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後來被弗洛伊德引用，形成心理學中的一個著名術語：“俄狄浦斯情結”。
除了這個故事之外，在希臘神話中，“弑父”的例子實際上還有許多。希臘的神界頻繁發生父子衝突，父親通常會對自己的兒子百般提防。天空之神烏拉諾斯把子女們囚禁於地下，結果他的兒子克洛諾斯用大鐮刀閹割了父親，取代了父親的統治地位。
克洛諾斯成為神界的主人後並不放心，因為他的父親死前對他說：“你也將像我一樣被自己的兒子推翻。”於是克洛諾斯做出了一個殘忍的決定：把生下來的孩子全吃掉。所以他的頭五個孩子，全都在剛出生時被他一口吞下。第六個孩子叫宙斯，也就是希臘神話中最偉大的神，出生之後，被母親用石頭調了包，僥幸活了下來。長大後，宙斯把父親扔出了王宮，自己成為眾神之王。
希臘神話中“弑父”的故事這麼多，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希臘社會當時的某種現實。
遍觀中國上古神話，我們絕對看不到這類“大逆不道”的情節，與此相反，我們看到的多是“殺子”的傳說。
比如堯舜禹中的舜很有才幹，但是他的父親瞽叟卻不喜歡他，經常無緣無故地毒打他。舜怎麼辦呢？他從來也不反抗。打得輕，他就乖乖地忍受著；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一個人痛哭。堯聽說了這些事情，認為舜品德高尚，準備重用他。結果瞽叟更不高興了，他聯合自己小妾生的兒子象，要謀殺舜。有一次，瞽叟要舜修房頂。舜剛爬上去，瞽叟和象立馬抽走梯子，放火燒屋。好在舜把自己頭上戴的鬥笠當作降落傘使用，然後跳了下來，逃過一死。結果過了兩天，瞽叟叫舜去挖井，舜又老老實實去了，等舜下到井底，他的老爹和弟弟就急急忙忙地挖土填井，想把他給活埋了。幸運的是，舜很有警惕性，知道他們沒安好心，一下井就早早在井的側壁鑿出了一條暗道，這才又撿回一條命。
因為這種“百忍成家”“不惜一切代價建設和諧家庭”的精神，讓舜成了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聖賢，被萬人歌頌，後來又成了領導。這個今天讀起來有點兒怪異的傳說，在1911年以前，一直被當作教育中國人的最經典的故事之一，列為“二十四孝”之首。
“二十四孝”中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在一個大災之年，一名叫郭巨的孝子為了省下一口糧食以確保母親不挨餓，打算把自己的兒子活埋了。他的理論是，兒子死了可以再生一個，母親死了就不能複生了。這就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兒”。
這兩個故事也不是偶然出現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樣極端地強調孝道的故事很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也許可以把中國文化解讀為“殺子文化”。
那麼，為什麼西方神話的主題是弑父而我們是殺子呢？
這個原因比較複雜，歸根結底還要追溯到中國和希臘地理環境上的不同。
我們前麵已經講過，中國地理環境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半封閉的，由青藏高原、草原、沙漠、長城圍起來。第二，被圍起來的這一大塊腹地，土地很肥沃，非常適合發展農業，也非常適合定居。
而希臘的地理環境與中國幾乎完全相反。希臘地理環境的第一個特點是開放性。希臘是個半島，看希臘地圖，給人留下第一個印象的是它的海岸線之長。除了北部，這個半島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邊都不過五十公裏，海岸天然良港密布，航海條件得天獨厚。用顧準的話來說，“這種條件幾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都不具備的”。
第二個特點是土地非常貧瘠。希臘多山，土壤裏有很多石塊和沙礫，不利於農業耕作。所以古希臘作家、曆史學家希羅多德說希臘“一生下來就是由貧窮哺育的”。
這種地理環境的不同，決定了中國文明和希臘文明的區別。
我們的祖先很早就在黃河兩邊世代定居下來，很快形成了大麵積的、單純的定居農業模式。中國文明從根上就是農業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們的生活方式不過是對上一代的重複，老年人的經驗和智慧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時候發洪水，什麼時候播種。所以我們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在農業社會，老年人是永遠的權威，一切社會資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裏，老年人對家族的支配是終身製的，年齡越大，輩分越高，發言權就越大。所以中國社會是一個“尚老社會”，與“老”有關的一切詞都是好的：“老實”“老練”“少年老成”“老板”“老總”……都有成熟、穩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而希臘人的生活卻不是這樣。
希臘貧瘠的土地不適合種大米和麥子，不過那些多岩石的山坡能用來種葡萄樹和橄欖樹，也可以養羊。所以，希臘糧食不能自給，但是可以生產橄欖油、葡萄酒和羊毛。
橄欖油、葡萄酒和羊毛不能吃，怎麼辦呢？可以賣了換糧食吃。所以希臘人就到海上去做生意，把自己生產的橄欖油、葡萄酒和羊毛賣到別的國家，把別的國家的糧食運回來。
海上貿易和定居農業這兩種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大海顯然是年輕人的天下。因為大海充滿危險，一次遠航要用時數月，與風濤搏鬥，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所以在早期的希臘社會，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輕人。在希臘傳說中，我們讀到更多的是對青春、活力的讚美。希臘雕塑歌頌的多是青春、健美的人體，因為希臘人崇尚展示青春和力量的體育運動。
這種航海的商業活動更重要的一個作用是打散了血緣紐帶。大規模的航海活動，不可能是一個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條船，隻能是各家的年輕人上一條船，在這條船上，人與人之間是平等關係，而不是長幼尊卑的關係。所以一般來講，在古代希臘，兒子成年後，父親就會承認他的平等地位。這一傳統後來演變成了一條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後（17周歲、18周歲）即完全擺脫家父的控製，在通過由家父或監護人及立法大會主持的市民資格考察以後，即可獲得獨立權利而登記造冊。”
說到這裏，我們回頭再看希臘神話。神話是現實社會的隱喻。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一書中，把西方民主製度的產生直接歸因於兒子對父親的反抗。他認為，文明的發展過程就是從“原始父親”的專製向“兄弟聯盟”的民主轉變的過程。在希臘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血緣紐帶不斷鬆弛，父權不斷弱化。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組成社會，從而創造出了希臘的民主城邦。
“弑父精神”是推動希臘西方社會不斷發展的一個基本精神動力。人們對家庭權威的態度，決定了他長大之後對社會權威的態度。西方文化的一個突出特征是敢於反抗權威，在代際衝突中完成新陳代謝和自我更新。
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鬼魂經常幹涉人世的生活，需要人的供奉。而血緣紐帶斷裂後的希臘並非如此。“在古希臘羅馬人的觀念中，靈魂猶如飄忽的影像，不具實體，甚至連思考和說話的功能都沒有，無力幹涉生者的世界。而且，死者一旦獲得埋葬或火化，其靈魂即可渡過陰河，進入一去不複返之鄉，從此斷了還陽的歸路。因而，古希臘人對已經安葬，尤其是已經火化的死者的靈魂並沒有畏懼感，很少有鬼魂上門造訪的故事。”[1]
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當中，血緣紐帶也以其他不同的方式早早地被割斷了。比如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也很早就從血緣酋邦時代進入分層社會，推動這一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業。而商業在兩河流域之所以重要，也是因為兩河流域的地理環境與中國相當不同。
“古代蘇美爾位於兩河之間……每一座城市及其衛星城鎮都被沙漠和其他的城市分離開來。……蘇美爾幾乎沒有石頭或金屬，除了棕櫚、檉柳、柳樹和白楊這些並不太好的建材之外，幾乎沒有木材。銅、石頭和建築木材，如果需要的話，也隻能通過同北部上遊的貿易而獲得。”[2]
因此，蘇美爾文明不存在如中國這樣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同地區的物產必須大量交換，大商業特別是長距離的遠途販運在蘇美爾社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並且決定性地影響了社會組織的形成。“在蘇美爾人那裏……大商業的存在是生產分工或者說社會勞動分工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將整個社會生活整合起來的黏合劑。”[3]
因此，蘇美爾人的血緣紐帶也很早就斷裂了，血緣紐帶斷裂的一個表現就是神廟的興起。因為人群不再以血緣為聯係紐帶了，自然也就不能用共同的祖先來維係團結了。他們要尋找新的共同的信仰，這就令中東地區出現了巨大的神廟。蘇美爾各個城邦都竭盡全力，修建精美的神廟，供奉整個城市崇拜的主神，這些神與祖先是沒有關係的。共同的神“是有力的社會黏合劑，將居民團結在一起，團結在國王身邊，順從其作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4]人們的社會地位由財產而不是血緣決定，窮人大批地成為富人的奴隸，由此進入奴隸社會。
而在中國，商業自始至終不發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一直是主體。“吉德煒指出，中國古代的地理環境特點有助於解釋其文化發展的形式。早期中國文化的根基是農耕，所以市場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中國境內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東的，這種自然環境很難激發地區間貿易的發展，因為它們流經的緯度相同，故而自然資源基本相似。缺少大範圍貿易網絡也可以用自然資源分布的廣泛性來解釋，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給自足，沒有必要進行貿易。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自然環境與此完全不同，社會發展所需的金屬礦石、堅硬的石料和優質的木材十分匱乏，都要依賴遠程貿易網。”[5]
因此，中國曆史的發展與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在其他文明血緣斷裂的同時，中國卻出現了血緣群體的不斷擴張，從家庭、家族擴大到部落、部落聯合體，最終形成國家。
商代中國看起來和比它早一千多年的蘇美爾城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城市、宮殿、文字和青銅器。但這隻是表麵類似，骨子裏，中國早期文明和蘇美爾文明及後來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在兩河流域，青銅器之所以出現和發展，主要是由於耕種和作戰這些實用因素。而在早期中國，青銅器主要被製造成禮器，用於政治目的。雖然中國的青銅文化如此發達，但農民們用的一直都是簡陋的石器。蘇美爾人創造文字是為了記賬，或者說為了服務於經濟。而中國的甲骨文記錄的幾乎都是占卜，而占卜是商代政治的運作方式。在蘇美爾，城市是從經濟中心或者說商品交易中心發展來的，而在中國，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經濟中心。因此，考古學家張光直強調，推動中國文明形成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是政治而非技術和貿易。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比如希臘和蘇美爾，是相反的。[6]
張光直也因此認為，中國早期文化與瑪雅文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重要特征是連續性的，就是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許多文化、社會成分延續下來”。而蘇美爾文化“是一個突破式的，就是在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上，經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產生而造成一種對自然生態係統束縛的突破”。“親屬製度被破壞，親緣關係為地緣關係所取代。”[7]
然而，雖然和中國一樣屬於連續發育的文化，瑪雅文化也沒有祖先崇拜，隻有神靈崇拜。所以，我們看瑪雅文化與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一樣，有著巨大的神廟建築。中國沒有這種與民居完全不同的神廟建築類型，中國的太廟建築與活人使用的宮殿建築毫無二致。
因此，血緣這個紐帶，從新石器時代到春秋戰國，一直牢牢地束縛著中國人。儒家的政治學說原理，其實就是把血緣原則放大到國家。有人說，中國人的宗教是儒教，而儒教的核心是孝道，是“慎終追遠”“無後為大”。語言學家研究統計，世界上主要的民族的語言中，關於親屬的稱謂有25個詞左右，但漢語中有多少個呢？350個。與父親同輩的男性，英語隻用一個uncle就打發了，而漢語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5種稱謂。英語中cousin這個詞，在漢語中要用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這8個詞才能表達。這正說明血緣關係在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直到明清，太廟仍然建在離皇宮最近的位置上。在中國南方，一個村子中心最精美的建築基本都是宗祠。而如果你到世界各地去旅遊，你會發現，不論是印度、中東還是歐洲，他們城市中心的教堂、寺廟供的都是神，沒有一個是供奉祖先的。
中國人的廟供的是祖先，其他文明的廟供的是神。[8]這是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一個根本區別。
[1]王以欣：《古代中國與希臘羅馬世界的通靈術——一個文化比較研究》，《外國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2]塞繆爾·E.芬納：《統治史》（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111頁。
[3]陳宣良：《中國文明的本質》（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16，第90頁。
[4]塞繆爾·E.芬納：《統治史》（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110頁。
[5]“中國古代文明不同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後者依賴貿易獲取必需品和貴重物品，貿易對經濟至關重要，也是政治體製形成的關鍵所在。而古代中國人主要依靠豐富的本地自然資源滿足生業需求。”（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415頁。）
[6]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412頁。
[7]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文物出版社，1986，第23頁。
[8]佛教寺廟是外來文化，道教也是後起的，不在此論之列。
第六章
夏商周三代：血緣紐帶的擴大
一
中國曆史上，管夏、商、周三個朝代叫作“三代”。這三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認為是一個黃金時代，後來的讀書人總是夢想“回到三代”。但實際上，這三代彼此之間還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一直未能出土類似安陽殷墟甲骨卜辭的文字記載，所以夏代的曆史在今天看來還是模糊不清的。學術界一般認為，雖然實現了形式上的家天下，但中國曆史上的首個國家夏，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隻是部落聯盟而已。
在夏代，各部落對中央政權的出現並不習慣，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製也缺乏經驗。它沒有建立係統的分封製度，無法實現對其他部落的直接控製。因此夏雖然已經是國家，但是仍然保留了部落聯合體的諸多特征：夏的天下共主地位主要是名義上的，它隻對夏族部落的地域有絕對的控製權，其他部落隻要承認夏政權的正統性，並向中央政權交納點貢賦（傳說大禹因此作《禹貢》），就可以基本不受幹涉地進行自我管理。[1]
在夏王朝統治的後期，夏朝疆域的東部邊緣，有一個叫商的部族興旺了起來。傅斯年認為，商最早起源於中國東北地區，與後來東北地區的滿族類似，商人認為自己的祖先來自燕子的卵。
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的首領湯率領著方國部落討伐夏桀。邊緣部族乘中原衰弱入主中原，並繼承中原的文化傳統，中國曆史的這一永恒主題，其實從商代夏就開始了。“殷因於夏禮”，商人在攻滅了夏之後繼承了夏的文化遺產，並且將其發展壯大。
《全球通史》認為，商滅夏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動，而是全球第一次遊牧民族大入侵的組成部分。“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手執青銅武器的戰車兵也入侵了遙遠的中國北部的黃河流域。”斯塔夫裏阿諾斯說，這不是中國一地的現象：
馬和鐵製武器的結合，促使遊牧民發起兩次席卷諸文明中心的大規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約在公元前1700至前1500年之間，入侵者通常是手執青銅武器，駕著馬拉的戰車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約在公元前1200至前1100年之間，入侵者通常都是騎在馬上，用鐵製武器作戰。這些入侵不應看作取代當地種族，完全改變種族分布的大規模的遊牧部落的入侵，而應說，是為數不多的入侵者，憑借軍事技術上的優勢，組成武士貴族集團，統治了在人數上遠遠超過他們的諸被征服民族。
在朝代更替之際，統治技術往往發生飛躍式的進步。商王朝與夏王朝統治的一個重大區別是，商王朝更有效地依靠血緣的力量。在征夏的過程中征滅了那些邦國之後，商朝發明了分封製，商王把自己的一些兄弟叔伯分封到各地，從而使商王族直接控製的地區比夏王族控製的大了數倍。這樣，商朝的統治就比夏朝更有力而且更穩定。所以從商朝開始，我們可以把中國叫作“封建社會”。
但是和周朝比起來，商朝仍然是一個不完善的封建社會。商代早期，王室和貴族不斷產生矛盾，曾經多次遷都。由於王位繼承製度不明確，內部不斷爭奪王位，曾出現“九世之亂”。商朝在政治上迷信占卜，國家大事都靠算卦，其方式與印第安人用薩滿儀式決定族群大事相類似，這樣的治理水平肯定有限。這些統治製度上的缺陷，就需要下一次改朝換代來完善。
二
傳統史書說，商朝起自東夷，而周則起於西夷。
一些學者比如徐中舒先生認為周人出自北狄，是北方少數民族，具體地說是白狄。沈長雲先生結合考古與文獻資料，認為周族是來自內蒙古鄂爾多斯一帶，後來隨著氣候逐漸幹冷，他們轉移到渭水流域的岐山一帶。“由於地理優勢，他們更容易得到來自西亞的軍事技術，特別是戰車技術。”[2]也就是說，他們的戰車技術要比東邊政權的更先進。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軍攻伐商紂王，完成了又一次邊緣少數民族對中原的征服，開啟了周朝近800年的曆史。
周代和商代比起來，在統治技術上出現了明顯進步。
首先，周代把商代創造的分封製度係統化了。
商代雖然發明了分封製，但商王所封的同姓諸國隻占商代三千多國中的極少數。而周王朝建立之時，黃河中下遊那些邦國原來的土地全部被分封給了周王族的近支親人。《荀子·儒效》裏提到周公“兼製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在西周建立之時，天下主要的71個邦國中，周王族擁有的多達53個。周王的近支叔伯子侄，隻要智力正常，都成了顯赫的諸侯。
周王朝建立分封製目的十分明確，那就是確保周王族對天下的統治。這在“封建”二字的起源上表現得很清楚，“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把親人們分封到各地，是為了護衛周王。這樣周王朝對天下的控製力比商朝要強很多。
其次，商代雖然建立了分封製，但是沒有製定相對應的完善的禮儀和宗法製度，這就導致商代的政治比較混亂。商王傳位，很多情況下是“兄終弟及”，因此中丁之後出現多次爭奪王位的內亂。周代配合分封製，建立了“周禮”，王位傳承奉行嚴格的嫡長製，隻有嫡長子才能繼承王位，不是嫡長子的隻能封為諸侯，這就從製度上杜絕了爭奪王位的內亂。在王室與諸侯的關係上，周王也通過“周禮”中的“朝聘”“征伐”“會盟”等禮儀形式嚴密地控製著諸侯。這樣，通過係統化的分封製，西周社會建立起了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統治，也就是所謂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商代與周代還有一個區別，那就是商代重鬼神，而周代信天命。
和古埃及一樣，夏商兩代，鬼神是人們生活的主宰。夏商兩代的鬼與神，基本都與祖先有關。甲骨文中經常出現“帝”或者“上帝”，用來稱呼天上的最高神靈。但是這個“上帝”並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商族的祖先。因為甲骨文中，“帝”是花蒂的意思，瓜熟蒂落的那個“蒂”，也即祖先，部族的根。
商代貴族認為，神，或者說上帝，是商族的祖先，因此隻保佑商族。神的統治是不可能被人類推翻的，所以他們隻要好好祭祀，別讓天上的祖宗不高興，就可以永遠統治下去。所以商代統治者不太重視統治手段，隻顧恣意享受，酒池肉林，醉生夢死，這從商代青銅器中那眾多精美的酒器就可以看出來。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商代君主如此沉迷於酒，與印第安祭司們沉迷於致幻劑一樣，都是追求“通神”的一種方式。
而周代則把上帝從商人的上帝變成了所有人的上帝，從而創造了“天命”這個說法。
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後，需要為自己的這一行為進行辯護，即為自己的統治合法性進行論證。因此《詩經·大雅·文王》裏說，“天命靡常”。上天或者上帝並不是商族一個民族的祖先，而是普天下各民族共同的主宰。天下各族都是平等的，哪個民族能入主中原，關鍵是看他有沒有德行，獲沒獲得天命。
當初商湯因為有德行，所以被上天選中了當了天子。然而商紂胡作非為，已經耗盡了祖先的道德資源。而周人因為有德行，所以成功地實現了改朝換代。
然而周人既然憑借這套說辭奪取了政權，這套意識形態自然就對周政權形成了製約。既然天下各族都有可能獲得天命，那麼這就要求周朝的統治者要自我約束，要好好幹，否則就有可能被推翻。
這是周代比較重視政治文明的一個主要原因。《尚書》中的《無逸》篇，是周公教導他的侄子成王的，具體內容是告誡成王不要逸惰，不要酗酒，否則就可能像商代那樣因為失德而失去天下。
因此，周文化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開創性的文化。它把人的命運主動權從鬼神的手中奪回，掌握在人的手中。世界上大部分古老文化都是宗教文化，人們沉迷於對上天之主的侍奉之中，一生都在為彼岸世界做準備。蘇美爾人說，神創造了人，就是為了服侍神。如果你了解中美洲文明，看古代的美洲人為了討神靈的歡心付出多少生命代價，你會覺得不寒而栗。隻有中國，從周代起就已經擺脫“宗教負擔”，成為一個致力於現世幸福的“世俗文化”國家。這在人類世界中，應該是最早的。
三
按照過去一段時間內的說法，中國的夏商周三代是“奴隸社會”。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中國曆史就可以和西方曆史一樣，同樣被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幾個遞進的階段。
然而如果關注曆史研究的進展，你就會發現，這個說法的論據在今天已經大麵積動搖了。對夏商周三代實行奴隸製這一說法，主張最力的是郭沫若，然而郭沫若當時的論點和論據，基本都已經被後來的研究和考古發現動搖了。[3]我們說夏商周三代可能不是奴隸社會，首先是夏商周三代並沒有大麵積存在奴隸製的文字資料，沒有大量人口買賣的記錄。這說明夏商周雖然存在一定數量的奴隸（其實數量和在人口中的占比還沒有後來的漢代多），但是並沒有形成奴隸製度。事實上，真正意義上的奴隸製與商品經濟是有密切聯係的。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製，與高水平的商品經濟密不可分。換句話說，沒有發達的全國性的奴隸市場和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很難產生奴隸製。在中國的穩定小農經濟狀態下，是不太可能產生奴隸製的。
其次，郭沫若主張商周實行奴隸製的一個主要論據是，商周遺址中經常出現人殉、人牲，也就是把活人殺掉殉葬和祭祀。郭沫若說，“以人殉葬不消說正是奴隸製的特征”，“由上可知周代的奴隸，正是一種主要的財產”。
然而很多人認為，將如此多的人用來殉葬和祭祀，恰恰證明了商周時代還不是奴隸社會。奴隸社會中，戰俘通常是奴隸的主要來源，戰俘以青壯年為主，正是最好的勞動力，但是商周卻一般是把他們殺掉，用來祭祀祖先。[4]這說明，中國曆史上沒有出現過西方意義上的奴隸社會。
那麼，在西方人用奴隸作為勞動力的時候，中國社會是怎麼組織生產勞動的呢？或者說，中國社會是怎麼分層的呢？
中國早期社會分層，也是通過血緣標準來進行的。我們說，周代王位繼承實行嫡長製。其實嫡長製不隻存在於王室，而是通行於整個社會。北宋的大儒張載在《經學理窟·宗法》中描述了一個層層分封的金字塔結構：諸侯在國內，同樣要把爵位傳給嫡長子，其他兒子則被封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地位，也隻能傳給嫡長子，其他的兒子就降到“士”這個階級。士的嫡長子仍然是士，但是其他的兒子就隻能算是平民了。
當然這是一種過於理想化的描述，實際情況可能不是這麼規整，但大致是符合當時的社會情況的。比如姬姓族人，雖然同樣和周王一樣姓姬，但是因為血緣遠近不同，在社會上就處於不同的階層。誰在血緣上離周王近，誰就位於社會上層，成為中高級別的貴族；誰在血緣上離嫡長子遠，誰就處於大家族社會地位的下層，成為士或者平民。
周天子的家族是這樣，其他周代貴族家族也是這樣。周代每一個宗族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嫡長子世襲“宗子”之位。嫡長子就是家族的國君，正是因此，銅器銘文中的他幹脆被尊稱為“宗君”。
隻有身為嫡長子的“宗君”才有權主持祭祀祖先的活動，也隻有他才有權掌管本家族的共同財產。
因此《禮記·內則》說，家族內部，最有權威的是宗子。旁係子孫“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也就是說，如果你血緣地位低，即使因為特殊原因發了橫財，比宗子更富有了，但是你在宗子麵前仍然要畢恭畢敬，而且在衣服、器用、車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過宗子。不能在宗子麵前擺譜，不管你是坐著多好的車來的，也要遠遠地停在門外。你要是有好的衣服、好的車馬，則必須把最好的部分獻給族長，你隻能用次等的。
所以這就導致了上古時代中國特色的斂財方式，即“先貴而後富”：你在血緣譜係上地位越尊貴，支配的財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這就形成了中國政治權力的“超經濟強製”的傳統。
當然，我們以上說的都是周人，也就是“國人”。西周社會分為“國人”“野人”兩大階層。所謂“國人”是統治階層，以征服者的身份來到各諸侯國，定居在城邑當中。“野人”指被征服階層，土著居民，居住在城邑之外，耕種田地，交納賦役。被征服階層同樣按宗族劃分，每一個宗族自我管理，共耕一片井田。
所以，在血緣時代，血緣地位和權力地位是完全一體的。周代的家與國是合一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不隻是政治關係，更是血緣關係。“由宗法所封建的國家，與周王室的關係，一麵是君臣，一麵是兄弟伯叔甥舅。而在其基本意義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觀念，重於君臣的觀念。”[5]
所以我們看，自從開天辟地以來，中國人從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國家，血緣家族一再擴大，到了周朝，這種宗族意識達到了頂峰。可以說，在三代以前，中國人是完全生活在宗族之中的。“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國社會中，沒有具有自我意識的獨立的人，有的隻是許許多多以貴族為長的家族。”[6]
[1]這樣的話，夏朝的這種天下共主的地位就很不穩固。我們都聽說過後羿射日的傳說，據說後羿就一度取代了夏朝君主的統治地位。原來夏啟死了之後，他的兒子太康繼位。但是這個太康不怎麼爭氣，能力比較差，於是東夷一個叫有窮氏的部落趁機西進，這個部落的首領就是那位著名的善射的後羿，他把太康趕跑，即位稱王（後）。夏朝直到少康才複國，史稱“少康中興”。但是經此一變，夏朝的國王對天下“萬國”的統治更是隻剩下名義上的意義。
[2]馮盛國：《兩周時期華夷關係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陝西師範大學，2014。
[3]如果想深入了解這方麵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參考陳民鎮的論文《奴隸社會之辯——重審中國奴隸社會階段論爭》，《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4]在甲骨卜辭中可以看到，羌人戰俘大量被用作祭祀中的人牲。
[5]徐複觀：《兩漢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4，第28頁。
[6]劉澤華、王茂和、王蘭仲：《專製權力與中國社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