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國的變法中，最成功、最徹底的是秦國的變法。
[1]塞繆爾·E.芬納：《統治史》（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480頁。
[2]李根蟠：《從銀省山竹書〈田法〉看戰國畝產和生產率》，《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
第十章
法家的基本思路
一
在戰國變法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商鞅變法。
秦國本來在當時的各大國中是最落後的。秦人起源於甘肅天水一帶。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人民生活貧困。《漢書·刑法誌》這樣描述秦國：“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
商鞅變法在各國變法中的時間排序也是比較靠後的。在此之前，各國變法的主要內容基本相似，商鞅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個抄襲者。我們對比一下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可以發現商鞅變法在許多方麵幾乎是吳起變法的翻版。
就說著名的“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襲吳起“車轅立信”的典故。原來吳起在魏國做將軍時，曾經在城北放了一根車轅，下令說，誰能把車轅搬到南門外，就厚加封賞。人們都感覺這簡直是個玩笑，半天沒人去動那根車轅。後來一個傻乎乎的士兵說這有何難，扛起車轅搬到了南門外。吳起當場賞賜給他大筆錢財，士兵們因此知道了吳起說話算數。商鞅效法吳起，在秦國都城的南門前也立了一根木柱，並承諾誰要是把木樁搬到北門，就給誰一大筆錢，由此拉開了他的改革大幕。這是對吳起變法毫不掩飾的簡單抄襲。
至於商鞅變法的其他方麵，和楚國變法也幾乎如出一轍。商鞅的一個最重要的舉措是把全國土地重新劃分成31個縣，建立了中央集權，如前所述，這種郡縣製改革是楚國首先實行的。商鞅還取消世卿世祿，獎勵軍功，鼓勵耕戰，發展生產……這些措施都是吳起做過的。甚至商鞅的“燔詩書而明法令”，也是抄襲自吳起的“破橫散縱，使弛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因此，我們可以說，商鞅變法不過是吳起變法的升級版和擴大版。
那麼，為什麼在戰國諸國中，隻有秦國的變法取得了徹底的成功，其他國家的甚至是楚國變法的效果都遠遠不如秦國呢？
這正是因為秦國的落後。
二
法家是作為周代禮樂文化的反叛者出現的。禮樂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寬容、仁愛、穩定，這種文化性格適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戰爭年代就顯得刻板、遲鈍和顢頇。相比之下，法家文化直接、痛快、高效。法家推崇製度理性，要用製度而不是道德來解決問題，這個思路應該說比儒家更為高明。“法家學說主要是政治科學與社會科學，它就像馬基雅維利的學說一樣，是在理性主義、現實主義、經驗主義的立場上審視政治與國家的產物，……蘊含了足夠豐厚的現代性。”[1]法家改革者打破一切條條框框的勇氣，不避鋒芒、敢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氣勢，確實也讓人感覺振奮。呂思勉說：“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為新穎的。先秦諸子之學，隻有這一家見用於時；而見用之後，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確非偶然之事。”[2]
然而法家文化是有嚴重缺陷的，它精於算計而不擇手段，雖然高效但是殘忍。
主導楚國變法的名將吳起在政治上的崛起，就是通過著名的“殺妻求將”來達成的。《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吳起是魯國人，娶了齊國女子為妻。後來齊國和魯國交戰，吳起因為“善用兵”而為人舉薦，然而妻子的國籍成了吳起登壇拜將的障礙。“魯疑之”，擔心吳起不盡力。於是吳起毅然殺掉妻子，用妻子的頭顱換來了自己的功成名遂。
因此法家提倡的是一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文化。[3]
法家學派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它的思考完全圍繞著“君主利益”這個圓心，而不顧及其他階層的利益。因此法家變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眾當成君主的工具，通過嚴刑峻法，把百姓都變成亦兵亦農的斯巴達式戰士，把國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戰爭機器。
所以法家和儒家的思維方式在很多方麵是針鋒相對、完全相反的。比如儒家認為，民眾是國家的主體，也就是《尚書》所說的“民為邦本”，國家是為民眾而存在的。法家卻認為，君主是國家主體，或者說，國家的存在是為君主服務的。所謂“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就是說，百姓對君主有什麼用呢？作戰的時候，可以貢獻生命；和平的時候，可以貢獻勞力——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義。
儒家學說認為，君主應該爭取民心，獲得民眾發自內心的支持。民眾的感受就是上天的感受，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百姓滿意，君主才能繼續做下去。法家卻堅決反對這一點。韓非子在《顯學》篇中說道：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
意思是說，不懂得政治的人才會說要爭取民心，如果要獲得百姓的支持後才能施政，那麼要政治家有什麼用？人民都像無知的嬰兒一樣，政府要他們吃點小苦以謀求永久的大利，犧牲一代人的幸福換來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們竟然全然不能了解。如果治國的時候聽取老百姓的意見，那國家必然要陷入混亂。
儒家認為有恒產才有恒心，“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因為他們有不大不小的“恒產”，所以心態很平穩。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的財產基礎，那麼他就會“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就會走上歪門邪道。
商鞅卻說，治國之要訣是“弱民”和“勝民”。也就是壓製、打擊民眾，削弱民眾的力量。為什麼呢？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意為隻有民弱了國才能強，隻有讓民眾既愚昧又貧窮，這個國家才能強大。
這是基於什麼邏輯呢？商鞅在《算地》中說：
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托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
有手藝的人靠手藝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經商發財，這樣他們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當回事，國家就不好管理，隻有先讓他們窮下來，賤下來，弱下來，他們才會尊重權力，把官員當回事，“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
商鞅在《賞刑》篇中還說：
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破），銳者挫。……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
要消滅民眾中那些知識麵廣的、聰明的、有信義講廉恥的、有禮樂修養的、喜歡結黨的、追求名譽的人，這樣的人，不能讓他們獲得富貴。
因此，儒家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法家卻認為知禮義是沒有必要的。商鞅認為中產階級對更高的精神理想的追求是可怕的，因為這樣他們就不會畏懼權力。
所以治國首先要讓百姓窮下來，失去生存的基礎，讓他們乖乖地聽從權力的指揮，遵循國家政策導向。所以“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商君書·去強》。治國的人如果能隨便讓窮人富起來，富人窮下來，那麼證明這個國家有力量，有力量的國家才能稱王。
儒家認為，要任用知識分子，選拔賢人去治理國家，韓非子認為，這也是大錯特錯的。因為這些聰明人頭腦太活躍，不容易統一指揮。“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求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知識這個東西雖然有用，但是副作用太大，因此隻好割愛。“故遣賢去知，治之數也。”把賢能和有知識的人趕走，這是治理的必需。
那麼，用什麼人治民呢？
為了弱民，《商君書·去強》提出要“以奸民治”：
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惡之徒，這個國家必亂。用奸惡之人去壓製那些有良心的人，國家才能強。
換句話說，就是要用黑惡勢力來統治民眾，讓民眾屈從於流氓統治，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現狀，這樣民眾才能越來越懦弱，越來越屈從強權。
因此，法家文化完全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一提起性惡論者，大家都會想到霍布斯。因為霍布斯有一句名言：“人對於人是狼。”然而在人類文化史上將人性惡推到極致的，正是法家。
秦暉先生說，如果你認真讀霍布斯，你會發現，霍布斯的性惡論是有條件、有限定的，主要講的是陌生人之間的關係。霍布斯沒有說過，熟人、親人之間也相互是狼。
可是，韓非子卻這樣說過。
韓非子的原話是什麼呢？“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意思是你不要相信任何人，連你的老婆孩子都是在成天算計你。你寵愛某個妃子，但是你知道這個妃子怎麼想嗎？她正成天盼著你早死，因為她現在正在受寵，她的孩子有可能成為繼承人。可是如果你再活幾十年，她年老色衰，你就會移情別戀，她的孩子也被冷落了，所以她沒事就琢磨著怎麼給你下毒。妻子是這樣，兒子也是這樣。如果你立了一個太子，你以為他會感謝你嗎？恰恰相反，他巴不得你早點死，他好早點接班。
這才是徹底的性惡論者。韓非子認為，人性本惡，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統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隻相信三樣東西：法、術、勢。“以法刑人，以勢壓人，以術馭人。”
所謂“法”，就是指嚴刑峻法，嚴酷地對待百姓，運用好賞罰這個利益杠杆：不聽話的，狠狠打擊；賣命的，就給高官厚祿。所謂“術”，就是權術。韓非子說：“君以計蓄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皇帝出於算計，任用大臣。大臣們也是出於算計，才給皇帝服務。所以皇帝和大臣的關係，就是相互算計的關係。君臣之間，“一日百戰”，一天需要玩100次心眼，因此皇帝一定要精於權術。所謂勢，就是嚴刑峻法造成的一種威勢，一種恐怖氣氛。這樣就可調動起所有社會資源，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這樣的理論，與貴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了，在有著禮樂文明基礎的其他國家很難徹底推行。這就是法家理論在其他國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礙，變法都進行得不徹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秦國的民族性卻與法家文化一拍即合。這一點古人早已指明，《淮南子·要略》謂“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趨利。……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秦國的風氣是貪婪、狠猛、殘暴，所以才出現了商鞅之法。
[1]喻中：《法家的現代性及其理解方式》，《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1月。
[2]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華書局，2014，第41頁。
[3]法家隻求實用，不講原則。商鞅曾把禮樂、孝悌、誠信、仁義、非兵、羞戰，列為有害國家的“六虱”。他說，隻有杜絕了“六虱”，國家才能強盛。
第十一章
秦國崛起的秘密
一
秦國是一個蠻夷化程度很深的國家。從西周時代起，中原的諸侯國就認為秦國是蠻夷之邦，認為它是異類，稱之為“秦夷”，說它是“戎狄”。秦“辟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狄遇之”，列國開會的時候都不叫上秦國。
確實，秦國在很多地方和中原諸侯國不一樣。首先是它沒文化，李斯所謂“士不產於秦”，荀子說秦國“無儒”，沒有深厚的禮樂文化傳統。所以秦國的人才包括商鞅、韓非、李斯都是從外麵招聘來的，沒有本國培養出來的；其次，秦國不實行嫡長繼承製，沒有嚴格的宗法製，“擇勇猛者而立之”（《春秋公羊傳·昭公五年》），老百姓生活當中“父子無別，同室而居”（《史記·商君列傳》）。所以這確實是一個沒啥文化的落後地方。
秦國的發展曲線是春秋列國中最為特別的。其他國家的發展史都是一個逐漸中原化的過程，比如楚國，雖然一開始也是蠻夷，但是後來不懈地吸收中原文化，成功地成為一個禮樂之邦，文化非常發達，甚至變得比中原國家還講究。
但是秦國的發展路線與楚國相反，秦國在一開始也曾經努力中原化，但是中間因為一次偶然事件掉了頭。
秦穆公時，西戎的使者由餘前來拜訪，兩人之間發生了一次對話。
秦穆公問：“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中原國家有詩書禮樂，現在尚且亂成一鍋粥，你們西戎沒有什麼文化，治理起來是不是更難啊？
由餘本是晉人之後，因為投身於西戎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遊牧文化的區別。由餘笑著回答道：“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在由餘看來，詩書禮樂，正是中原國家混亂的原因。因為中原文化發展的規律是國家富強後統治者必然驕奢淫逸，下層則以禮義的標準來要求上層，導致國家上層和下層分裂，造成內亂。而草原民族文化則不然。草原地區物質文化不發達，貧富差距也不大，他們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能吃苦，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團結。
這一席話說得秦穆公如夢初醒，深以由餘為賢，遂聘由餘為賓客。從此之後，秦國的立國戰略發生根本性變化，它不再致力於向中原發展，而是向戎狄發展，“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
吞並了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之後，秦國的文化麵貌發生了明顯變化。考古發現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繭形壺、鏟形袋足鬲等一係列獨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原其他國家沒有，但是西北一些少數民族卻有。[1]
這種吸收是有意識的行為，是為了競爭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西北少數民族的強兵良馬成為秦軍隊的有生力量；與西戎的融合，給秦人的軀體注入更多粗獷和野蠻，決定了秦人狼一樣的性格。
因此，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獨特的。秦國百姓和遊牧民族一樣，停留在“淳樸忠厚”的半野蠻狀態。與中原散漫的農業文明比，秦國文化具有紀律嚴明、上下一致的軍事化作風：“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正在中原國家漸漸廢止殉人的野蠻風俗的時候，秦國卻變本加厲。考古發現，秦武公死時（前678年），殉葬者66人；秦穆公死時（前621年），殉葬者居然多達177人，創了曆史之最。
戰國七雄中，秦國也是最功利的，隻求物質利益，不重精神價值。秦國文化的簡單直接，我們從這個故事中就可以看出：
秦國宣太後執政期間，韓國曾向秦求救。宣太後在朝堂上對韓國使者大談性生活：“我從前服侍先王時，先王把大腿壓在我身上，我很難受；先王把身子壓在我身上，我卻很愉悅。為什麼呢？因為承寵交歡，我嚐到了甜頭。韓向秦求救，要拿什麼讓秦不覺得沉重，而感到愉悅呢？”
政治高層在外交場合聊起性來這樣開放而直接，這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二
法家思想因此在秦國如魚得水。
商鞅在秦國打擊商業，“廢逆旅”，廢除旅店，禁止商人隨便出行；“一山澤”，將山川湖澤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禁止農民以此謀生。[2]
民眾什麼都不能做，能做什麼呢？隻有兩件事，耕與戰。你或者上戰場，為國家獻出生命；或者努力種地，把收獲的一大半糧食充作軍糧。
如果你既不想耕也不想戰，怎麼辦？進監獄。商鞅製定了極為殘酷的法律，民眾稍有違反，就割鼻斷腳。《鹽鐵論》形容秦人的苦況說：“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國，殺人如斬草，用兵如彈丸，秦國人或者從軍，或者運糧，死亡極眾。
這樣，國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商鞅通過變法，把整個秦國變成一家農場和一座軍營，所有秦國人都成了戰爭機器中的零件和合格的螺絲釘。[3]
這樣一種體製當然會引起民間社會的反彈，為統一思想，控製輿論，商鞅不僅燒了書，還規定，民眾“不得議”國家的政策：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除了“不得議”，商鞅還建立了互相監視的“告奸”製度。儒家主張“父為子隱”，而法家卻鼓勵親人之間相互揭發，秦律甚至規定妻子告發丈夫，妻子的財產可免遭抄沒；丈夫告發妻子，妻子的財產可以用來獎賞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使人人自危，“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因此商鞅說：“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
這一套嚴酷的反人道的製度，在其他國家難以推行，但是在秦國卻很快落地生根，良好運轉。秦國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個由國家來全麵壟斷、控製和調動社會資源的新係統，很快獲得了其他國家無法獲得的龐大兵源和巨額的軍費。
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說：
與其他軍事化社會相比，周朝的中國異常殘暴。有個估計，秦國成功動員了其總人口的8%到20%，而古羅馬共和國僅1%，希臘提洛同盟僅5.2%，歐洲早期更低。人員傷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羅馬共和國在特拉西梅諾湖和坎尼會戰中，總共損失約5萬軍人，而……中國的數字簡直是西方對應國的10倍。
動員如此高比例的人口，進行高密度的殘酷戰爭，秦國百姓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不過這一切的背後除了壓力也有動力，因為秦國的軍功是按人頭計算的，殺敵一人晉爵一級，《商君書·境內》中說：
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隻要拎著敵人的腦袋來，就可以邀功請賞，一個腦袋意味著一級爵位、一頃良田、九畝（當然，秦國的畝比今天的畝要小很多）宅基地、一個仆人，還有機會進入政府或軍隊中充當下級官吏。
法家的特點是說話算數，絕不含糊，“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如果你殺敵殺得多，真的可以平步青雲，獲得榮華富貴。
前有軍功爵位為賞，後有嚴刑峻法為罰，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秦人隻好“勇於公戰”，“民聞戰而相賀也”。整個社會陷入對戰爭的狂熱之中。“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是以三軍之眾，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商鞅建立的這種國家結構雖然在文化上落後，政治上殘酷，但在軍事上卻有效。秦國舉國上下，步調一致，紀律嚴明，令行禁止，雷厲風行。隻要國君一聲令下，民眾便猛獸般地撲向敵人。這樣的“虎狼之國”，哪裏還有對手？
“正如野蠻的斯巴達人摧毀了高度文明的雅典城邦，後來亞曆山大的帝國又否定了作為西方文化之根的希臘文明，秦國掃平了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建立了秦國。”[4]原本默默無聞的秦國最終統一天下，證明了法家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起自邊緣的周人創建了完整的“封建與天命”政治結構，同樣起自邊緣地區、充分吸收了草原文明的秦人，也創立了一個決定2000年文明基本結構的新製度。
[1]徐良高：《中國早期文明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2]為了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商鞅還明令“民無得擅徙”，這是束縛了中國人幾千年的“戶籍製度”的起源之一。
[3]韓非子在《五蠹》篇中說：“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這個理想在秦國真的實現了。
[4]陳明：《從殷周之變到周秦之變——論中國古代社會基本結構的形成》，《社會學研究》1993年第2期。
第十二章
中國統一與歐洲分裂
一
百家爭鳴當中，諸子百家一直在相互攻訐，而且罵得很厲害，比如孟子就攻擊墨子的思想是“禽獸”思想。
但是百家在思想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追求“大一統”。所有的學派都呼籲趕快實現國家的重新統一，都認為天下沒有共主是不正常的，這會讓人心神不寧，必然導致天下混亂，戰爭連綿，民不聊生。
孟子征引孔子的說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麵對“天下惡乎定”這個問題，孟子說“定於一”（《孟子·梁惠王上》），唯一的途徑是統一天下。
墨子則主張建立一個絕對君主專製的大一統國家。他的政治夢想是“尚同”（《墨子·尚同》），建立一個層級鮮明、紀律嚴厲、絕對整齊劃一、消滅個性和多樣性的社會。這樣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國家富強安定。
老子認為，宇宙的本質是“一”，統一會解決一切問題。他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
法家則是對大一統政治製度貢獻最多的一個思想流派。韓非子認為“一棲兩雄”“一家二貴”“夫妻持政”（《韓非子·揚權》）是禍亂的原因。
但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希臘時代的思想家卻紛紛反對統一。
希臘在曆史上一直沒能統一。希臘版圖由無數個小小的碎片構成，那些林立的城邦在數世紀中一直動蕩不安，這種形勢和春秋戰國十分相似。不過，希臘人對“統一”從來沒有熱衷過。希臘人極為推崇城邦獨立自治製度，小國寡民的城邦，是他們所能夠想象的唯一的國家形式。為了抵禦共同的敵人，希臘的曆史上出現過微弱的聯合呼聲，不過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統一卻從未使他們動心。
亞裏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圖時指出，“城邦的本質就是許多分子的集合”，倘若過分“劃一”，就是“城邦本質的消亡”。希臘人容忍並且享受分裂狀態，因為在他們看來，過大的國家不利於公民民主的實行。城邦領土的過度擴張，便意味著公民集團的擴大，意味著公民與國家間關係的疏遠以及公共生活的鬆懈甚至完全喪失，這正是希臘人反對政治統一的根本原因。
二
為什麼會有這樣截然不同的思想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還是地理環境不同。
與中國的總體環境相似，上古時代的黃河中下遊一帶也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當中。往北，是無法耕種的草原；往南，是難以開墾的森林；往東，是無法跨越的大海；往西，則是不利農耕的高原。隻有中原，是一馬平川的黃土。在這樣封閉的環境之中，人們很容易形成世界大同、資源有限的觀念。
中國的農業文明非常早熟，人口增長得也很快，新石器時代後期，各個文明區就已經開始了對土地、水源這些資源的爭奪。
我們翻開司馬遷厚厚的《史記》，出現的第一個人物是誰呢？就是黃帝。黃帝被尊為中華“人文初祖”。中華民族的曆史，是從黃帝時期開始敘述的。
司馬遷認為，自從神農發明了農業之後，人們才走出蒙昧。不過，由於天下沒有共主，“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各個部落成天打仗，天下一片大亂，百姓生活動蕩不安。
司馬遷的這個說法是有考古學的依據的。考古發現，從史前的仰韶時代到邦國林立的龍山時代，戰爭連綿不絕，規模宏大。這一時期，先民墓地中無頭墓、無屍墓、身首分離墓，以及身帶刀傷、箭傷的屍體大量出現。大量的防禦性城池也是在這一時期首次出現。
這其實就是《史記》開篇所說的“諸侯相侵伐”與“暴虐百姓”。這個時候，黃帝出現了，成為自己部落的領袖。
當時有一個很強大的部落叫炎帝部落，憑仗自己武力出眾，欲征服其他部落。那些部落不服，都投靠到黃帝部落以求保護。於是黃帝整軍備戰，與炎帝大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炎帝戰敗，俯首稱臣，遂與黃帝組成炎黃部落聯合體。
炎黃部落聯合到一起後，實力更加強大，就開始征討其他不服者。黃帝發現南方的九黎族桀驁不馴，於是聯合炎帝，共同征服了九黎族的首領蚩尤。這場戰爭發生在涿鹿之野。相傳這場惡戰規模巨大，慘烈異常，以致“流血百裏”，“血流漂杵”，最後殺得“九隅無遺”。
縱觀黃帝的一生，就是戰鬥和征服的一生。隻要有不服從自己的部族，黃帝就要領兵征伐。“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嚐寧居”，黃帝一輩子都在領兵打仗。在兩次大勝之後，黃帝又先後征服了東方的太皋，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顓頊，樹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五十二戰而天下鹹服”，通過武力確立了自己的最高領袖地位。“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即使在平定天下之後，黃帝仍然保持著一位征伐者的警惕，“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身邊總是帶著巨大的扈從部隊，以保衛自己的安全。
戰爭的結果是一部分部落被消滅，更多的部落選擇臣服。通過戰爭，黃帝把原來各自為政、混戰累世的眾部落變成了一個以黃帝部落為首的部落聯合體。中華民族的雛形由此形成。
我們讀《史記》的《五帝本紀》，能有些什麼啟發呢？
第一，黃帝是以統一華夏的豐功偉績而被載入史冊的，也就是說，他是秦始皇之前統一中華的第一人。他的最大成就是實現了統一。
第二，中華民族追求統一的心理，起源是非常早的。《五帝本紀》告訴我們，分裂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戰爭和痛苦，隻有統一能帶來和平與發展。
第三，《五帝本紀》告訴我們，中華民族的曆史，就是一部武力之下出政權的曆史。《史記》告訴我們，中國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炎黃大戰”。中華民族的兩大始祖黃帝和炎帝，都是“職業軍人”。中國曆史上的這個“第一次統一”，和中國曆史上以後的曆次統一，都是靠武力完成的。“槍杆子裏出政權”這個規律，從黃帝時期就已經確立了。
三
讀到這兒，你也許會問，你說黃帝靠武力奪取資源和領地，難道那個時代不都是如此嗎？那個時代，世界各地都存在原始部落，這些部落不都是靠戰爭慢慢聯合起來的嗎？
還真不是這樣。
與中國不同的是，希臘原始部落間雖然也經常發生衝突，卻沒有演變出中國從黃帝到堯舜禹時期“諸侯相侵伐”的規模巨大的統一戰爭。他們之間偶爾發生戰爭，但是大部分時期是和平的。
為什麼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環境不同。希臘內部多山，崎嶇的山路阻擋了人們建立大一統政權的雄心。希臘海岸線漫長，麵對資源貧乏的困境，希臘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泛舟出海，尋找更適合居住的肥沃土地，或者興起利潤豐厚的航海貿易，而不是向山嶺那邊的另一個部落發動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