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貴族文化的黃金時代
一
依托分封製，在皇帝製度出現前，西周就已經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統治，這個時代在經濟、文化上都創造了空前的輝煌。因此孔子雖然是商代王族的後代，卻衷心地以身為周人為榮。他一再說“吾從周”，認為周代是三代之治的頂峰，一切都達到了完美的狀態：“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
那麼，“鬱鬱乎文哉”的周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呢？是個貴族社會。
對於“貴族”的概念，中國人已經很陌生了。雖然現在許多別墅小區，都起“貴族苑”“貴族莊園”“傲城尊邸”之類的名字，今天的中國人也開始崇尚所謂“貴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貴族生活，就是住別墅、開賓利車、打高爾夫，就是揮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其實，這不叫貴族精神，這叫“暴發戶精神”。
什麼叫貴族精神呢？讓我們先從宋襄公的故事講起。
相信讀過春秋曆史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戰”。通過那一戰，宋襄公被標上了“蠢豬式的仁義”的標簽，成了後世中國人嘲笑的對象。
《韓非子》中是這樣記載這個故事的：宋國與楚國打仗，宋國軍隊列好了陣，楚國軍隊渡過泓水來交戰。宋國的軍官對宋襄公說：“楚軍比我軍人數多，我們應該趁他們正在渡河，馬上發起進攻，那樣楚軍必敗。”宋襄公卻回答說：“不行，那不符合戰爭規則。君子說：‘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須發已經斑白的敵人；敵人處於險地，不能乘人之危；敵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敵軍沒有做好準備，不能突施偷襲。’（“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現在楚軍正在渡河，我軍就發起進攻，不合仁義。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我們再進攻。”
結果是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後，雙方才開戰。宋軍最終因寡不敵眾，落得大敗，宋襄公也受了傷，第二年悲慘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位宋襄公確實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們對宋襄公所處的時代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他的選擇正是對“貴族精神”的詮釋。
周代文化的首要標誌是“禮”。
封建天下諸侯之後，周公“製禮作樂”，製定了一係列的典章製度，來界定國與國及人與人之間的上下尊卑、親疏遠近。這就是所謂的“周禮”。
因此，所謂周禮就是規定不同輩分的人、關係遠近不同的人，見麵該怎麼行禮，平時該怎麼交往。據說這一製度體係完備，煌煌盛美，“大禮有三百，小禮有三千”。
周禮是很有用的。考察西周270多年的曆史，雖然多次有異族入侵而造成政治危機，卻基本沒有卿士大夫犯上作亂，可以說這套禮法製度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周代上層社會中，“禮”如同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錢”無處不在一樣。甚至在戰場上，人們也需要遵守“戰爭禮”。因為周代的曆史記載到春秋時代才開始豐富起來，所以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材料多數是春秋時代的。但是即使到了春秋，周代的精神風貌依然存在，我們從曆史記載中仍然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春秋時的戰爭方式以車戰為主，因此必須選擇好一處平坦開闊的地點，雙方約好時間，大致同時抵達，等列好隊伍之後，鳴起戰鼓，驅車衝向對方。這就是所謂的“約日定地，各居一麵，鳴鼓而戰，不相詐”。
這種戰爭更像體育比賽，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就十分典型。雙方戰車在赭丘相遇，華豹張弓搭箭，向公子城射來，結果卻偏離目標。華豹動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見，對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為鄙！”意思是戰爭的規則是雙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現在應該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規則，豈不太卑鄙了！華豹聞言，就放下弓，老老實實地等公子城張弓，結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華豹。史書並沒有嘲笑華豹愚蠢，相反卻肯定他以生命維護了武士的尊嚴。
在今人看來，這些老祖宗在戰場上的表現似乎太迂腐了，其實不然。因為春秋以前的作戰方式和戰爭理念都與後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時期的軍隊都是以貴族為主體，戰士人數不多，幾百輛戰車而已，每次戰爭所用的時間一般不超過一天。因此，那個時候的戰爭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紳士間的決鬥。貴族在戰爭中比的是勇氣和實力，偷襲、欺詐、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傑令所說：“春秋戰爭裏最大的特點，在於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以陰謀狡詐取勝。”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讓人二次受傷，就是不攻擊傷員），“不禽二毛”（不俘虜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有排好隊列時，本方不能進攻），和《淮南子》所說的“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爭規則。
二
那時的戰爭規則對今人來說已經十分陌生，那個時代戰場上的貴族們的風度和言辭，更是今天的讀者難以想象的。《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述了晉國和楚國在鄢陵打的一場大仗，讓我們看到春秋時代的“戰爭”是多麼彬彬有禮。史書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郤至怎麼回答？《國語》中說：“郤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
意思是郤至接見了工尹襄，脫去了盔甲，聽他傳達楚王的話後，回答說：“您的外國臣子郤至，奉了我國君主的命令作戰，在戰場上正穿戴著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問，我心裏實在不敢當。因為在戰鬥當中，隻好對您的使者行個敬禮了。”說完，對工尹襄作了三個揖就走了。
正如這個故事所表現的那樣，即便是在血腥的戰爭中，優雅仍然是春秋時代貴族的基本追求。雖然彼此的目的都是擊敗對方，但他們的言辭仍然處處得體。正如錢穆先生所評價的：“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了解。即在戰爭中，猶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義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了解了這些背景，我們就了解了泓水之戰中宋襄公的所為並非心血來潮。作為貴族的後代，從小受到嚴格貴族教育的宋襄公，講究貴族風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觀念。在戰爭中，他既要取勝，也要贏得“漂亮”，贏得“合理”，贏得“高貴”。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風度大於勝敗。那些今天看起來迂腐的禮儀，其實不僅是儀式和禮節，更是一個階級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實是那個時代貴族風度的光彩流露。
那麼，為什麼今天我們在曆史教科書中公然嘲笑宋襄公呢？這是由於中國的貴族傳統中斷太久，我們的貴族時代在公元前就結束了，所以今天的中國人確實已經很難理解春秋戰國時代老祖宗們的內心世界。
如果我們感覺宋襄公在戰爭中遵守的這個“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規則過於迂腐，難以理解，那麼，打一個比方，也許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時代的戰爭規則，其實就是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中世紀歐洲騎士打仗要遵守的行為準則是：第一，不傷害俘虜；第二，不攻擊未披掛整齊的騎士；第三，不攻擊非戰鬥人員，如婦女、兒童、老人。
宋襄公所說的戰爭倫理，和歐洲的騎士精神非常相似。所以貴族社會有著共通的精神價值。可惜的是，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崇拜歐洲的騎士精神，卻很少有人意識到它是我們嘲笑了幾千年的“宋襄公主義”的歐洲版。
從這個事實中我們就能看出，我們今天的中國人，和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人，已經非常不一樣了，精神世界幾乎已經不能相通。
三
同泓水之戰一樣，春秋時代還有許多故事，我們今天讀起來，都感覺是那麼難以理喻甚至可笑。其實，這些故事在一千多年後西方中世紀的貴族時代，都能找到類似的翻版。
比如，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是“子路正冠”。說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戰爭中陣亡，他臨死前還不忘係好被對手砍斷的帽纓，正冠而死。人們認為這個故事說明儒家學說害人不淺：死到臨頭，還對教條念念不忘。
其實禮教精神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尊嚴和風度。子路在敵人的刀鋒下係好帽纓，其實正體現了在死亡麵前貴族式的從容不迫。西方的貴族社會也能找到類似的例子。法國大革命高峰的時候，路易十六和皇後都被送上了斷頭台，皇後上斷頭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她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優雅的道歉：“對不起，先生。”
春秋時代的戰爭中，還有許多有趣的插曲。比如發生在楚國與晉國的“邲之戰”中的一個場景。那場戰爭中，晉國落得大敗，在逃跑時，晉國的許多戰車陷入泥坑，狼狽不堪。楚國士兵不但不乘機追殺，反而還跑上前教晉車如何抽去車前橫木，以便衝出陷坑。晉軍脫離困境後，還回頭對楚軍開玩笑說：“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還是你們逃跑有經驗啊！
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這種戰爭簡直就像小孩子過家家。其實這種“可笑”的場景在中世紀歐洲貴族的王位之爭中也經常出現。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孫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認為自己有權繼承英國王位，斯蒂芬搶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多次領兵前來爭奪王位。在第一次王位爭奪戰中，年僅14歲的亨利二世經驗不足，準備不充分，還沒開戰，軍隊就沒有了糧餉。陷入饑餓、困窘的他，居然向敵人斯蒂芬請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慷慨解囊，借錢讓亨利二世把饑餓的雇傭軍打發回家，第一次戰爭就這樣可笑地不了了之。
數年之後，亨利羽翼已豐，卷土重來，雙方再次展開大戰，這次亨利很快取得勝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雙方談判後達成的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雙方約定，斯蒂芬繼續做英國國王，不過要宣布亨利二世為他的繼承人。
這些故事反映出，貴族時代的戰爭與平民時代明顯不同。貴族間的戰爭一般並不以殺戮和徹底征服為目的，而是點到為止。在戰場上，大家是敵人；下了戰場，大家仍然是朋友。
中國的貴族社會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基本結束了，而西方一直持續到近代早期，也就是說比中國晚結束了一千多年。這是構成中西曆史風貌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八章
亂世的活力
一
講了分封製的發展之後，我們回過頭來需要再分析一下分封製的起源和弱點。
分封製在中國起源很早。中國曆史傳說中，黃帝就曾經分封過他的眾多兒子，“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這種傳說也不是沒有依據，因為分封製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政治治理模式。一般來講，從部落時代進入國家時代，最容易選擇的政治模式就是分封製。因為這個時候，還不可能發明出一套官僚係統形成對國家自上而下的控製。同時，交通條件也不足以支撐地方頻繁地與中央聯係。因此，通過分封製給各地諸侯很大的自治權限，是最自然的選擇。不光中原民族是這樣，草原民族也是這樣。《元典章》記載：“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時節，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嗬，各分地土，共享富貴。”後來成吉思汗擔心後代為了領地起紛爭，曾經對他的兒子們說了另一句話：“世界之大，江河眾多。你們攻占外國，去各自分配，擴大自己的牧地。”正如成吉思汗所計劃的那樣，後來，已知的全部世界曾一度被成吉思汗的幾個兒子瓜分。
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也建立了八旗體製，其實也就是分封製度。在後金時期，八旗相對獨立，類似於各個諸侯國，或是蒙古各個汗國。八旗軍隊互不統屬，由各旗旗主、領主執掌。在八旗分封體製下，財物、人口、土地必八家均分，“八旗共議國政”，推舉汗王。
不光中國這樣，外國也這樣。羅馬帝國崩潰後，各蠻族建立的國家都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分封製”這樣一種簡單易行的政體。
在眾多分封製政體當中，中國周代的分封製因為天命觀和“周禮”的出現，而顯得最成熟和完備。所以西周初期，王朝紀律嚴明，君君臣臣，綱紀整飭，出現了所謂的“成康之治”，也就是“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但是，分封製不是完美的，它有著嚴重的缺點，最致命的一個是它依托血緣關係建立，因此其效能自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血緣的淡化而遞減，最終會導致內部紛爭。
西周的盛世沒能像周王朝的開創者設想的那樣永遠延續下去。時間如水，總在衝淡血緣。在周朝建立初期，周天子和諸侯國通常是父子、叔侄、兄弟關係，這種關係是很近的，彼此有一種天然的信任感。過了幾代，關係越來越遠，彼此又很難見麵，就談不上什麼感情了，這樣，周王對地方的控製力越來越弱。
因此，到西周後期，各大諸侯國朝拜的頻率越來越低，周天子的話越來越沒有人聽，各諸侯國越來越習慣各行其是。
終於，到了周幽王時代，周王朝衰弱到了這樣的程度：當西邊的犬戎入侵時，各地諸侯甚至都不來幫周王抵抗，所以有了所謂的“烽火戲諸侯”的故事。
什麼叫烽火戲諸侯呢？是說周幽王有一個非常寵愛的妃子，叫褒姒。這個褒姒太美了，周幽王特別喜歡她，可是她有個缺點，不愛笑，為了逗她笑，周幽王就想了個主意，和她一起來到驪山的烽火台邊，點燃了烽火，一時間，狼煙四起，烽火衝天。各地諸侯一見狼煙警報，以為有敵人打過來了，趕緊率兵前來救援。他們不約而同來到了驪山腳下，卻發現沒有敵人，這才知道被戲弄了，隻好又都灰溜溜地撤走了。褒姒見千軍萬馬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如同兒戲一般，覺得十分好玩，不禁嫣然一笑。周幽王大喜，說終於把愛妃給逗笑了。結果後來，一支叫犬戎的少數民族軍隊打過來了，周幽王趕緊點燃烽火，但是諸侯們都不相信了，沒有人來救天子，犬戎最終攻破了周代的首都鎬京，殺死了周幽王。
這個故事是被司馬遷記入正史的。不過，雖然被載入了正史，我們仍然要說，這顯然是一個憑空編造的故事。為什麼呢？因為陝西省的一把狼煙，是無法讓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的諸侯同時看到的。就算各國同時看到了，但是諸侯國離烽火台的距離遠近不同，近的幾十裏，遠的上千裏，軍隊根本不可能同時到達。那時候行軍很慢，近的走一兩天，遠的要走幾個月，你總不能讓周幽王和褒姒在烽火台邊上待上幾個月，就為了看這樣一個笑話吧？
所以，這隻能是一個傳說，錢穆因此稱司馬遷的這一記載為“委巷小人之談”。不過傳說的背後，也總能反映出一定的曆史真實。這個故事實際體現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西周末年的時候，周王已經號召不了各地諸侯了。所以在公元前771年，周王的領地被犬戎軍隊占領，周幽王被殺死，他的兒子周平王不得不將都城從鎬京遷往東都洛陽，這宣告了西周滅亡，東周開始，中國曆史也進入著名的春秋戰國時代。
二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
沒有了“天下共主”，原來靠周王室的中央權威維係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失效了。在權威主義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權威規定和裁決，被管理的各國橫向間缺乏有效聯係和溝通的方式，也缺乏協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權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亂。不再有共同的標準和原則，不再有有效的協調機製。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遵守的都是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你爭我奪，互相大打出手。史家說“春秋無義戰”。
據統計，春秋時代弑君36位，亡國52次，大小征戰不計其數；戰國時代的大小戰爭約有222次。各國的百姓生活在戰爭不斷的動蕩中，當然非常痛苦。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卻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罕見的黃金年代。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導演了一出出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這是一個創造的時代，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思想巨人一個又一個接連出現。百家爭鳴，爭相著述，互相辯駁，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一次的絢爛奪目的思想井噴。他們留下的著作，被後世的中國人視為永恒的經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為什麼亂世會成為黃金時代呢？恰恰是因為“亂”。
西周前期，雖然秩序井然、社會安定，然而過分的穩定和過於嚴格的禮儀約束，也束縛了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同時，小國寡民導致各國交往頻率不高。除了周公，西周前期並沒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
春秋時代的中國之所以能夠生機勃勃、絢麗多彩，是因為列國競爭的環境，使得春秋時代的空氣遠比西周時代更為自由。
多極的政治格局和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使各國統治者急於延攬人才，因此對人才不得不特別尊重。許多底層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識為資本，抗禮王侯，主宰自己的命運。因此，春秋時期是中國的士人能夠活得頂天立地的為數不多的時代之一，他們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每以君王的師友身份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置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孔子周遊列國，不留戀高官厚祿，不屈服於任何政治權威，隻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
孟子則遠比孔子更鋒芒畢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豐富，行事張揚。他自負到公然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他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與國君交談之際，也毫無奴顏媚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更為重要的是，春秋之後，經濟發展，城市大量出現，各國交往越來越頻繁，知識交流的速度越來越快。人才可以四處流動，從貴族、士人到普通農民，人人都擁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說是“用腳投票”的自由。孔子見七十二君，就是說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72個國家。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周既不綱，權力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幹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
所以，自由釋放活力，交流迸發智慧。各派學者相互啟發、相互攻訐，知識產生和升級的速度大大加快。
三
春秋戰國之後，中國曆史上還有一個知識分子活得特別有個性的時期，那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們都知道“魏晉風度”這個詞，這個時代的士人給人的印象是都非常有個性，比如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之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他們公然蔑視禮法。阮籍當眾放言：“禮豈為我輩設也！”這一點和春秋戰國時期很像。
為什麼呢？因為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這個時代戰爭連綿，動亂不斷，皇帝如同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鐵桶一般的大一統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士人們的頭腦又一次獲得了解放。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曆史上也是一個比較有創造力的時代，但是這種創造力主要不是體現在政治思想領域，而是體現在文學藝術領域，比如出現了王羲之這樣的大書法家，顧愷之這樣的大畫家，陶淵明、謝靈運這樣的大詩人，誕生了《廣陵散》這樣的千古絕唱。
所以，曆史的規律說明，大思想家和大藝術家往往都誕生於亂世，亂世往往打開了新的思維空間。連中國人自己都說，“亂世出英雄”。
第九章
戰國史就是變法史
一
我們經常把春秋和戰國連稱，但是大部分人都沒有注意到春秋與戰國之間本質性的差別。
戰國時代戰爭的激烈程度和殘酷程度都遠超過春秋時代。春秋時代的戰爭都是貴族的遊戲，以榮譽為目標，戰爭規則明確，風度翩翩。因此，春秋時代被滅掉的都是大國身邊微不足道的小國，從來沒有哪個大國吞掉另一個大國。比如，鄭國夾在楚國和晉國之間，被攻打了近100次，卻始終沒有被楚、晉任何一方吞並。而戰國時代，戰爭卻是功利的，目的是直接消滅對方的國家，掠奪對方的人口。越國吞並吳國，開創了一個大國吃掉另一個大國的不幸先例，在那之後，滅國戰爭愈演愈烈，直至秦滅六國。
春秋時代的貴族活得從容而優雅，國與國之間的邊界和關塞並不用遣重兵把守，因為人們不會不宣而戰。而到了戰國時代，各國防範森嚴，日日枕戈待旦，“不擇手段”成了戰爭的主要手段。春秋時代一個重要的戰爭規則是“師不伐喪”，如果一個國家出兵時遇到對方國君去世，就要主動退兵。然而從春秋後期開始，特別是到了戰國時代，對方國君去世之時卻成了己方出兵的最佳時機。
因此，戰國時代戰爭的規模和慘烈程度，也是春秋時代無法比擬的。春秋時代的戰爭規模通常很小，“未有殺人累萬者”，戰爭通常會在一天之內結束，很少有超過三天的大戰。而在戰國時代，戰爭曠日持久，十分慘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公元前293年，白起大敗韓魏聯軍，史載被秦軍斬首者達24萬。而據文獻統計，秦國在統一戰爭中一共屠殺了超過150萬的他國士兵。
二
這是為什麼呢？主要是因為鐵器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才得到普及。
青銅時代形成的國家規模比較小，因為青銅不足以支撐大規模的生產力。我們說過，青銅器很珍貴，所以主要用來做禮器和兵器，農業工具大部分還是木頭和石頭做的，所以糧食產量不高。
但是鐵器出現就不同了。
在曆史上，鐵的出現是一件大事。鐵器價格便宜，同時相比於木犁，能更輕鬆地耕種土地。鐵器的使用使越來越多的森林得到開墾，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我們知道，在鐵器普及之前，春秋時代的各國並不是連在一起的，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國與國之間沒有邊界。西方漢學家吉德煒說，商代的國家結構如同瑞士幹酪，裏麵充滿了空洞。周王分封諸侯，隻是派自己的兄弟子侄到一片荒蠻的大地上建立一個又一個殖民點而已。所以西周初期的一千多個方國，其實“領土就好似一個擁有超過1700個周朝堡壘、要塞和據點的群島，其周圍就是由潛在的村民和異族部落組成的汪洋大海”[1]。春秋時代以前的諸侯國，是一個一個點，而不是一片一片的，點和點之間是荒野，是遊牧民族生活的地方，所以叫“華夷雜處”。當時的遊牧民族，並非隻生活在中原王朝的北邊，很多生活在中原各諸侯國之間的荒野上。
舉個例子，宋國和鄭國之間有隙地六邑，相當於今天三個縣的麵積，整整600年，這片土地一直是沒人要的。總之，春秋以前，中國大部分國土是沒開發的，開發的隻占一小部分。這種情況下，就沒有出現統一國家的壓力。
但是，鐵器普及後，糧食產量翻了一番，“若西周的畝產為每畝1石，則戰國畝產（以每畝2石計）增加了100%”[2]，人口也迅速地爆炸式增長，荒野都被開辟，各國的疆界這時也開始連接，國土的爭奪越來越激烈，一個統一的國家也就呼之欲出。
三
在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春秋時代，人們可以活得很優雅，而到了冷酷的戰國時代，人們必須活得精確且無情，才能在異常激烈的競爭中幸存下來。
因此，法家學派誕生了。這是在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興起的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
周代禮樂文明的基礎是“人性善”。因為大家都出身於同一個家族，或者存在親戚關係，所以相互之間提倡體諒包容，“仁”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而法家學派的理論基礎是“人性惡”。在人欲橫流、生死存亡之秋的戰國時代，“溫良恭儉讓”已經落伍了，沒用了，人們必須放下溫情，準備戰鬥。因此法家的思想就是通過變法摧毀以禮樂文明為代表的貴族製度，建立一套全新的統治方式，強化集權，擴大軍隊，提高戰鬥力，保證國家生存下去。
為什麼要強化集權呢？因為當時各諸侯國的政治通常都是比較混亂的。我在前麵說過，周代的分封製在過了幾代之後因為血緣聯係弱化了，諸侯就不聽天子的了，而各諸侯國中也出現了相似的情況。諸侯也都是把領地分給自己的親人，讓他們當卿大夫。過了幾代，這些卿大夫也不聽諸侯的了。甚至諸侯的陪臣居然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儀仗，令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典型的是三家分晉，幾個卿大夫幹脆合夥瓜分了這個國家，把一個晉國分成了韓、趙、魏三國。
一旦內部分裂，對外當然就失去了抵抗力。所以，君主首先要打擊貴族勢力，統一指揮，提高國家戰鬥能力。
接著，要擴大軍隊。國家要想不被吞並，就要有強大的武裝。
要擴大軍隊，最關鍵的是什麼？是錢。
戰爭是最能消耗資源的。因此需要提高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汲取能力，換句話說，要從民眾身上獲得更多的錢，征到更多的兵。
鐵器普及之後，井田製就瓦解了，為什麼呢？因為農民用鐵器，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原來用木器、石器種一年的公地種完了。種完公地之後還有大把時間，於是就自己開荒——春秋末期，土地還大量荒著。開了荒，打了糧食，不用交公，可以歸自己。
這樣，大家都忙著開荒，原來那點份地就可種可不種了。井田製就瓦解了，國君和貴族能收上來的糧食就更少了。
所以魯國最早搞了一次改革，叫“初稅畝”。按字麵解釋，就是第一次開始按畝納稅。也就是說，不管老百姓手裏是公田還是私田，都要交稅。原來隻有公田要交稅，現在自己開荒的地也需要交稅，這樣，國君的稅收就大幅增加了。這一製度於公元前594年自魯國開始，後來楚國、鄭國、晉國等國家也陸續跟進。這是國家汲取能力的第一次大幅增強。
國家力量的第二次增強，則是分封製演變成郡縣製。郡縣製是楚國發明的。楚國原來是南方的一個蠻夷之國，不太懂中原國家的規矩。一般來說，一個國家打下一塊新的土地，都要新封一個貴族。楚王不這樣做，他把這塊新的土地叫作“縣”，就是“懸著”的意思，意指懸在邊疆的一塊土地。楚王派自己的一個仆人去管理這塊土地，收的稅直接歸楚王所有。這樣的縣越來越多，楚王直接控製的土地也就越來越多了。
這就是郡縣製的雛形。製度創新往往是在楚國這樣的邊緣國家完成的。
分封製相當於地方自治，國君想直接從各地貴族手裏征發百姓、征收賦役，會遇到貴族的阻撓和反對，很不容易。但分封製變成郡縣製後，國家取得了對老百姓的最終控製權，無論征稅還是發兵，都由國君說了算，貴族不再有發言權。於是，各國紛紛效仿，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郡縣製，這就是戰國變法的基本邏輯，其實也是一千多年後中世紀後西方各國建立中央集權、形成近代民族國家的邏輯。
如果說“爭霸”是春秋時代的主題，那麼“變法”就是戰國時代的主旋律。進入戰國之後，各國爭先恐後開始變法。管仲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在齊國舉起改革大旗。不久，李悝在魏國又興起改革大潮。楚國的吳起變法是戰國時代又一次著名的變法。可以說，一部戰國史就是一部變法史。每一次變法，都會催生一個強國；每一次變法，都會引起周圍國家的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