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智人在遷移的路上，與尼安德特人可能出現過偶然的雜交，以至今天人類體內有少量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3]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劉武表示，我國進行基因研究的學者大多持“單起源說”，而搞考古的大多持“多起源說”。（劉錚：《“北京人”是我們的祖先嗎？》，《新京報》）
[4]“那時候不僅陸上交通頻密，海上交通也遠比我們想象的發達。史前中國與日本的海上交流已經出現，日本出土了中國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的典型文化遺存，中國福建黃瓜山遺址出土了公元前兩千年來在北方的小麥種子。山東半島發現了長江良渚文化風格的陶器。”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413頁。
[5]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340頁。
[6]關於夏朝是否真的存在、傳統夏史記載是否可信，近代以來發生過多次爭論。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田野考古取得一係列突破性成果，因此中國主流學術界認為二裏頭遺址是夏都。20世紀末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對1959年以來夏文化考古的總結，然而歐美學術界對“夏商周斷代工程”存在質疑。參見陳民鎮《信史抑或偽史——夏史真偽問題的三次論爭》。
第三章
中國文明起源的世界因素
一
關於夏朝的出現，中國傳統史書的解釋是，本來原始部族的三個領袖堯、舜、禹之間一直是高風亮節地禪讓的。然而後來大禹產生了私心，改變了傳位方式，傳給了兒子，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世襲王朝就這樣出現了。
當然，真實的曆史絕不可能這樣簡單。
上一章我們講到，夏王朝出現在河南，是中國內部各文明中心之間交流的結果，而現代考古學的進展則證明夏王朝的出現也有世界因素的刺激。什麼世界因素呢？那就是青銅文明、小麥、牛和羊從中東傳到中國，推動了中國曆史上早期王朝的出現和發展。[1]
前麵說過，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出現在中東。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比夏朝要早。公元前3500年，蘇美爾人就已經建立了發達的灌溉網，進入文明時代。公元前3000年，蘇美爾人已經建立城邦，從農村人變成城裏人，修建了巨大而精美的神廟，留下了眾多精美的塑像，創立了成熟的曆法，還用楔形文字記載了當時複雜的社會生活（讀這些文字，你會驚訝於那時人類的心智已經成熟精微到那樣的程度）。而當時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還處於原始社會末期。
青銅文明最早也產生在中東。中東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經開始使用青銅器。人類學界已逐漸達成共識：“大約五千年前西亞和中亞部分地區已進入青銅時代，逐漸形成了青銅時代世界體係，歐洲與東亞都是這個體係的邊緣地區。大約四千年前東亞開始進入青銅時代世界體係。”[2]
這一點在考古學上的證據非常明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已經挖掘出來的成熟的青銅器，按時間順序，是先出現在中東，然後出現在新疆，經過新疆的綠洲一點點向中國內陸傳播，經過甘肅，沿著黃河，傳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裏頭。“中國北方，由西往東，四壩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之下層，這一連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銅刀、銅製裝飾品出土，其間有相當的一致性，時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紀早、中期。從地理位置來看，它們可以說連成一條青銅進入中國的通道。”[3]中原地區發現的第一批青銅器，是公元前19世紀後期，在二裏頭文化第一、第二期出現的為數不多的一批青銅器，它們帶著濃鬱的西北早期青銅文化圈風格。
因此，在絲綢之路之前，已經存在著一條青銅之路了。沿著這條青銅之路傳進來的，不隻有青銅，還有小麥、黃牛和羊。這些也都是從中亞傳進來的。
有人說，牛、羊都是六畜之一，難道不是中國本土的物種嗎？
還真不是。中國內地的所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沒發現過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馴養黃牛和綿羊的遺骸。
事實上，考古學家公認，人類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馴化物種，幾乎都是在中亞和中東出現的，比如距今10000年前，人類在中亞西部馴化了小麥；也差不多同時，也就是10000年前，人類在中東馴化了綿羊和山羊；距今8000年前，人類在中東一帶馴化了黃牛。
“根據考古資料，中國沒有小麥、大麥和燕麥栽培過程的證據”，“綿羊和山羊引入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和小麥、大麥的東傳是平行發生的”[4]，這些馴化物種，小麥、牛和羊，傳入中國的途徑和青銅相同，它們先是傳入新疆，然後傳入了中原。在公元前2500年之後，馴養的牛和羊的骸骨開始出現在中國內地的遺址中，而且數量越來越多。所以考古發現，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來祭祀的供品一直是豬，從來沒有出現過牛和羊。而到了商周時代，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中原地區，除了傳統的豬殉葬外，綿羊首先在河南偃師商城成為殉葬儀式中的組成部分。這種做法在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陽殷墟變得更加司空見慣。”[5]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太牢就是指祭祀時用牛、羊和豬，少牢就是隻用羊和豬。
因此，六畜之中，隻有一半，也就是豬、狗、雞，是中國的土產。其他三種，馬、牛、羊，都是從中亞傳進來的。[6]
二
那麼，牛、羊、小麥的傳入，和中國早期王朝的出現有什麼關係呢？
它們提高了生產力。
中國本來沒有食草的馴養動物，豬、狗、雞都不吃草。所以牛和羊傳進來後，既不會跟中國本土的豬、狗等傳統家畜爭奪食物，又為中國人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肉食來源。
小麥是一種高產農作物，中原地區原來都是種小米的，但夏代之前突然開始普遍種植小麥。
因此，這些外來物種的貢獻首先是提供了大量食物，支持人口增長。
“外來馴化的動植物，如小麥、大麥、綿羊、山羊和黃牛，最早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二裏頭和商時期逐漸成為常見之物，成為新的食物來源，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長，也促進了早期國家疆域的擴張。”[7]
其次，小麥和青銅的引進，提升了中國人的組織能力。
“由於小麥是需要灌溉的農作物，因此它的大麵積種植需要公共管理係統對水源進行分配與調節。”[8]這就需要出現新的社會管理組織，正是這種需要促進了中原文明的發展。而青銅器的出現，更促進了文明不斷成熟。因為與石器和木器相比，青銅器的製造要複雜許多倍，需要通過大規模的精密的社會組織行為才能實現。
“考古資料顯示，如果沒有吸收來自中國之外的很多新技術，中國文明不可能達到這麼高的複雜程度。最顯著的發明如青銅技術、馬車、小麥、大麥、馬、山羊、綿羊，都是從中亞傳入中國的。……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國社會政治與技術的發展。外來技術被中原居民改造，並被納入本土的社會政治與精神觀念係統。”[9]
所以夏文明的出現並非偶然，是外因和內因交互作用的結果。“外來刺激常常引起質變。日本近萬年的繩紋時代文化發展緩慢，受外來文化影響彌生時代文化發展異常迅速。中國的新石器時代6000多年發展緩慢，進入青銅時代明顯加速。”[10]
“在國家形成期，從二裏頭到商，（外來）技術運用之密集度與強度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11]
如果說我所引用的上述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還不足以讓你相信外來因素對中華文化的刺激作用，那麼我隻能引用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曆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結論了：“探源工程最近十來年最新的發現表明，盡管中國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由於地理的原因處在東亞地區，是相對孤立、相對獨立、自己摸索向前發展的，但是在古國時代的晚期，最近十來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表明，中國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觸，源自於中亞地區的麥類作物，黃牛、綿羊、山羊等家畜品種以及青銅冶金技術，在這個時期陸續進入了中國文明之中。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地被加以改造和提升。這就為中國文明的持續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或者能量，也就體現了中國文明的互相借鑒、兼收並蓄能力。”[12]
三
除了青銅、牛、羊和小麥，中國文明中還有一些重要的東西來自中東，馬和戰車就是典型的例子。它們是在商代傳入中國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類在中亞高原馴化了馬。公元前3500年，兩河流域的人又發明了輪子。這兩者一結合，便誕生了戰車。
戰車剛出現的時候是很簡陋的。考古發現，最早的戰車車輪隻是簡單的圓木，後來演變成了實心的木頭圓盤，在中亞經過1500多年的漫長發展，最後才變成了輻條式車輪。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亞的戰車發展到非常精美和成熟的階段，一輛戰車由幾十件非常精致的零件組成。戰車從最初到原始狀態，再到最終定型狀態，就像馬的化石顯示原來很小的始祖馬進化為後來的高頭大馬一樣，這中間的發展過程在中東的考古發掘中展示得非常清楚。但是中國戰車的出現卻是“橫空出世”的。在商代之前的遺跡當中從來沒有出土過戰車。最早的戰車出現在商代晚期，而且一出土就已經非常成熟。所以蘇聯的列·謝·瓦西裏耶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等人都注意到兩者“在功能和結構上的一致性，以及原則上和細節、部件上的共同性”。如果排除中國古人有超人一樣的聰明，更大的可能性是，戰車是和馬一起，直接從中亞傳過來的。
此外，中國文化中還有很多因素可能是來自中東和中亞。
比如中國的十二生肖。其實不隻中國有十二生肖，埃及、印度和希臘都有，隻不過十二種動物不完全一樣。比如印度的十二生肖，用獅子取代了中國的老虎，其餘都一樣。郭沫若認為，各民族的生肖都起源於巴比倫，是中亞地區居民模仿巴比倫黃道十二宮而製定的。
另外，對於中國自古以來用來紀年的幹支中的十二地支，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釋幹支》中也認為其起源於巴比倫黃道十二宮。
有什麼證據呢？
中國最早的詞典《爾雅》當中有這樣一段話：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醜曰赤奮若。
我們讀到這一段，會感覺非常困惑，因為這些詞明顯不是漢語。晉代著名學者郭璞雖然“博聞多識，猶雲字未詳”，在《爾雅注》中對此隻好“闕而不論”（見《爾雅》郭璞注）。今天的讀者讀到這些詞，估計第一反應都會認為這是譯音。竺可楨認為，這些詞源自外來語的譯音詞是“無可諱言”的。岑仲勉認為是來自伊朗[13]，郭沫若則認為是來自古巴比倫文化。
我們來看第一個，“太歲在寅曰攝提格”。甲骨文的“寅”字是弓箭的形狀。郭沫若說，這個星在巴比倫文化中對應的是豐收女神伊什塔爾，通常也是站在獅背上手持弓箭的形象。[14]
史有為說：“從郭沫若提供的巴比倫語或其親屬語言的對音來看，其中大部分確實有語音上的對應關係。這些讀音不是個別的，因此不能用偶然相似來解釋。另外，這十二歲名也確實不像漢語固有的，名稱奇特，無法用上古漢語單音節語素去解釋。巴比倫是古代天文學最早也是最發達的地區，根據各方麵的合理推斷，古代華夏人同西方的聯係也應該早在史籍記載之前就已經開始，因此天文知識連同這些名稱萬裏輾轉輸入中國是完全可能的。”[15]
當然，還有人解釋說，攝提格對應的拉丁語是Sagittarius \/s?d?i \\u0027te?ri?s\/，即十二星座中的射手座，這個詞前三個音節Sagitta（音瑟即他）發音與“攝提格”接近。因此，這個譯音與拉丁語有親緣關係。這個我們就存而不論了。
因為以上這些原因，所以很久以來就有一種說法，叫“文明西來說”。
郭沫若說，中國的早期天文學知識與中東如此相似，所以“古巴比倫星曆之輸入，必在有夏一代。意者商民族本自西北遠來，來時即挾有由巴比倫所傳授之星曆知識，入中土後而沿用之邪？”。
也就是說，商族人有可能是在夏代從中東來到中國，帶來了天文學知識。
蘇聯學者瓦西裏耶夫在《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中則斷言，有一個中東或中亞的部族向東遷徙到黃河沿岸，才有了高度發達的殷商文明。
四
那麼，中國文明到底是不是西來的呢？
到今天，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中國早期的一些馴化物種，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技術，比如青銅、馬車，還有一些天文學知識，確實是從中東和中亞傳入的。
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斷言，中國文明是西來的。
因為在這些物種和技術知識傳入之前，中國本土文明的基本特點和性格已經完全形成了。“考古學家已經揭示東亞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是本土起源，且連續進化。”這些新技術不但沒有改變中國本土文明的基本特點，相反，還刺激了其獨特發展。[16]
[1]青銅時代起源於歐亞西部的青銅技術的西東向傳播，不僅發生的時代早，而且傳播過程具有持續性、廣泛性，對沿途文化的影響全麵而深刻。國內外學術界很早就展開了相關研究，近年來，隨著中亞和中原新的考古發現以及多學科研究的突破，學術界對史前“青銅之路”有了全新認識。目前的研究表明，隨著史前“青銅之路”的開辟，至少還有小麥的種植技術、羊和牛的馴養技術西東向的傳播。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種因素碰撞交融與發展的結果，特別是自西向東的外來因素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劉學堂、李文瑛：《史前“青銅之路”與中原文明》，《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2]莊孔韶主編：《人類學研究》（第八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第234頁。
[3]許倬雲：《萬古江河：中國曆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第40頁。
[4]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101頁。
[5]同上書，2017，第115頁。
[6]這裏的牛指的是黃牛。不過水牛也不是來自中國本土牛的馴化。“線粒體DNA檢測的結果表明，中國現代水牛屬於主要分布在東南亞的沼澤型水牛，因此它不可能源於中國本土野水牛。……中國本土水牛遺存中沒有馴化過程的證據。”同上書，第119頁。
[7]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415頁。
[8]劉學堂，李文瑛：《史前“青銅之路”與中原文明》，《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唐際根在《“青銅社會”：古代王權的運轉》中也說：“青銅器的生產需要一個複雜的管理體係……種種跡象表明，殷墟的作坊遺址空間分布呈現出一種較強的規律性。從布局上看，這些作坊都圍繞著溝渠。商人把水由洹河從北往南引導到一個地方後，再由西北往東南把水引過來，使水從西北地勢高的地方向東南地勢低的地方流淌2000多米。商人用幾千米的溝渠，把各類作坊區連接起來，在洹河南部形成一個巨大的布局，這絕非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僅依靠一兩個家族也是做不到的，而是要借助相當的權力進行協調安排。……由如此規模的作坊遺址可見，青銅鑄造業的背後是王權的管理。”
[9]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414頁。
[10]易華：《東亞與青銅時代世界體係》，《三代考古》2009年第8期。
[11]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415頁。
[12]《中華文明探源將是一個非常長期、需要繼續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務》，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7601\/38374\/zy38378\/Document\/1630143\/1630143.htm
[13]參見黃顯功：《月下掩卷：史林學步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43頁。
[14]王寧：《〈釋支幹〉辯補——〈釋支幹〉研究之四》，《郭沫若學刊》1997年第2期。
[15]史有為編：《漢語外來詞》（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第36頁。
[16]《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裏阿諾斯就認為，中國文明是在本土繁榮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本土文化一直是連續發展的。外來的物種和技術隻是刺激了中華文明的發展，而並沒有改變它的基本性格。
第四章
中國文明的基本性格
一
上一章我們提到，誕生於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在青銅、小麥和馬、牛、羊傳入之前，就已經形成自己的獨特個性，與其他幾大古文明有明顯的不同。
什麼個性呢？主要體現在血緣家族和祖先崇拜這兩方麵。
西安市人民北路附近有一處文化遺址，叫薑寨遺址，是新石器時期的，距今將近7000年。這是一個村子，裏麵有100多座的房子。考古學家發現，這些房子的布局很有特點，它們分成5組，都圍繞著村子中間一個很大的廣場，房門都開向廣場。這說明，這個村子是由一個先祖分下來的5個大家庭組成的。
中間的廣場就是家族集會和祭祀先祖的地方。那麼這個村子所有房屋都圍繞著一個圓心，房門都朝著中心方向，這樣的話無疑會使村莊中的相當一部分房屋采光不好。這種建築布局說明了原始村莊的一種集體主義精神：為了全族的團結，相當一部分人不得不放棄生活上的舒適。特別能說明這個原始村莊集體大於個人的價值取向的一個事實是，在他們的公共墓地裏，沒有夫妻合葬墓，每個人都是單獨地按輩分的高低和血緣關係的遠近以及死亡的先後順序埋在墓地裏。
所以薑寨古村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基本基因：家長製、血緣紐帶和祖先崇拜。血緣網絡把100多個小家庭緊密地編織成了一個大家族。在這個村子裏，一切由輩分最高的男性家長說了算。在村子中間的廣場上，每年都要舉行祭祀祖先的盛大儀式。[1]
中國上古，人們到底信奉哪種宗教呢？有人說是太陽神崇拜，有人說是生殖崇拜。其實這都是生硬地套用西方的概念。
事實上，中國上古的信仰，除了新石器時代世界各民族普遍都有的薩滿教崇拜之外，更為突出的特點是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特點之一，甚至今天依然如此。中國人最信什麼？最信的是祖先崇拜，或者說祖先有靈。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認為人死後會上天堂或者下地獄，佛教認為人死後會進入六道輪回，但是中國古人認為人死後會去陰間，並且永遠生活在那裏。每年節日，中國人都要去上墳，給祖先寄去紙錢。他們一邊燒紙，會一邊念叨：“爸、媽，給你們送錢來了，你們在陰間保佑你們的兒子和孫子們日子過得平平安安、興興旺旺的。”如果夢到死者，他們多會認為這是祖先因為缺錢或者在陰間境遇不好而“托夢”，立刻到墳上去燒紙，或者找“算卦”“看相”“跳神”的巫師“破解”。“血緣祖先崇拜是由鬼魂信仰發展而來的。鬼魂信仰的內容大致有三：一是相信人死以後靈魂不滅；二是認為靈魂有超人的能力，足令生者畏之，但也能依賴之；三是也有一個類似人間社會的鬼魂世界。”[2]
我的舅媽曾經長期為一個事情焦慮，甚至達到了幾乎患了抑鬱症的程度——沒有孫子。她的兒子的頭倆孩子都是女孩，為了讓兒子再生第三胎，她什麼辦法都想出來了，包括喝農藥。
為什麼非要生孫子呢？因為沒有孫子，就是“絕後”了。絕後有什麼可怕之處呢？那就是在陰間沒有人給上墳燒紙，會沒有錢用。因此會淪為孤魂野鬼，永遠以乞討為生。
因此，對中國人來說，子孫後代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祖先。甚至一個部族、一個國家，最重大的事也不過是兩件：一件是祭祀，一件是打仗。“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這個觀念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至少從新石器時代後期就開始了。新石器時代後期，部落規模越來越大，從原來的幾十人變成了幾千人，這樣，祖先崇拜就顯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它能形成凝聚力，讓部落裏的人團結在一起。我們在考古遺跡中發現，越接近新石器時代晚期，各地文化中祭祀祖先的建築規模就越大。
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黃河中下遊一帶的很多部落轉化為“邦族”，也就是原始的國家。這些原始國家都是以供奉祖先的宗廟為中心建立起來的，而且它們的政治結構也都是血緣結構，什麼意思呢？誰是輩分最高的家長，誰就是首領，原始國家內部的關係完全是由血緣的遠近親疏決定，與家長血緣關係近的人，就處於社會的上層，距離遠的人，就處於社會下層。紅山文化、良渚文化時代的部落組織都屬於這種社會類型。
這種原始國家的血緣結構，後來又直接演變為夏商周的政治結構。
我們看，夏商周三代的城市遺址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宗廟都位於國都的絕對中心。而且興建都城時，第一位要考慮的是宗廟。或者換句話說：建都，首先是為了祭祀祖先。《禮記·曲禮》說：“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要建一座宮殿，首先要考慮的是把供奉祖宗的宗廟建好。
遇到日常事務，國王或者召集親人們討論解決，或者在祖先靈位前用占卜也就是燒牛骨頭和烏龜殼的方式解決。今天考古發掘的甲骨文拓片就有大量的這類記錄。國王或親人生病，通常也要占卜，日本學者伊藤道治注意到“一期”卜辭裏，就有問疾病是否由某祖先作祟導致的記錄。
夏商周時期還沒有出現後來的官僚係統，國王怎麼治理國家呢？主要依靠血緣關係，也就是依靠自己的親人。商代政治權力就是按血緣遠近分配的，這從商王創立的分封製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這些其實都是起源於家族內部的稱呼：“公”是指長輩，自然地位最高，“伯”是兄長，次之，“子”“男”是晚輩，所以屬於低級爵位。
我們都知道，中國上古時期的玉文化非常發達，古墓中大量出土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都非常精美，製作這些玉器顯然花費了無數心血。那麼，這些玉器是幹什麼用的呢？基本上都是用來祭祀。當然，這些祭祀中，既有用於祭祀祖先的，也有祭祀天地即用於薩滿儀式的。[5]
我們上一章說過，西方的物種和技術介入了中華文明的早期發展，但是這種介入，強化了而不是削弱了中國本土文化的特點，這典型地體現在青銅文化中國化的過程中。青銅器雖然是從中亞傳過來的，但是中國很快就後來居上，在製作水平上遙遙領先。“製造工藝極其先進，令人拍案叫絕，其工藝水平遠勝於中東。”[6]當然，這種藝術水平也意味著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資源。
然而，中國的青銅器用途和其他地方不同。在世界其他地方，青銅主要被用來製造兵器和農具，也就是說，是實用的。“西方青銅器的主流傳統，是那些製作規整、形體相對統一、區域特征明顯的主要用於生產和戰爭的工具與武器，如斧、劍、矛、鑿等，多是實用的器物。這些器物在天山北路墓地基本上找不到了。青銅之路由歐亞西部進入東天山地區，繼而向東，遠抵中原腹地，功能的變化日漸明顯。”[7]在中國商周時代，人們費心費力地製造出大量精美的青銅器，主要是用來祭祀祖先。那些巨大的青銅鼎，用來盛放獻給祖先的牛和羊，那些精美的觚和爵，則是祭祀典禮上盛酒的器具，這些青銅器初期造型都是直接複製原來祭祀用的白陶器。老百姓平時用的工具，都還是簡陋的石刀、石斧。
所以青銅文化的中國化，最典型地說明了外來技術的傳入不但沒有削弱中國文化特色，反而增強了這種特色，也就是祖先崇拜。
因此，祖先崇拜是早期中國文化的核心特點。
當然，祖先崇拜其實並不是中國獨有的，而是人類早期社會共有的特征。直到今天，世界上一些原始部族社會，比如南部非洲或者大洋洲的一些部落，還保持著祖先崇拜的傳統。現存於非洲的祖先崇拜，其“理論依據”和“現實表現”與古代中國保持了驚人的一致性。李保平在《論非洲黑人的祖先崇拜》一文中說，非洲黑人“各族普遍認為，祖先出沒於人間的村莊、茅舍，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始終陪伴著生者，幹預著塵世間的事情”，“祖先看管著家園，佑助著家族、部族成員，直接關心和過問家庭和財產方麵的一切事情；他們使後代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人丁昌盛、福祿長壽”，祖先可以托夢給人，“祖先也會發怒和破壞，降下天災人禍以懲罰後人。當祖先發怒時，人們必須設法撫慰，使祖先的精靈安息。比如，用飲料、家禽或牲畜等祭品進行祭奠”，“直到今天，非洲人還在互相叮囑，不要忽略對祖先的祭奠。因為得不到祭品的人在死者世界中是窮人，是靠別人施舍過活的窮人。如果祖先的墳墓多年失修，那麼不肖子孫就要負起修葺之責，以消除內心愧疚。既福佑於人又致禍於人的祖靈特牲，反映了各族黑人信仰意識中對祖先敬愛與畏懼交織的矛盾心理”。
相信每個中國人讀了這段介紹，都會理解今天非洲黑人對祖先的那種虔信。其實，直到今天，中國大部分農民對祖先靈魂的看法與非洲黑人仍然毫無二致。
那麼，既然是人類社會早期的共同崇拜，我們為什麼說祖先崇拜是中國的獨特性格，而不是人類文明的普遍性格呢？
這是因為其他發達文明在氏族製度解體時，通常打破了祖先崇拜觀念，轉求於與人類建立了契約的上帝，或者其他宗教。中國雖然也屬於擁有發達文明的國家，卻沒有突破血緣社會的瓶頸，而是停留在祖先崇拜階段。
為什麼會這樣呢？最初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地理環境。
[1]嚴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薑寨〉評述》，《文物》1990年第12期。
[2]劉明：《先秦儒家生死觀探析》，碩士學位論文，鄭州大學，2004。
[3]範州成：《從殷墟卜辭看血緣祖先崇拜的由來》，碩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2005。
[4]同上
[5]“薩滿教”是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原始信仰，今天仍然遺存於中國東北、蒙古、北美、澳大利亞、北極因紐特人地帶。張光直認為，“薩滿式的文明是中國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個特征”。薩滿“登天入地進行宇宙飛行”的觀念和中國古代的“巫覡通天”觀念一脈相承。商代文化中表現出大量薩滿教的特征。商人起自東北（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商人的酒文化和占卜文化，明顯地混合了薩滿教和祖先崇拜。
[6]塞繆爾·E.芬納：《統治史》（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477頁。
[7]劉學堂：《彩陶與青銅的對話》，商務印書館，2016，第203頁。
第五章
為什麼希臘人“弑父”而中國人“殺子”
一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著巨大的差別。
希臘神話中一個常見的主題是“弑父”，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是俄狄浦斯的故事。
有一位國王，得到一條神諭，說他“將被兒子所殺”。這個國王很害怕，因此甚至不敢和王後同床。有一天，他酒後忍不住亂了一下性，結果生出一個兒子，叫俄狄浦斯。國王很害怕，就把這個嬰兒扔到了山裏。結果這個孩子被一個牧羊人發現並且養大。長大之後，他和國王在城裏狹路相逢。兩個人互不認識對方，國王命令俄狄浦斯讓路，俄狄浦斯脾氣也很暴，盛怒之下把國王也就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殺死了。然後他因為能力出眾，被民眾選為國王，按照習俗與前王後也就是自己的母親成婚，於是應驗了他將“弑父娶母”的神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