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戰爭，在開放的環境下，結果也遠不如東方式戰爭那樣令人絕望。
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下形成的文化的特點是資源有限，因此鬥爭都是內鬥。中國上古時代的生存戰爭，比之世界其他很多地方要激烈和持久，因為在封閉環境下，為了捍衛自己的基本生存資源，每一方都沒有退路。
而在希臘，失敗的一方會逃往海外，很難形成征服與屈服的專製關係。“希臘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與地理因素密切相關，海上文明的特點是它交通流動的方便性，不同政見者可以通過海上逃跑，獨裁專製者無法實現他對不同政見者的消滅。”因此，希臘文明流傳著“海上逃亡之門”說。所以，“希臘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內陸文明難以追比的政治寬容性、契約共享性與文化流動性”。
所以希臘人的思維邏輯和中國人是不同的。中國人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人和人之間必須分出你大我小來，才能建立秩序。而古希臘人偏要出兩個太陽給我們看。比如斯巴達就設有並列的兩個國王，雅典的政權結構更為複雜，由9名執政官輪流執政。
崇尚一元與崇尚多元，從上古時期就已經成為東西文明的本質區別之一。
四
我們知識結構中的春秋時代是生機勃勃、絢麗多彩的，春秋時代的人們思想解放，智慧勃發，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大的學派。
可是，身處曆史當中的人的感受與我們完全不同。翻遍春秋戰國時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很難見到當時的人對那個時代的讚語。相反，觸目皆是哀歎、抱怨和詛咒，說那是一個“昏亂”“殺人”“甲兵”“盜賊”“食稅”“民饑”的末世。因為在分裂狀態下，連綿不停的戰爭給普通人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動蕩的政治讓上層社會也沒有安全感。從西周滅亡那一天起，中國人迫切地呼喚，希望出現一個新的更有力的權威來取代周王朝的統治，以恢複天下秩序，讓人民重新安居樂業。
因此，中國的統一不是某一個人靈機一動的設想，它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意誌的結果。正是在這個民族集體意誌的驅動下，春秋以降，諸國之間開始了長達五百餘年的不間斷戰爭。每個國家都極力擴張自己的地盤，吞並別的國家，以實現統一天下的夢想。
即使沒有秦國，中國也不可能像歐洲那樣一直分裂下去。無論如何，統一這個大方向是不會被扭轉的，也早晚會有別的國家取代秦國的位置，完成統一的大業。當然，如果是其他國家比如楚國統一天下，中國文化的麵貌與後來也許會相當不同。
第十三章
影響深遠的周秦之變
一
秦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它取代了存在時間長達近800年的周朝。這就是“周秦之變”。
我們一般用秦始皇統一六國，或者秦始皇建立大一統郡縣製度來講那段曆史，用“周秦之變”這個說法的不多。
那麼我為什麼要用“周秦之變”呢？因為這四個字言簡意賅：“周”是指封建分封製度，“秦”是指大一統郡縣製度，“變”是指以秦始皇統一中國為時間節點，在此之前2000年的中國，和在此之後2000年的中國，存在本質性的不同。
到底發生了哪些方麵的變化？要講清這一點，我們可以先分析一個故事。
伍子胥是楚國人，與孔子是同時代的人，據說比孔子大8歲。他的父親和哥哥被楚國的國君楚平王給殺了，他為了報父親的仇，跑到了楚國的敵國吳國，帶領吳國的軍隊，把楚國給滅掉了。還把楚平王挖出來鞭屍。《史記·伍子胥列傳》載：“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這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複仇故事。
伍子胥在中國文化裏當然是正麵形象，他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賢人。我們看先秦的史籍，比如《左傳》《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提到伍子胥時，都肯定他的光輝事跡，說他是“烈丈夫”。就連楚國後來的大詩人屈原也好幾次寫詩歌頌他，還表示“浮江淮以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要投入大海，去追隨伍子胥的靈魂。
因為我們從小聽慣了這個故事，所以習之不察，但是如果你細想一下，就會發現這個故事很奇怪。因為按照今天的價值標準，這伍子胥分明不是什麼好人：他是楚國人，父親被楚平王殺了。那是因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不光不能反抗，還要繼續為國效忠。結果他叛國投敵，把自己的祖國給滅了。這顯然是大逆不道，這伍子胥應該是“楚奸”啊！後世嶽飛的情況就很類似，嶽飛和長子嶽雲都被宋高宗殺死了，死得很冤枉。嶽飛的另外三個兒子活下來了。這三個兒子如果和伍子胥一樣，去投奔金朝，幫助金朝滅了宋朝，然後把宋高宗的墳挖了，鞭屍三百，大家會歌頌他們嗎？
那麼，為什麼伍子胥這樣一個大楚奸，在先秦會受到肯定呢？
這個故事鮮明地反映出，周秦之變之前，和周秦之變之後，中國人的生存邏輯變了，評價標準也不一樣了。
二
在周秦之變以前，中國社會秩序的最高原則是血緣原則：家大於國。
周代的社會是一個血緣社會，周王把自己的親人分封到各地，他的親人又在自己的小國之內，再進行層層分封。
這樣分封的結果是，周代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大家族當中，效忠於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國家重要。所以當時人的價值標準是“父高於君”，父親比國王重要。郭店楚墓竹簡上記載，“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意思是說，為了父親，可以不管國王，但不能為了國王不管父親。
《韓非子》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
大意是說魯國有一個人去打仗，每次在前線都開小差，孔子就問為什麼，那個人說，我是獨生子，我如果戰死了，我父親就沒人養了啊。孔子一聽覺得這個人道德真高尚。
這個故事當然是把儒家觀念推到了極致，有點誇張，不過也確實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本質。儒家認為，血緣是至高無上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而且給父親報仇，是絕對正確的，別管對方是國君還是什麼，因為“父高於君”。
秦暉先生說，這些故事說明先秦社會是以家族為單位的。提倡“父高於君”，正是為了阻止國家權力向家族內部延伸。所謂“忠孝不能兩全”是後世的觀念，先秦人是沒有這個矛盾的。
三
周秦之變的第一個層次，就是從小共同體變成大共同體。
什麼叫小共同體？就是老子說的“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帝王世紀》說，夏商之際，天下1800方國，那麼按當時的總人口來看，每個方國平均人口不過1300人。宋鎮豪在《夏商社會生活史》中根據夏商之際古城址考古資料，推測當時的平均人口是1500人。周初天下也是一千多個方國，薛湧說：“一千多個國，大體都集中於狹小的中原地區，每國的人口平均也就是幾千人。”[1]為什麼老死不相往來呢？因為各國在經濟上是自給自足的，不用往來。
“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對今天習慣了大共同體生活的中國人來說，可能難以想象。其實，如果對比一下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也許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日耳曼民族消滅了羅馬帝國後，各地封建主關起門來過日子，中世紀莊園都是自給自足的，所有的生活用品基本上都可以自己生產，既種地打糧，也養牛養豬，還有人從事手工，當木匠或者鐵匠。也就是說，關上大門與世隔絕也沒有任何問題。莊園裏的農奴和農民是不能隨便離開莊園的。因此“每一個莊園就是一個社會。農民們大概一輩子都不會跑出家鄉十裏地以外去；莊園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地方，若沒有戰爭波及這裏，它與外界就幾乎沒有任何關係。當時英國布滿大大小小這樣的莊園”[2]。
周代社會也差不多是這樣。所以當時社會橫向的結構是不連貫的，可以互不往來，或者很少往來。
縱向呢？當時社會上當然有等級結構，最上麵是周天子，然後是諸侯，然後是卿，然後是士。雖然整齊有序，但是這種結構不像後來的官僚結構那樣能“一竿子插到底”。為什麼呢？因為和中世紀歐洲一樣，“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每個人隻對他的直接上級負責，不對上級的上級負責。
讀春秋戰國史料的時候，相信很多人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孔子和孟子周遊列國，不停地徒勞地遊說各國的君主，卻不去見最高領導？明明他們好幾次路過周天子的領地，但就是不去朝見周天子。這是怎麼回事？
關於這個問題，有人解釋說，是因為周天子無權，諸侯有權，找他辦不成事。可是有人也有疑惑，沒權並不妨礙你去尊敬他、朝見他啊，孔子成天喊著要“尊王”，越是沒權，你越應該尊重他啊。所以明治維新的時候，有的日本學者抓住這一點，說孔子不忠於周朝。
這其實就說明了後世的人對周製的不理解。在周製中，隻有諸侯才需要效忠周天子，有朝見周天子的義務。孔子和孟子勉強隻能算卿大夫一級，他們隻需要對諸侯一級負責，輪不到他們對周天子負責。
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再來看一個故事。齊國有一個權臣叫崔杼，他派手下去刺殺他的國君齊莊公。如果故事發生在秦代以後，崔杼這個手下的行為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為任何人都是國君的臣子，但是春秋時代的人們並不這樣想。齊莊公看到崔杼的部下，說求求你，不要殺掉我啊。崔杼的部下說，對不起，我不是你的臣子，我是崔杼的臣子，我隻聽崔杼的話，“不知二命”。你要有命令，請和崔杼說，和我說不著；我隻忠於崔杼，所以必須殺掉你。秦暉先生分析說，崔杼的部下在國君麵前能如此長篇大論、振振有詞，說明這個道理是當時大家公認的：我們隻對我們的上一級負責，再上一級，我們就不用管了。
四
我相信，大家能從前麵幾個故事中感覺到，周代的人們是生活在一個一個小的自治社會當中的，也就是小共同體當中。
在這些小共同體中，各地諸侯大夫的權力是世襲的，不是上麵的天子或者國君賜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們剝奪。統治者的經濟來源是自己領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級給的工資。這說明什麼？說明他們有很大的自治權，他們的實力來自自己領地內民眾的效忠，而不是憑借上級領導的賞識。他們很在乎是否獲得本地民眾的支持，製定措施要考慮民眾的感受，剝削和壓迫必須有一定限度。
因此，在這種社會結構中，自上而下的社會控製力也是很差的。上一級的命令隻能到達自己的下一級，而無法穿透一層層的層級結構直接到達社會最底層。與此同時，小共同體社會的信息傳遞效率是很差的，周天子會了解諸侯國的一些大體情況，但很難掌握具體情況，至於諸侯國下麵各個卿大夫領地的情況，他更是完全不了解。他想知道全天下一共有多少人口，直接從老百姓那裏收稅，是很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這樣的社會，汲取能力很有限。
因此，這種小共同體的結構顯然不利於國家集權，也不利於國家汲取社會資源，統一指揮來辦大事。
五
所以周製的社會結構就像是大船中有一個又一個的隔水艙，雖然同處一條大船，但這些隔水艙彼此是相對獨立的。周秦之變的內容，就是國家權力打破層層限製，把小隔水艙全部打通，把一個個小共同體連接成了一個大共同體。
首先，各國諸侯國不存在了，貴族階層被整體消滅了，六國貴族活下來的都被遷到了首都，不再有封地了。原來的封地全部變成郡縣，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地方官治理的邏輯和世襲貴族是不一樣的，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完全來自皇帝，所以他們唯皇帝之命是聽，不在乎被他們統治的老百姓對他們怎麼看，因為他們是“流官”，幹幾年就走。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直接貫徹到社會最底層，想要收多少稅，馬上就能收上來；想要調動多少人修長城，馬上就能調動起來，不必管百姓的死活。所以，秦朝和漢朝出現了許多“酷吏”。
接下來，秦始皇又對民間的家族製度動手：貴族雖然沒有了，但是血緣家族仍然是有效的民間組織形式，人們如果忠於家族，就會妨礙他忠於國家。儒家認為，孝子就是忠臣，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而法家的邏輯完全相反，韓非子認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我們不要孝子，隻要忠臣，因為孝子隻重視他爹，不能盡忠國家。
所以秦代和漢代都鼓勵老百姓分家，甚至強迫老百姓分家。規定“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為禁”，就是說姓一個姓的不能住在一個地方，家裏有兩個成年男人就必須分成兩家，父子或者兄弟倆不能住在同一個房間。這樣做的目的當然就是強製解散大家庭，把一夫一婦的個體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細胞。這樣民眾就原子化了，變成由最高統治者直接控製的“編戶齊民”。
有人會疑惑，說分家，老百姓就會老老實實分家嗎？說打散血緣紐帶，就真的能打散嗎？一個社會的傳統是很難一下子改變的，官方的命令在社會上不一定能真的執行。
但是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證明，秦漢三國時代還真做到了這一點，通過強有力的權力高壓實現了基層社會原子化——秦簡漢簡中有很多證據。
秦暉先生著重研究了20世紀末發現的長沙走馬樓吳簡，他發現在三國時代，長沙一帶所有自然村的姓氏極度分散。分散到什麼程度呢？一個村子如果有40戶人家，那麼，這40家至少包含20個姓氏。有一個姓氏在這一帶共有70戶，結果分散在70個村子裏，每村隻有一戶。這顯然是政府強迫原來的家族分家，把他們均勻地遷徙的結果，目的是徹底打散家族紐帶。秦暉說，這是“極端的多姓雜居狀態”，“其雜居的程度已經達到顯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懷疑是否有人為的‘不許族居’政策的結果”。[3]
我們知道，三國時代是世家大族與皇權分庭抗禮的時期，然而在皇權能控製的直接區域，宗族仍然被打散得如此徹底，更何況在秦朝和漢初。
這還不是一個地方的偶然現象。秦暉先生考察了上至秦漢，下到唐宋，包括湖南（長沙一帶）、湖北（江陵一帶）、四川（成都平原）、中原（洛陽一帶）、河西走廊（張掖—敦煌一線）等地的曆史資料，他發現，從內地到邊疆，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全都是非宗族化的鄉村，沒有任何一例聚族而居的。這說明秦製為了打散家族的控製，花了很大的力氣。有人說，不對，我們南方的很多村子隻有一個姓。這個基本都是宋代之後宗族複興的結果。[4]
所以，在周秦之變後，小共同體社會變成了大共同體社會，導致中國人的生存邏輯發生改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社會價值就從“父高於君”，變成了“君高於父”，人們要忠於國家，而不是忠於自己的家族。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心裏不能有其他，隻能有君主的新準則，就是所謂的“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舉國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為是非，以君主的利益為利益。
所以在秦代之後，中國人開始推崇另一種價值，叫“舍小家顧大家”，叫“大義滅親”，叫“忠孝不能兩全”。不管皇帝怎麼對待自己的臣民，臣民都不能反抗——所以嶽飛的兒子也就不能去投奔金國了。
那麼這一切，包括建立一個高效嚴密的官僚體係，包括把血緣組織打散，有什麼目的呢？顯然是為了提高國家的動員能力和汲取能力。這樣，“2000萬人口的秦朝，可以調40萬勞動力去修長城，70萬人去修始皇陵，70萬人去修阿房宮，50萬人戍五嶺……這是宗法時代的周天子絕對不敢設想的”[5]。
所以，小共同體和大共同體的區別，或者說周秦之變的主要內容，就是政治組織形式變了，國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1]薛湧：《從中國文化的失敗看孔子的價值》，《隨筆》，2008年第1期。
[2]郭俊岩：《中世紀西歐農民的日常活動與貧困化之探討》，《台東師院學報》1988年第10期。
[3]秦暉：《傳統十論》，東方出版社，2014，第12頁。
[4]秦暉：《傳統十論》，東方出版社，2014。
[5]秦暉：《傳統十論》，東方出版社，2014，第149頁。
第十四章
孔子為什麼經常夢到周公
一
周秦之變的第二個變化，是人際關係和人的道德水平的變化。
周製是一個小共同體時代，當時的封國並不大，也就幾千人或幾萬人，裏麵再分封，每個人具體生活的小社會可能就幾百人，就像今天一個大村子那樣的規模。
這樣的社會，誠信度往往比較高。為什麼呢？用秦暉先生的話來說，從“經濟人的理性”角度來考慮，在這樣的社會裏，人與人之間都有或遠或近的親戚關係，都“知根知底”。所有人都要長期地、反複地打交道，也就是所謂的“反複博弈”。人們當然不會選擇一錘子買賣，而是會將“誠信”作為處世的基本原則。
這一點我很容易理解，因為我小時候生活在農村。和城裏相比，那時候的農村人情味非常濃厚。一個人去另一家串門兒，如果遇到飯點兒，可以自然地上炕一起吃飯。誰家園子裏的豆角、黃瓜成熟了，也會很自然地送給旁邊結得比較晚的鄰居，大家從來不認為這需要客氣。那時候我母親在山村裏做小學老師，是“吃國庫糧”的，沒有菜地，我家門口早上經常會收到一籃子新鮮蔬菜，很多時候根本不知道是誰送的。在這樣的農村社會中，一個人“人性”好壞，也就是口碑怎麼樣，決定了他的地位和前途。而且農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誰輩分大，誰就可以坐到炕頭，誰就有話語權。甚至直到今天，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不管在外麵發了多少財，回到村子裏，還是會露出淳厚的笑臉，見了長輩仍然要畢恭畢敬。
所謂小共同體，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大村莊，民風自然很淳樸。所以儒家才得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結論。
而變成了一個大共同體後，中國就從血緣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陌生人社會裏，人和人之間都是一次性博弈，就是“一錘子買賣”。舉個例子，開在小巷深處的小飯店的飯菜通常很可口，因為來吃的都是老主顧；但是火車站邊上的飯店就差勁多了，因為來吃的都是流動人口。因此在陌生人社會裏，人和人之間的欺詐行為越來越多，甚至親人之間也很冷漠。所以秦代建立之後，中國社會原有的那種脈脈溫情就逐漸消失了，變成了一個越來越冷冰冰的社會。賈誼說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意思是秦人分完了家，兒子到爹家借個鋤頭，當爹的都不願意；母親到兒子這兒拿個掃帚用，兒媳婦叉著腰就破口大罵。整個社會風氣為之一變。
二
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回頭再講講儒家。
孔子是古今中外最為特殊的一個思想家。為什麼這麼說呢？
孔子沒有留下自己的著作。老子、墨子、韓非子，他們都各寫了一本書。隻有孔子一個字也沒寫過。《論語》不是他寫的，是他的弟子們寫的。為什麼呢？是因為他文筆不好，怕露怯嗎？不是。因為他的主張就是全麵回到過去，因此不需要創新。
西周之時，並沒有“儒家”這個詞。為什麼呢？因為儒家所主張的，其實在那個時代就是西周社會活生生的現實，是習以為常的具體生活。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西周的生活方式已經開始被拋棄，這時才出現了儒家。儒家其實沒有“學說”，它提倡的就是全麵複古，恢複西周的一切。也因此，後世曆代儒生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回到“三代”，說白了其實就是回到西周。
所以孔子說他“述而不作”。儒家已經有了係統化的經典，周代傳下來“五經”，因此不需要他勞神再去寫作。他需要做的，就是整理和傳授而已。
所以，孔子並沒有創新，他風塵仆仆到處遊說，是希望當權者能按他的意圖來“從周”；他廣收門徒，四處講學，也是為讓更多的人能傳承“周公之道”，散播更多的文化火種。所以，儒家這一學派真正的始祖並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自己也說，周公就是他心目中神一樣的存在，他經常夢到周公。[1]所以漢代儒生堅持認為，儒門的宗主是周公，周公才是“先聖”，是開創者。孔子不過是“先師”，是傳授者。[2]這個想法孔子如果得知，肯定會舉雙手讚同。
三
孔子為什麼要回到過去呢？主要是他非常反感春秋戰國的時代變化，反感人心不古。
雖然孔子活著的時候，秦國還沒有統一天下，但是隨著各國間的戰爭日趨激烈，周秦之變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中國的血緣社會正在崩潰的過程中，孔子對“巧言令色”“人心不古”“禮壞樂崩”“世風日下”這些“陌生人社會”的苗頭非常敏感和痛心。薛湧說：“從我們兩千多年後的人的角度看，在這方麵，孔子可以說是最早看到專製將腐蝕了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的先知。”[3]
所以孔子不光主張文化上要回到過去，連政治結構也要全麵回歸小共同體時代，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恢複到周初那個一千七百多個小國並立的狀態。這就和老子的主張不謀而合了。孔子和老子都喜歡小國寡民的狀態，道理很簡單：隻有幾千人口的小國，才能形成一個“熟人社會”，才能像一個大家庭，才能讓“民德歸厚”。
孔子反對社會變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反對國家組織能力和汲取能力的提高，對民眾的壓迫加重。
《禮記·檀弓》記載了一個故事——也許不是史實，但是很傳神地說明了那個時代的氣氛：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孔子經過泰山腳下，見到一位婦人在新墳前哀哀慟哭。孔子停下了車，詢問是怎麼回事。婦人說：“我是在哭三個人。我的公公、丈夫和兒子都先後被老虎吃掉了。”孔子很吃驚：“虎患如此嚴重，為什麼你們不離開這個地方呢？”婦人說：“因為這裏雖然有老虎，卻沒有嚴酷的政治剝削啊！”
孔子聽罷，發出了那句著名的感歎：嚴酷的政治比老虎還要凶猛！
這隻老虎，就是越來越集權的國家。孔子雖然未見到商鞅變法，但是他經曆了春秋戰國之際的第一次改革，也就是魯國的“初稅畝”。
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漢書·卷二十四·食貨誌第四上》）
“初稅畝”是國家增強稅收能力的一種改革。孔子對這種社會變化的趨勢非常敏感，明確表示反對。
四
麵對“集權國家”這隻新出現的老虎，法家和儒家的態度是完全相反的。儒家想倒推曆史的車輪，回到過去，消滅這隻老虎；法家卻主張前進，主張更快地推動曆史的車輪，讓這隻老虎越來越凶猛。
那麼，我們反觀曆史的發展，孔子的主張顯然是脫離現實、不可能實現的。人類社會從小共同體社會進入大共同體社會，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中央集權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
秦王朝統一了度量衡，為建立全國性統一市場奠定了基礎；廢除了封建等級製，讓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強，平民從底層向上奮鬥比以前容易多了。特別是終結了各國混戰，天下大部分地區歸複和平。這些都有利於大範圍內的物資和信息交流，在全世界遙遙領先。歐洲一千多年後才結束了封建製，建立統一民族國家。而日本則直到明治維新後，才做到這幾點。
王夫之因而說：“郡縣之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封建毀而選舉行……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郡縣製比封建製有很多優勢，因此，它取代封建製，可以說是一種天意。
而且，儒學主張血緣關係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這也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方案——這在小共同體時代也許可以實現，到大共同體階段顯然就不行了。所以現在新儒學認為儒學包治百病，甚至認為“21世紀就是儒家的世紀”，我是不敢相信的。
但是，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啟發作用。
是的，中國社會早晚要走出血緣紐帶，要走向大共同體，但是大共同體是否一定要采取秦國的方式？是否必然與小共同體不兼容？不見得。
在西方文化中，小共同體的傳統一直很深。且不說希臘城邦是自治的，羅馬帝國結構中也保留了大量自治成分，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也是小共同體，有自己的法庭，能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中世紀後期出現的自治城市，更是現代西方民主的重要起源。
這造成了西歐近代大共同體即集權國家和中國式中央集權的不同：歐洲集權國家是在議會、自治城市、行會等多種社會力量發育起來之後出現的，因此君主的專製權力是有限的，君主權力不僅受法律、議會的製約，也受到各社會階層、利益團體的限製。因此，雖然現在的西方國家都是大共同體，但是它們都保留了很多自治傳統。比如今天美國社會超過一半的公共事務是由民眾自我管理完成的，美國人今天仍然認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因此阿夫納·格雷夫（Avner Greif）在討論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時，提出了一個基本的製度因子：西方人一直沒有失去自治能力。當小共同體能夠在現代國家的結構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創造性時，就能促進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興盛。如果這種小共同體過早地被國家權力整合，社會的基本動力就消解了。因為“文明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社會基層。當一個社會活躍著無數自治群體，每個人都參與社區事務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是健康的。當一個社會把所有權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壟斷，這個社會注定會失去活力”。
中國的“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其他力量建製化地組織起來以前”，因此君權得不到有效的約束。周秦之變後，中國社會原有的那些小自治體和小共同體被消滅了，完全被官僚體係取代。正如同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描寫法國專製王權時期一樣，“中央集權下官僚機構的行政活動取代了地方民眾的公共生活”，社會因此沙漠化。事實證明，這不利於一種文明和一個社會持續保持活力。
今天的中國當然不可能通過“反向的周秦之變”重新走回周製，走回小國寡民。但是，儒家反對權力過度擴張，強調家族自治，對我們今天思考如何治理社會還是有啟發意義的。事實上，後來的大儒顧炎武就提出以宗族力量來限製皇權，“無強宗是以無立國”，沒有強大的宗族就沒法立國。他說唐代“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複，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皇之際”，唐代的君主雖然知道不能恢複封建製，但是還是保留了魏晉時再度發展起來的大家族製度，這樣的話，天下蒼黃之時，大家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自保。雖然他對唐史的這種解讀不見得正確，但這正是儒家精神一以貫之的體現。
[1]《論語·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2]漢代儒生並不把《論語》當成經典，隻當成普通讀物。
[3]薛湧：《學而時習之》，新星出版社，2007，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