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麼，為什麼遊牧民族進入中原會按照這個順時針次序呢？第一個因素，是中原統治中心的移動。
周、漢、唐三代的統治中心都是長安，所以西邊的少數民族總是被長安的繁華和富裕吸引，不斷殺到長安。
後來，因為曆代定都，關中平原地力和環境長期消耗，水土流失非常嚴重，長安的地下水經過幾百年汙染，“水皆鹹鹵”，沒法吃了，已經不適合基本生活需要。因此中國的統治中心漸次移到了洛陽和開封。而洛陽和開封在地理上是沒有防禦能力的，這樣，正北的乃至東北的少數民族就被刺激動員起來，加入對中原財富的搶掠之中。
來自西北和正北方的匈奴人和突厥人一般滿足於掠奪和殺戮，並不想在內地建立自己的政權。但是來自東北的少數民族就不同了，他們對內地的征服越來越深入。一開始是鮮卑族統一了北方，建立了正式的王朝北魏，不過統治的時間不長。而同樣起自東北的遼和金就進行了更長期、更穩定的統治。接下來，元更史無前例地征服了全中國，當然最成功的還是後起的、奠定了今天版圖基礎的清。因此，魏晉之後的中國曆史，一半是被“東北人”主導的。
為什麼來自東北的少數民族能成功地統治內地，而來自西北的隻滿足於劫掠或者當雇傭兵呢？
因為東北和西北的地理條件不同。西北草原地帶降水稀少，隻能長草，不能長莊稼。所以西北少數民族隻懂得遊牧一種生活方式。
今天的中國東北地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農業區，每年生產大量的糧食。也就是說，東北的降水量，足以支持農業生產。
因此，東北的遊牧民族不隻會遊牧，還會種地。或者用學術語言說，他們兼遊牧、漁獵、農耕三種生活方式於一身。這樣的話，他們既懂得遊牧民族的生活特點，也了解定居的農耕民族的生活特點。
拉鐵摩爾最早注意到這一點，他說，“我相信（在我之前）還沒有人指出過”，所謂的遊牧人征服，主體並不是純粹的遊牧人，而是混合文化人群[4]。巴菲爾德則直接指出，正是因此，“滿洲邊緣地帶”是中國曆史上很多王朝的搖籃。《哈佛中國史》精練地總結，正是因此，“他們能熟練地將遊牧者的軍隊與漢式的行政管理結合起來”[5]。
所以在中國曆史上，來自東北的鮮卑人創建了一種二元結構，就是把遊牧民族的軍事體製和漢族的農耕社會結合起來，而不是對立起來。曆史上，來自我的老家，也就是今天遼寧朝陽一帶的慕容鮮卑，曾經建立了一個朝代叫前燕，這個朝代建立了兩種並行的行政體係，一種專門用來管漢人，一種專門用來管鮮卑人。這樣的國家在經濟上能成功，因為有漢人負責提供糧食和賦稅，有穩定的農耕為基礎，[6]經濟上已經漢化了。這樣的國家在軍事上也能成功，因為他們軍事上不漢化，保持了馬上民族的軍事能力，能“理解遊牧民族的聯盟如何構成以及他們的弱點在哪兒”。
純漢人政權建立的朝代，統治區域通常都局限在胡煥庸線以南，或者說，通常隻在農耕區內，無法對草原進行有效的控製。
葛劍雄先生曾闡明過原因：
農業是中原王朝賴以生存的基礎，……因此中原王朝對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適宜農耕，是否能養活當地的居民為標準的。符合這一條件的地區可以理直氣壯地占領，而對不符合這一條件的地區，可以稱之為夷狄蠻荒之地，非華夏聲教所及，本不在九州範圍之內。如果硬要去占領，必然會被正統的政治家和學者指斥為窮兵黷武。除去儒家理論的仁義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實質問題還是對農業的依賴。
寒冷和幹旱的氣候限製了農業的發展，所以即使在北方遊牧民族退卻的時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區一般也不會超過這一界限。[7]
但是，在二元結構下，可以同時對草原和中原進行有效控製。因此，前燕之後，同樣是鮮卑人建立的北魏，以及繼承了北魏遺產的隋唐和後來同樣起自東北的遼、金、元、清，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二元或者多元結構的朝代。
三
秦文化受草原文化影響很深，隋朝的政治基因中也有深重的草原因素。
其實不光是隋，初唐政治也受到鮮卑文化的深刻影響。統一了整個中國的隋唐，是鮮卑化了的漢人政權。對此可能很多讀者有不同意見，因為在我們傳統觀念裏，隋唐應該是比較典型的漢人政權。
但是隻要深入觀察一下就會發現，曆史上除了有少數民族“漢化”，也有很多漢族的少數民族化的事實。
我們知道，北魏在孝文帝漢化改革後，很快就分裂成了北齊和北周。北周是鮮卑族建立的，北齊是漢族人建立的。按理說，北齊是一個漢人政權，應該與北周不同。但是如果你對比一下就會發現，北齊與北周相比，鮮卑化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北齊的統治者是“鮮卑化”了的漢人。
“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北齊奠基人高歡是渤海籍的漢人，但是因為祖上很早以前就與鮮卑族雜居，已經完全鮮卑化了。高歡能講一口流利的鮮卑語，崇拜鮮卑文化，看不起漢人，因此朝廷上下彌漫著“大鮮卑主義”的氣氛，“共輕中華朝士”。高歡的兒子高洋經常“散發胡服”，甚至“數為胡服，微行市裏”。高洋的太子喜歡讀書，這讓高洋很不高興，說他太像漢人了，“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在他的影響下，北齊朝廷中呈現嚴重的反漢化傾向。有一個叫韓鳳的大臣，也是鮮卑化了的漢人，他非常仇視沒有鮮卑化的漢人，動不動就宣揚“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向皇帝建議殺光漢人文官：“漢兒文官……宜加誅戮。”而皇帝竟如其言，對漢人文官“並斬之殿庭”。
所以我們通常隻知道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卻不知道北齊鮮卑化了的漢人主導的“反漢化”運動。正是在這些鮮卑化漢人的主導下，北齊恢複了很多被北魏孝文帝禁止的鮮卑舊俗，比如“鮮卑語複盛，……謂之國語”。比如皇位繼承中的“兄終弟及”，北齊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三位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
那麼，北齊為什麼如此賣力地反漢化呢？因為有孝文帝漢化改革的曆史教訓在先。鮮卑人建立的北魏一開始也是二元結構的，但是孝文帝取消了二元結構，要求30歲以下的鮮卑人一律放棄母語，從頭學習漢語，用中原製度統一整個帝國。結果不旋踵，北魏王朝喪失了戰鬥力，迅速滅亡。這一曆史教訓正是後來北齊和北周反漢化的根本原因。
四
隋朝的創立者楊堅也是一個鮮卑化的漢人。史載楊堅出自關中名門弘農楊氏，陳寅恪則認為楊堅家族是山東的普通百姓家族。不論如何，這個家族數代都為鮮卑人服務，和鮮卑族生活在一起，已經嚴重鮮卑化，改姓“普六茹”氏。楊堅娶鮮卑柱國獨孤信之女為妻，因此隋煬帝楊廣身上至少有一半鮮卑血統。
正是因為已經鮮卑化，所以楊堅從自己的外孫——北周的末代小皇帝周靜帝手中奪取政權時，得到大多數鮮卑貴族的明確支持。隋朝建立之後，從中央到地方，從文臣到將軍，鮮卑貴族都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8]這是理解隋代曆史的一個重要背景。
[1]參見許平中《王朝盛衰興亡、國家分合交替之謎新解》。
[2]草原的風景非常美麗，自然條件卻非常嚴酷。草原的冬天漫長而寒冷，夏天烈日炎炎。一年四季雪災和旱災交替出現，對人口的淘汰遠遠殘酷於農耕地帶。因此，在這裏活下來的人，都是大自然嚴格選檢過的，其平均體能遠非農耕區的居民可比。
[3]蒙古人早期被稱為蒙兀室韋，主要的生存地域在今天的黑龍江流域和嫩江流域。
[4]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7頁。至於蒙古人，雖然最初也生活在東北，但後來是直接在北方草原上崛起的，拉鐵摩爾解釋說，成吉思汗原本“不是大草原的人，而是草原邊緣的人”，不過從小“被放逐到草原上而已”。“當他返回草原邊緣時，有許多混合文化的下屬，可以引導他從事新的征服。”
[5]陸威儀：《哈佛中國史——分裂的帝國：南北朝》，中信出版社，2016，第76頁。
[6]前燕奠基者慕容廆非常重視農耕，甚至向晉朝朝廷求取桑種和蠶種。
[7]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曆史的啟示》，商務印書館，2013，第88頁。
[8]參見邱久榮《鮮卑貴族在隋代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
第二十三章
唐太宗是胡人還是漢人
一
唐代開國皇帝李淵也是一個鮮卑化的漢人。
關於李氏家族的血統，學者曆來有所爭論。有人說這一家族是少數民族，冒用了漢族血統。早在唐代李世民當上皇帝的時候，就有一個和尚當麵對李世民說李唐隱瞞自己的出身，亂認祖宗。唐釋彥琮在《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中記載，法琳大師對唐太宗說：“棄北代而認隴西，陛下[1]即其事也。”您本來是北代胡人的後裔，為什麼非要認隴西漢人為祖宗呢？宋代大理學家朱熹也很肯定地說“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朱子語類·曆代三》）。李唐本來出自夷狄，所以不像漢族那樣講究禮儀，隨便亂來。明代學者楊慎講得比這更徹底：“唐一·一·乃夷狄，非中國人。”（《升庵集。李姓非一》）
不過陳寅恪先生考證認為，李唐雖然不是出自他們冒稱的隴西李氏涼武昭王一係，但應該還是漢人，“本為趙郡李氏之“破落戶”或“假冒牌”。
那麼，我們就姑且認為李氏的父係遠祖確實是漢人，但是由於李唐家庭先是跟著鮮卑人拓跋魏起家，接著又投靠了鮮卑化的匈奴人宇文北國，被賜姓“大野氏\\\"，世代與少數民族通婚，所以李唐血統中融入了大量匈奴人、鮮卑人的血液。唐高祖李淵之前的混血情況沒有詳細記載[2]，但是主流的曆史研究資料顯示，李淵的生母、皇後[3]和一個兒媳均為鮮卑人，也就是說，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後是鮮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鮮卑人。幾代連續混血，使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隻有3\/16的漢人血統。所以如果純粹按血液成分的多少來算，李唐一族也可以算成是少數民族。
不光皇帝如此，唐代很多著名的文臣武將都是鮮卑人。比如現在被我們貼在門上當“門神”的人物尉遲敬德，還有宇文士及、長孫無忌、元稹等22位宰相，還有劉禹錫等詩人，都是出自鮮卑族。[4]
二
隻有了解了鮮卑傳統，我們才能理解隋唐兩朝的許多政治和社會現象。
比如唐高宗娶了唐太宗的“才人”武則天，相當於兒子娶“母親”，這對漢人來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對胡血甚濃的李唐家族來說，這正是遵從“父死，妻其後母”的鮮卑風俗。就如朱熹所說“閨門失禮之事不可以為異”，即對唐代人來說，在家裏沒什麼禮儀是正常的。
李唐皇室中，兒子管父親叫“哥”，父親對兒子也自稱“哥哥”。比如《舊唐書·王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這裏的四哥，指的是唐玄宗的父親唐睿宗。《淳化閣帖》收有唐太宗寫給他的兒子李治的信，在信裏，唐太宗自稱“哥哥敕”。李唐皇族為什麼會有此家法呢？方壯猷、胡雙寶、趙文工等學者認為，這個“哥”字源自鮮卑語的“阿幹”一詞，鮮卑人以此稱尊長。
唐三彩多是胡人模樣，唐朝人“以胖為美”，喜歡體態肥胖的壯實女人，這都是鮮卑人的標準，而不是“纖纖弱質”的漢人標準。
為什麼中國曆史上隻有唐代出現了女皇呢？這也是鮮卑傳統的浮現。
草原民族沒有漢族男尊女卑的傳統，特別是鮮卑族“貴母賤父”“其俗從婦人計”，婦女在家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擁有極大的發言權，性格也比較強悍。隋文帝的皇後獨孤氏就是一個典型代表。隋文帝是一個公認的性格強悍的君主，但也是一個著名的怕老婆的男人，每天在後宮活得膽戰心驚，不敢沾別的女人。有一次他偶然臨幸了一個宮女，結果獨孤皇後馬上把這個宮女殺了。隋文帝不敢向獨孤皇後發作，感覺非常鬱悶，一生氣離家出走，一個人策馬出宮，跑到二十多裏深的山穀。大臣們勸他回宮，他歎息道：“我貴為天子，竟然不得自由！”每次隋文帝上朝，獨孤氏都同輦而去，到殿門方止；待隋文帝退朝，又前往相接，一同返宮。鑒於她和隋文帝有著不相上下的政治影響力，宮中把她和隋文帝並稱為“二聖”。讀者可能通常會以為“二聖”是武則天與唐高宗的合稱，殊不知是獨孤皇後開的頭。
我們再往前追溯，《魏書·皇後列傳》記載：“（靈太後）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群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開始大家管靈太後叫“殿下”，後來稱“陛下”，靈太後下達的命令叫“詔書”，自稱為“朕”。漢族王朝中雖然也有不少後妃主持朝政，卻沒有一位後妃公開稱朕、稱詔、稱陛下，這是北魏靈太後開的頭。
因此，武則天不過是繼承了靈太後和獨孤皇後的傳統，並且發揚光大，成為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
三
少數民族對中原地區的周期性征服，對中國曆史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這種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中國曆史上幾次大分裂後的大統一都是由遊牧民族或者遊牧民族化了的漢人政權完成的，而且體現在這幾次統一都帶來了重大的製度創新。
第一次是起源於北方、靠近草原的周人建立了大一統的周朝，周人建立了係統化的封建製，開創了天命觀，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
第二次是在中國曆史陷入漫長的春秋戰國分裂後，吸收了草原文明特質的秦人又一次完成了統一。秦人建立了大一統的郡縣製度，或者說皇帝製度，決定了此後2000年的政治遊戲規則。
第三次是在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漫長分裂後，鮮卑化了的漢人政權建立了大一統的隋唐，並且繼承了鮮卑人的二元結構，在唐前期建立了第一個大一統的、包含二元結構的帝國。
唐初的二元性主要體現在“府兵製”上。府兵製起源於鮮卑的部落兵製。府兵製下，鮮卑人當兵，全家可免除賦役。而漢人負責耕種，繳納賦稅來供養府兵。府兵製帶有部落兵製的色彩，軍人地位高，有特權，有榮譽感，晉升快，所以軍隊的戰鬥力很強。依靠府兵製，唐代建立了“天可汗”體製，即唐朝皇帝成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這在中國以前的曆史上是沒有過的。然而後來唐代放棄府兵製，開始募兵，當兵隻為吃糧，軍人地位日益下降，“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當兵如同當奴仆，大家認為當兵是抬不起頭的事，結果軍隊喪失了榮譽感，戰鬥力迅速下降。唐帝國隻好開始使用安史集團那樣的少數民族雇傭兵，結果導致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
除了開創了二元結構外，唐代在中國曆史上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製度是“均田製”，由國家均分土地，在中國曆史上諸大統一王朝中獨樹一幟。這其實也是鮮卑人的製度，是北魏首創，隋唐繼承。北魏為什麼實行均田製呢？因為這是草原傳統。草原民族的習慣是牧場公有。唐長孺和王仲犖在探討北魏實施均田製的社會經濟背景時，把拓跋鮮卑遊牧時代的經濟製度、牧地所有權觀念，看作北魏均田製得以實施的基礎。
我們以前讀史，可能更多地注意到少數民族的漢化。其實，中原文化和製度受草原傳統影響的一麵，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閻步克先生多次強調北朝對中國曆史的影響，提出了著名的“北朝曆史出口說”。“北朝異族政權的特殊政治結構，進而又為帝國體製的複興提供了更大動力”，草原民族成了華夏傳統複興的主要承擔者，“北朝軍功貴族與異族皇權的結合，使北朝成為帝國複興的曆史出口，進而帶動了一係列的製度演化”。陳寅恪先生說：“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學者羅新認為，內亞史[5]自成一個曆史係統，它並非必須依附於中國史才能成立，但是，內亞史又一直與中國史發生或淺或深的接觸。因此中國史與內亞史的重疊交叉是貫穿全部中國曆史的。中國曆史中的所有時期都有內亞因素的參與，隻是存在著強弱輕重的差別而已。幾千年來，邊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樣，不斷通過入侵給中原王朝輸入活力。這是觀察和思考中國曆史時不可忘記的背景。
[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
[2]馮承鈞《唐代華化番胡考》：“唐高祖李淵，其來曆頗為不明。《唐書·宗室世係表》列舉李氏祖先人名，餘以為多出臆造。淵祖李虎，兄名起豆，弟名乞豆，乞豆之母，乃名達磨。達磨者即梵文Dharma之對譯，華言法也。起豆、乞豆，與印度似無關係，然與鮮卑人，必有淵源。此可疑者一也。”
[3]馮承鈞：“淵後竇氏，實生世民。竇後，竇毅之女，竇威之同族，原姓紇豆陵之鮮卑也。”也有人認為竇毅是匈奴之後。
[4]呂一飛：《北朝鮮卑文化之曆史作用》，黃山書社，1992。
[5]“內亞”一詞起初主要是流行於英語世界，即英語的Inner Asia，後來才逐漸成為一個在國際上頻繁使用的專用詞，指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亞洲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