影響極深，“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待之以夷狄。然而正是這個邊緣的、被視為蠻夷的國家，最終一統天下。
這種邊緣與中央的關係，到了漢代以後，還產生了一個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幾乎都是起自東北的少數民族占據半壁江山，或者一統天下。占據半壁江山的是鮮卑的北魏、契丹的遼朝和女真的金朝，一統天下的是蒙古的元朝和滿洲的清朝，他們都曾長期生活在東北地區。這些民族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鮮卑、契丹、女真和滿洲人都剃去前額和頭頂的頭發，鮮卑有“八柱國”，契丹有“八部”，滿洲有“八旗”。隋唐兩朝也是受少數民族文化影響極深的王朝，因為他們的開國之君身上不但有著至少一半以上的鮮卑血統，而且在文化上也嚴重地“鮮卑化”[4]，這些在隋唐前期的政治中有鮮明的體現。
因此，邊緣民族入主中原，不是一時一世的特例，而是中國曆史的規律性現象。這一規律性現象背後有著深刻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這本《簡讀中國史》的大的脈絡。接下來，我們將按照這些脈絡分章進行講解。
[1]但西方學術界往往把中國文明的起始定於商代，也就是更晚。因為國際學術界判斷文明產生所慣用的三大標誌是城市、青銅器和文字，安陽殷墟是上述三大標誌性要素都齊備的最早文化遺址，這在中國境內具有唯一性。
[2]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413頁。
[3]對這種早熟和不變，有兩種評價。歌德說：“在審美標準上，當歐洲人還在叢林中奔跑時，中國人已有優美的傳奇故事了。”這句話演變到今天，就變成了我們常說的“我們中國人已經進入文明社會的時候，你們歐洲人還生活在樹上呢”。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是一個“活化石”型的社會，甚至語出驚人地說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著隻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湯因比《曆史研究》）當然，這種說法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
[4]他們的父祖都是鮮卑王朝的武將，甚至是柱國，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受鮮卑的影響非常深。
第二章
夏朝為什麼出現在河南
一
在我上學的時候，曆史課本是這樣開始的：
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生活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上百萬年前，中國大地上生活著許多原始人類，比如雲南元謀人、陝西藍田人和北京猿人。今天的中國人是從這些古人類進化來的。
這聽起來非常合理。中國人自古生活在中國，原湯化原食，聽起來很自然。然而，今天的分子人類學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複旦大學有一個“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他們做了一項研究，一共采集了12000多名中國人的Y染色體進行分析。他們發現，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類一樣，是六萬多年前從非洲走出來的。[1]也就是說，六萬多年前，生活在東非（大約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亞一帶）的一些現代人，也叫“智人”，開始向外遷移。其中一部分智人在大約三萬年前，抵達今天中國的疆域之內。
有人問，那麼雲南元謀人、陝西藍田人和北京猿人到哪兒去了呢？很不幸，早就滅絕了，他們的基因對今天的中國人沒有影響。[2]
分子人類學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科學數據基礎上，所以在世界上被比較廣泛地接受，成為主流認識。但是在中國，存在兩種看法。第一種是接受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第二種則仍然堅持原來的獨立起源說，認為中國人和世界上其他人類不一樣，是獨立起源的。[3]
二
分子人類學的研究認為，智人最早是從雲南和珠江流域進入中國的，來到中國後，又很快向北遷徙，迅速遍布中國大地。進入新石器時代後，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許多個文明中心，對考古學比較感興趣的讀者肯定都知道北方的紅山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東方的龍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南地區的三星堆文化。
當然，這些文化中心彼此相距都比較遠，它們如同一顆顆星星，在當時文明還是一片黑暗的中國大地上，一點點地亮起來，所以，考古學中稱這個時代為“滿天星鬥”。
這些文化中心有的在遼河流域，有的在陝西，有的在長江下遊，那個時候草萊未辟，交通非常不方便，甚至可以說沒有交通，因此有學者說它們“從起源到興盛均是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我們從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這些文化確實都帶有自己強烈的個性，風格各異。
但是，這些文化中心也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共性，比如對玉器的重視和崇拜。
我們知道，玉器這個東西，中國人一直是很重視的，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少出現。在世界各古代文化中，隻有大洋洲的新西蘭及中美洲的墨西哥等極少幾個地方發現了玉器，但是出現的時代都比較晚，而且持續了很短的時間就消失了。
而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很多文化中心就出現了玉器，比如紅山文化那個著名的玉豬龍，是距今約8000~7000年的東西，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期，在中國各個文化中心，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乎都出現了玉器，這在人類曆史上其他地區是絕無僅有的。因此費孝通先生曾經說過，中國的玉器“是西方文化中未見而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
而且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新石器時代中期，各地出土的玉器長得還很不一樣，各有特點。然而到了晚期，就長得越來越像，甚至完全一樣了。比如最早出現在薛家崗文化中的玉琮，造型就很有特點。後來，在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中出現的玉琮和玉璧，發展到非常精美的階段。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大地上從甘肅陝北到山東河北，再到湖南，都出現了這樣的玉琮和玉璧，長得與良渚文化中的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讀這些考古資料的時候，我經常感覺很驚訝。在六七千年前，中國大地上還沒有道路，各個文明中心之間就已經開始了交流，而且這種交流還越來越密切。一個文明中心的東西，往往不過百十來年，就傳到了幾千千米外的另一個文明中心。因此，那時候各地交通聯係之密切，可能遠超過今人的想象。[4]所以徐良高在《中國民族文化源新探》中說：“到了約公元前4000年，我們就看見了一個會持續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開始，那就是這些文化彼此密切聯係起來，而且它們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這些成分把它們帶入了一個大的文化網。”
三
說到這裏，我要介紹一個我非常認可的觀點。這是斯塔夫裏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多次強調的：“文明是在交流和碰撞中產生的。”
人類的整個曆史證明，一種文明能不能進步，往往取決於它能否從外界獲得刺激。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機會越多，各自進步也就越快。而那些長期與世隔絕的社會，注定要停滯，因為它們接收不到外來的刺激和壓力。這就是幾乎所有高級的文明都產生在歐亞大陸的原因。
我們知道，世界共有五大洲，但是較為發達的文明，比如中東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都產生在歐亞大陸，埃及文明也緊鄰歐亞大陸的中心區。美洲、非洲中部和南部、澳洲都隻產生了相對低級的文明。
為什麼呢？顯然是因為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是相互聯通的，特別是因為有了地中海，各文明可以相互促進、相互啟發，中東文明、埃及文明、希臘羅馬文明，都是環地中海文明，而美洲、非洲與澳洲相對隔離。“文化的進步取決於某個社會群體擁有的向其鄰近社會群體學習經驗的機會。該社會群體的發現會傳播給其他社會群體，且這種交往越多，學習的機會就越大。文化最簡單的部落基本上是那些與世隔絕較長時期、因而無法從其鄰近部落的文化成就中獲益的部落。”[5]所以，交流帶來文明成長。
那麼，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王朝，出現在河南。
河南在地理上有什麼特點呢？它位於“天下之中”。所以我們今天還管河南叫“中州”。
我們講過，中國的地理環境是封閉的，北邊是草原，東南是大海，西邊是青藏高原。在這種地勢的包圍之下，是可以相互交流的中國腹地，而這個腹地的中心就是河南。
為什麼中東會率先在人類曆史上出現文明呢？因為中東正好地處歐亞非三大洲之間的十字路口，是當時各個新石器文化中心交流的中心地帶，所以它能從周圍吸取到最多的信息，受到最大的刺激。因此，這個地區在人類曆史上非常重要，我們知道，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大宗教都起源於中東，人類最早的農業社會、最早的城市也都起源於中東。
河南也是這樣，它在中國大地的各文化中心中，處於中心位置。所以我們從出土的文物來看，一開始，黃河中遊的新石器時代文明並不比其他文化——比如紅山文化——先進，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好，各地文明的交流都要經過它，所以它可以不斷接觸，不斷學習外來文化。與此同時，河南周圍沒有天險，四麵都是威脅，文明部族想要生存下去，就要強化自我組織的能力。這就刺激它成為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誕生地。
所以徐良高說：“夏朝之所以在黃河中遊地區興起，一方麵是因為，它同各個周邊文化的交往接觸均便利，有利於它吸收各個文化的優點與長處，另一方麵，它受到周邊各文化的衝擊、壓力最大，挑戰最嚴重，應戰也就最有力，發展也就最快，優勢地位從而率先確立，強有力的社會組織機構出現，一統國家建立了。”關於夏朝的存在及時間，現在世界學術界還有爭議。[6]中國主流學術界一般認為，夏朝的存在是確定無疑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16世紀，夏朝的領土大部分在河南。但是對於夏朝前期的首都在何處，卻一直沒有新的發現。一般認為，在河南省西部發現的二裏頭，可能是夏朝中後期的首都之一。漢族的前身叫華夏族，“華夏”今天是中國的代名詞之一，都是因為夏這個朝代而起。
當然，夏朝的出現，除了位於中國地理位置的中心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它也受到了中國版圖之外的文明的刺激。
[1]李輝、金力：《Y染色體與東亞族群演化》，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金力說：“在做2001年的那篇論文時，我心想我是中國人，祖先是從非洲來的？我非要找出一個人，不是非洲人的後代。做了覆蓋整個東亞、東南亞、西伯利亞……的12000人、163個群體以後，我都傻眼了。我都不信這個結果。我對學生說，你把數據拿來看一下，看上去比較模糊的，你給我重新做一遍。又有400多個樣本重做了，結果，還是這樣子，那我沒辦法，我隻能說，大概就是這樣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