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展現一個人社交能力的重要標準。在適當的時機和場合，講個笑話，開個玩笑，既能活躍氣氛、消除疲勞，又能實現心領神會的深度溝通效果。幽默能化平淡為笑料，化乏味為神奇。
笑並不是幽默的目的，而在於人們笑過之後所得到的深刻哲理與啟發，換句話說，幽默存在於笑的背後。
幽默就是對生命參透之後的豁達幽默感的內在構成，是悲感和樂感。悲感，是幽默者的現實感，就是對不協調的現實的正視。樂感，是幽默者對現實的超越感，是一種樂天感。悲感，讓幽默者可以勇於麵對現實，正視人性的弱點。樂感讓幽默者在別人或者我們以前的弱點麵前產生“突然的榮耀感”，給幽默者以信心和勇氣，在困境中豎起勝利的風帆。
由痛苦到快樂，一定要具備某種超越精神。隻有超越了現實，才能俯視現實，對待困難采取樂觀的態度。偉大的人物大多都善於運用幽默，或諷刺、或調侃、或自嘲······俄國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生活窮困。他租了一間房子，房東要他在房契上寫明，一旦失火，燒了房子，他就要賠償15000盧布。克雷洛夫看了租約，不動聲色地在１５０００後麵加了一個0。房東高興壞了：“什麼，15萬盧布？”“是啊！反正一樣是賠不起。”克雷洛夫大笑。
現實生活中，如果我們學會幽默，就會在所謂的委屈之外發現令人無比快樂的東西。
抗美援朝時，一些外國記者敵視中國人民，利用采訪的機會，散布詆毀中國人民的言論。
有一次，一位外國記者采訪周總理。周總理剛批閱完文件，順手把鋼筆放在桌上。
外國記者看見桌子上放的是一支美國生產的“派克”鋼筆，便故意地問：“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的中國人，為什麼還要用美國生產的鋼筆呢？”周總理朗聲笑著答道：“提起這支筆，那可說來話長。這不是支普通的筆，是一位朝鮮朋友抗美的戰利品，作為禮物送給我的。我無功不受祿，就想謝絕，哪知那位朋友說，留下作個紀念吧！我覺得有意義，便收下了這支美國生產的鋼筆。”記者聽完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周總理針對外國記者企圖諷刺、譏笑中國落後的意圖，巧借話題，說了這番幽默風趣而又有分量的話。運用這種技巧要根據具體場合，善於敏感地、準確地捕捉住眼前的事物進行發揮。
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羅西尼聽人說，他的一批有錢的愛慕者準備去法國為他建一座雕像。感動之餘，他問道：“他們準備花多少錢？”“聽說1000萬法郎吧。”羅西尼大為吃驚，“如果他們肯給我500法郎，我願意親自站在雕像的底座上！”
詼諧風趣，幽默人生往往為淡然處世、淡泊名利、超脫的人所享有。試想，如果羅西尼沒有這樣謙恭，而是對用1000萬法郎雕像欣喜若狂，也決不會有如這般的幽默感。
沒有幽默感的人不會積極地看待這個世界，不會樂觀地看待自己的生活。當然樂觀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所依附，是一種參透之後的豁達。樂觀地看待你的生活，幽默自會油然而生。
幽默是精神疲憊的“調節劑”
生活在鋼筋混凝土中的工薪階層們時間久了，就會自然地對周圍產生一種厭倦情緒，甚至討厭某某，討厭走那條走了幾百遍的路，從而產生抵觸感，以至於工作壓力無形中增大，每天都會疲憊不堪，有時再加上你的老板給你點臉色，生活的壓力就更無法言說。其實，當一個人揭開生活的麵紗時，他的情緒可以是冷漠的也可以是同情的，他的判斷可以是憤世嫉俗的，也可以是滿懷善意的。喬納森·斯威夫特，晚年的馬克·吐溫和古典悲劇作家莫裏哀表達了前一種態度，詹姆斯·瑟伯、早年的馬克·吐溫、所羅門·亞萊克默表達了後者。
在《一個胖子的故事》中，斯威夫特說：
生活中最珍貴的娛樂和歡情是欺騙和嘲弄。因為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幸福通常被理解成什麼，考察到它既和理智有關又和感官有關，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它的全部性質和附屬的特點都可以概括為一個定義：它是對受騙的永恒占有。
與此相呼應，馬克·吐溫晚年寫道：
沒有一個理智正常的人是幸福的，因為對於他，生活是真實的，而他看到的是怎樣一種可怕的東西啊。
在這種生活環境中，幽默給我們帶來了一線希望。但是為了受益於它的指點，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的問題。我們必須知道，在什麼地方我們不滿，在什麼地方我們的行為變得成了既定的反應，在什麼地方我們勸告自己放棄歡樂。當發覺我們已經局限於一種職業常規、政治常規、社會經濟常規，或個人常規的時候，我們必須試著走出來，看看從一種不同的角度觀察，世界是什麼樣子。
這裏有一個醫生的笑話，可以印證上述結論。這位醫生信奉羅傑斯的格言，即心理醫生永遠不要向病人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按照這種觀點，他必須僅限於思考，不管病人感到什麼或想表達什麼。故事是這樣的：
病人：“我今天感到很痛苦。”
醫生：“你感到沮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