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提醒秦王，不要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是陰險、自私而貪婪的。秦王也確實貫徹了韓非子的思想，懷疑韓非子來到秦國是一個陰謀，因此把他投入監獄，後來韓非子被李斯毒死，也自然是“死得其所”。
那麼，誰從法家製度中受益了呢？秦國百姓受益了嗎？並沒有。
為了統一天下，秦國百姓付出了血和汗的代價。在秦國還沒有統一天下時，秦國百姓獨自承受過度的壓榨，或被驅往戰場，或被束縛在土地上拚命勞作。在繁重的賦役壓迫下，在連坐和告奸之法的約束下，秦國百姓手足無措，“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
在秦國兼並天下的過程中，各國百姓對秦國的這套統治製度非常恐懼。《史記·秦本紀》裏有記載：“（秦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國進攻韓國的上黨，上黨守不住了，不向秦國投降，反而投降了趙國。為什麼呢？韓國的使者說：“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也就是說，百姓不願意被秦國統治，願意被趙國統治，因為趙國的統治方式不那麼虎狼。
然而，在秦國的強大武力麵前，天下人逃無所逃。原來的六國，統治是比較寬鬆的，法律不那麼嚴，稅收也不那麼重，老百姓的生活自由度比較高。統一之後，稅率一下子提高了好幾倍，戶籍製度也一下子變嚴了，想逃避賦稅根本不可能。稍一反抗抱怨，嚴刑峻法、告奸連坐都跟著來了。因此“百姓愁苦”，生活狀態發生了巨大改變。《鹽鐵論》裏說：“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栗。”百姓幾乎一舉手，一投足，就會觸犯法網，隻能側目重足，活得膽戰心驚。
所以秦末起義的時候，人們紛紛大喊天下“苦秦久矣！”劉邦占領秦人故地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商鞅之法。
（劉邦）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史記·高祖本紀》）
結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所以，包括秦人在內的各國人，在秦製下吃盡了苦頭。
所以看來，似乎隻有秦國的王族從這個製度中受益了。然而，雖然秦始皇風光一時，但是他的子孫後代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他的長子扶蘇被矯旨自殺。秦二世即位後，在鹹陽殺死公子12人，在杜縣車裂公主10人。繼位的秦二世最後也被迫自殺。幫助他謀得皇位的李斯被處以極刑，趙高後被扶蘇之子子嬰誅殺，子嬰又被項羽誅殺。在秦朝滅亡後，秦王族子孫盡滅，就是說，秦始皇的所有子孫後代，都被殺光了。
所以鮑鵬山解讀商鞅的《商君書》稱商鞅變法的結果是所有的人都輸了。為什麼呢？因為他“不在乎人民的幸福，隻追求國家的強大”[1]。結果是沒有任何人從這個製度中受益。
二
因此，秦始皇確立的這個大一統郡縣製度，雖然設計得很周密，但還是有很多致命的缺陷。
那麼，秦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朝，中國人是不是有機會重新選擇，拒絕秦製，走其他的道路呢？
沒有這個可能。在傳統時代，秦始皇在中國曆史上一直是一個負麵角色，一直被罵為暴君，但是他發明的皇帝製度，卻得到了後世一致的堅決擁護，所謂“百代皆行秦政製，萬年鹹用始皇心”。
漢代皇帝雖然無一不咒罵批評秦始皇，卻沒有一個人提出要廢除皇帝製度。因為皇帝製度帶給統治者的眼前利益太巨大了。他們隻是認為這一製度有缺陷，需要重大升級。
要升級，首先要判斷是哪個部分出了問題。漢代君臣經過會診後認為，秦代失敗，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汲取過度，興奮起來刹不住閘。所以要為這一絞肉機安上暫停按鈕，為這個高速列車裝上刹車裝置。另一個原因是思想文化建設出了問題。秦朝沒有成功地建立起一個有說服力的信仰和價值係統。法家的那套東西，本身是隻能做不能說的，公開依靠法家，就把自己的統治秘訣暴露給了天下。所以要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偽裝。
所以漢代初年遵奉黃老之術，也就是“無為而治”。要大幅度地降低稅賦率，從收一半，到“十五賦一”，就是從50%降到約6%，景帝時又改成三十稅一，與民休息。同時改革法律，廢除很多殘酷的刑罰，不能動不動就把人關進監獄，砍手砍腳。這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文景時期是黃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後世稱之為“文景之治”。這是漢代吸取秦代教訓，做出的第一個反應。
第二個反應，是拋棄法家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學說作為大漢帝國的門麵工程，讓老百姓相信，皇帝是為他們服務的。讓儒術成為帝國所有知識分子的信仰係統，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統一。這是一個比“無為而治”影響更深遠的舉措。
三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事，值得我們細說。
為什麼呢？因為漢武帝這個人，看起來並不像個喜歡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漢武帝是一個性格非常強悍、非常想大有作為的皇帝。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他在統治期內，也是拚命地搞財政擴張，千方百計汲取更多的財政收入，然後“做大事”：東並朝鮮，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同時還興修起數十座雄偉的宮殿和自己的豪華陵墓，不斷搞聲勢浩大的巡遊。最後搞得老百姓承擔不了這樣大的壓力，各地開始造反，西漢差一點兒亡在他手裏。
這樣一個人，當然不會繼續用黃老之術來作為指導思想。黃老無為，而他是“大有為”。但是也沒法繼續用法家思想，因為法家思想已經臭名昭著。
那麼怎麼辦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全國著名學者到長安開會，討論帝國的思想文化建設問題，到底應該把什麼確立為大漢帝國的指導思想呢？
有一個叫董仲舒的人建議說，不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個建議，其實和漢武帝的性格並不那麼合拍。儒家和法家不一樣。儒家並不是一個馴服的學派。它是頭上長角身上帶刺的。法家是拍馬屁的能手，“法今王”，誰在位，我就擁護誰。儒家是“法先王”，批評在位的君主。所以法家是沒骨頭的，儒家是有骨頭的。
儒家首創“民貴君輕”之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甚至說出“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這樣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聽起來仍然很大膽的話。儒家公開主張稱，如果皇帝不仁，臣子可以推翻他。
所以直到漢武帝的父親漢景帝在位的時候，還有一些儒生堅持“推翻暴君有理”的湯武革命思想。《史記》記載，有一個儒生叫轅固生，在漢景帝麵前和黃老學派的黃生爭論一個問題：商湯推翻夏桀到底是什麼性質。到底是正義的革命事業，還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呢？轅固生說，商湯推翻夏桀是合理的，為什麼呢？民心就是天命。夏桀胡作非為，失去了民心，就應該被得民心的人推翻，這是天經地義的。
而黃生卻說：“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帽子即使舊了，也要戴在頭上，鞋子不管多新，也隻能穿在腳下。“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臣子推翻君主，這就相當於把鞋子戴在頭上。君主不管有什麼過錯，都不能推翻。而且隻有臣錯而無君錯，君主有過錯，臣子應該勸諫，你不能有效地勸諫天子，反而把他殺了，你就是大逆不道，是篡弑，這沒啥說的。
轅固生一聽，說了這樣一句話：“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意思是那按你這麼說，咱們高皇帝劉邦推翻秦朝的皇帝，是大逆不道了？
這樣一來，黃生張口結舌，不敢回答了。漢景帝是個老好人，隻好出來打圓場，他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吃肉不吃有毒素的馬肝，並不說明你不是美食家。學術不研究湯武受命這一段，也不說明你就不是學者。
意思就是要把這個問題掛起來，不爭論。“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以後這個問題就被列為學術禁區，不能研究了。
從這一段記載我們能看出，儒家那種從道不從君的勁頭，是讓統治者感覺很不舒服的。換句話說，儒家學說和大一統專製本身，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2]
那麼，漢武帝怎麼會決定獨尊儒術呢？
因為漢武帝獨尊的儒術，和儒家的本來麵貌已經不一樣了。為漢武帝所用的儒家，實際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裏是法家。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是因為董仲舒對儒家思想進行了一番偷天換日的根本改造，讓儒家思想變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別。
怎麼改造的呢？我們先來看一個詞，叫作“三綱五常”。我們後世一提起儒家，就經常會想起這個詞，因此很多人都認為這“三綱”是儒家提出來的。
但是事實上，這是法家的的東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綱”，最早是法家的說法。韓非子說過：“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麵前，兒子在父親麵前，妻子在丈夫麵前，都隻能馴服，不能反抗。
這顯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強調權責對應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說君首先要像一個君，臣才能像一個臣；父首先要像個父，子才能像個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禮”而為。這種原則，多少有點契約的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對法家這種單向的三綱的。
那麼，為什麼後來三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詞彙呢？
主要是董仲舒的“點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韓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優點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嚇君主的理論，而且發展出一套裝神弄鬼的讖緯之學，就是通過種種迷信，什麼“占星”“望氣”之類，來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斷上天對皇帝滿意不滿意。如果地震了、天災了，皇帝就要反省了，是不是自己哪點做得不對？就得洗個澡，靜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說，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視天命，通過“上天示警”讓皇帝有所約束，不要胡作非為，否則就可能亡國。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但是與此同時，董仲舒又和韓非子一樣，把皇帝推到了至高無上的絕對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麵說得比韓非子還要過格。
為了強化皇帝的地位，他不惜穿鑿附會，尋找神學上的根據。他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橫一豎，三橫，代表天、地、人，一豎，代表貫通。皇權是貫通天地的。他說，皇帝是整個國家的心髒，“海內之心懸於天子”，臣民與皇帝的關係，就像四肢與“心”的關係一樣：“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春秋繁露》）心在想什麼，四肢就要想辦法來滿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歡什麼，百姓就要順他的意。
所以天下臣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皇帝：“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臣民要無條件順從君主，“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這些話比韓非子說得還要到位，皇帝聽起來當然會感覺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確提出了“三綱說”：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婦不可以不婦。由此，權利變成了單向的、絕對的。
董仲舒還繼承了韓非子的法、術、勢思想，強調一定要大樹特樹皇帝的權威。《春秋繁露》說：“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威分則失權。”董仲舒所謂的“威”即是韓非所說的“勢”，都是指帝王獨斷專行的權威。一定要強化皇帝權威，同時還要愚民。法家一直是主張愚民的。董仲舒也說，民的意思就是“瞑”，就是愚昧無知的意思，因此“可使守事從上而已”，隻能老老實實地聽上級的命令。
所以梁漱溟曾經說，董仲舒的這套改革，“把生動的理性、活潑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貞節泥於形式，浸失原意，變成統治權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綱五常所以被詛咒為吃人禮教，要即在此”[3]。
四
漢武帝獨尊儒術，一方麵，讓皇權獲得了仁義道德的外衣，比以前冠冕堂皇多了，對皇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約束。但是另一方麵，卻並不妨礙皇權的實際運作。
我們用蓋房子來打比方，如果說秦始皇是澆築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專製製度的基礎，那麼漢武帝則抓意識形態建設，用儒家思想對房屋進行了裝修：房子一裝修，就好看多了。
但是，這個房子的本質結構並沒有變。《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做太子時，看到父親漢宣帝經常用嚴刑峻法，就勸父親，咱們的老祖宗不是告訴咱們要以儒治國嗎？您怎麼忘了？漢宣帝勃然變色，告訴他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意思是說，你小子懂什麼？我們漢王朝的統治秘訣就是“霸王道雜之”，表麵上是孔子的王道，實際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所以到了漢代，大一統專製製度才變得“剛柔相濟”，初步成熟。這也是漢代統治比較長久的重要原因。因此形成了中華帝國的第一階段——秦漢帝國。以後中國政治發展的主要邏輯，就是外儒內法：外表越來越儒家，本質卻越來越法家。
[1]鮑鵬山：《〈商君書〉：秦王朝專製政治的黑暗心髒》，《中國青年報》2016年12月29日第5版。
[2]儒家所極力反對的，是法家擴大君權的做法，儒家是主張貴族政治而反對官僚政治的，強調對君權的限製。所以儒家主張行王道，也就是長者政治。反對霸道，也就是反對強者政治。（參見秦暉《重新認識儒家》）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第313頁。
第十七章
秦漢與羅馬的神奇聯係
一
曆史學家通常把中華帝國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秦漢帝國，所謂第一帝國。第二個階段是隋唐宋帝國，所謂第二帝國。第三個階段是元明清帝國，所謂第三帝國。
長久以來，人們熱衷於比較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這是曆史學界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出了很多書和論文。
為什麼呢？因為這是當時世界上“唯二”的兩個大帝國，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奇妙的共鳴。
從空間上看，這兩大帝國分處歐亞大陸的兩端，一個在東頭，一個在西頭。從時間上看，兩大帝國的誕生大體同時，當然，我們說“誕生”，是指帝國最初源頭的誕生。秦漢帝國的誕生，是指秦國這個諸侯國的出現。羅馬帝國的誕生，是指羅馬城邦的出現。秦國是什麼時候誕生的呢？是公元前750年，秦通過戰爭占據了周平王口頭封給它的土地，正式成為一個邦國。3年之後，羅馬城奠基。也就是說，這兩大帝國的出生時間隻差了3年。
接下來，這兩大帝國都經曆了幾百年的時間，才最終完成了統一。秦國用了500多年，從一個小小的邦國，變成了吞並六國的統一大帝國，而羅馬用了700多年的時間，從一個城邦，變成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大帝國。
兩個帝國的壽命也差不太多。從秦始皇統一天下（前221年），到東漢滅亡（220年），一共是441年。而從公元前27年奧古斯都成為皇帝，羅馬由共和國轉為帝國，到西羅馬帝國崩潰的476年，羅馬帝國總共存在了503年。兩大帝國的壽命隻差了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