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錦衣衛官員告藍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謀反，藍玉被殺，株連三族，坐黨論死者一萬五千人，史稱“藍獄”，是繼胡惟庸案後的又一次大案，連稱“胡藍之獄”。
如此眾多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為什麼會毫無反抗地束手就擒呢？顯然，他們沒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對的準備。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反謀。這也是一個冤案。那麼朱元璋為何要殺了藍玉？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導火線就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年僅三十九歲的太子朱標死了。按嫡長子繼承製，皇位隻能由皇太子的長子接任，而朱標的長子早已夭折，這時排行老大的朱允炆才十五歲。朱元璋誅殺權臣，就是想要為子孫鏟除後患。
有一則記載說，當初馬皇後去世以後，朱元璋一直處於鬱鬱不樂的狀態，戮殺大臣的行為也更加恣意妄為。有一次，太子朱標進諫說：“陛下您殺大臣殺得太多，恐怕會傷了君臣間的和氣。”朱元璋聽了以後不說話，沉默了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來，將一根荊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撿起來。麵對長滿刺的棘杖，太子覺得很為難。朱元璋說：“這根荊棘你拿不起來，我替你將刺磨幹淨了，難道不好嗎？現在我所殺的人，都是將來可能威脅到你皇位的人，我把他們除了，是在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來給朱元璋磕頭，但心裏卻不同意朱元璋的觀點，低頭說：“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他這是什麼意思呢？他是說，父親您似乎不是堯舜那樣的明君，否則哪來那麼多亂臣賊子？你想，朱元璋聽了這話能不生氣嗎？老皇帝氣得搬起椅子就扔了過去，要砸太子，太子嚇得趕忙逃走。
鏟除權臣如同除掉荊杖上的棘刺，是為了便於掌握。雖然老將都已經被殺光了，但新起的藍玉等人能征善戰，強悍桀驁，讓人很不放心。因此，為了孫子朱允炆，為了防備不測，對藍玉這樣的強臣，反也得殺，不反也得殺。然而，令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這卻導致到了靖難之役時，南京朝廷竟無將可派，可以說，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殺功臣直接導致了靖難之役中建文帝的失敗。
9.特務統治，監視天下
為了鞏固朱氏家族的統治，朱元璋居然用特務來監視天下，這是以往任何一位皇帝所不能比的。
朱元璋生性多疑，為了加強對大臣的監視，防止他們在背後搗鬼，開始時，他派遣一些檢校、僉事等人暗中偵查大臣的舉動。
檢校即特務。顧名思義，特務僅僅是一個職務名稱，在當時，它並沒有形成正式的組織機構，這或許是因檢校任務特殊，屬地下工作者、隱蔽戰線，不便於公開的緣故。檢校的職責是：“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他們的任務雖然單一，但卻特別重要，因為告發他人的隱私勾當於朱元璋，是不需要層層上報的，所以檢校們是可以直接麵見皇帝本人的，且不受時間和地點限製。這一點，連當時的高官顯貴都望塵莫及。
洪武一朝，最著名的檢校頭子有高見賢、夏煜、楊憲等人，他們專“以伺察搏擊為事”，即以特務工作為生。這幾個人得勢後，連朱元璋最親信的李善長等人也怕他們，日夜提心吊膽。
檢校們可謂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有女僧引誘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朱元璋知道後下令把兩家婦人連同女僧一起丟在水裏。錢宰被征編《孟子節文》罷朝吟詩：“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朱元璋對他說：“昨天作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嚇得出了一身汗，磕頭謝罪。但朱元璋沒有放過他，還是遣送他回老家了，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宋濂是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做人本分，性格誠謹，在官場上混了這麼多年，從未“當奸人過”，即從沒害過任何一個人，但他照樣被監視了。有一天，他在家中請人喝酒，翌日，按慣例早朝，朱元璋嚴肅地問宋濂：“你昨天是不是在與人飲酒，那麼客人是誰，吃的又是什麼菜呢？”宋濂吃了一驚，如實做了回答。朱元璋笑笑說：“是這樣的，你並沒有騙我。”
在當時，檢校中集聚了各種各樣的優秀人才，其中就有畫家。朱元璋曾在宋訥家安插了一個檢校畫家。一日，宋訥獨坐生氣，麵有怒容。朝見時，朱元璋問他昨天為什麼生氣，宋訥大吃一驚，不得不如實說：“手下的奴才不小心把茶器打碎了，我愧失教，因此而生氣。敢問陛下從何而知之？”朱元璋沒說什麼，隻把那個檢校畫家畫的畫展現在宋訥麵前，宋訥一看，這才明白。
即使退了休而沒有公務的人，朱元璋也要監督他們。吳琳原先是個高級檢校，曾身居“浙江按察司僉事”高職，他一直在朱元璋身邊工作，負責他的衣食起居，可謂親信中的親信；後來擢升為兵部尚書。洪武六年，兵部改為吏部，吳琳又轉為吏部尚書。吳琳告老回黃崗，朱元璋派人去察聽，遠遠見一農人坐小杌上，起來插秧，樣子很端謹。使者前問：“此地有吳尚書這人不？”農人叉手回答：“我便是。”使者複命，朱元璋聽了以後，大加讚許。
曾經從敵方叛變過來的高級將領，盡管對朱元璋一向忠心耿耿，但還是受到經他授意的檢校們的重點監督。他這樣說：“昔日，他們能投到我這邊來，現在，或者以後，他們也能投到別人那邊去。對這種人，我總是不放心的。”對降臣羅複仁就是如此。羅複仁曾經是陳友諒的編修，為人厚道，為政清廉，學問深奧，是陳友諒十分器重的人物，但是他覺得跟著陳沒有發展前途，遂就“遁去，謁太祖於九江，從戰鄱陽湖、圍武昌，均立下了功勞；被授予中書諮議”。洪武三年（1370年），官拜弘文館學士。應該說，他對朱元璋是沒有二心的。在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朱元璋對他沒有防備之心，而是信任他的，一見麵就稱他“老實羅”。但就是這樣一個“老實羅”，後來也受到檢校的監督。
雖然檢校們的權力很大，上可以監視大臣中書，下可以監視平民百姓，但他們並沒有扣押和處決犯人的權力。胡惟庸案發生後，由於檢校隻能執行察聽、偵伺工作，而無扣押處決犯人之權，因而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大舉鎮壓的需要。於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令設立了錦衣衛。
在明代，實行的兵製是衛所製，但還設有一個鮮為人知的“上十二衛”。這個上十二衛，便是皇帝的私人衛隊。錦衣衛就是上十二衛中的一個衛。較其他衛而言，錦衣衛更貼近皇帝本人，換句話說，錦衣衛就是皇帝的貼身衛隊，負有護駕之重任。凡盜賊奸宄要秘密緝訪，街塗溝洫要經常注視，是一個組織完備的軍事特務機構，和皇朝的府、部、院都沒有隸屬關係，由皇帝直接指揮，隻對皇帝負責。
錦衣衛設有監獄，稱之為錦衣獄，屬錦衣衛下邊的北鎮撫司管轄。獄內刑罰不僅殘酷，而且名目繁多。一個人若不幸踏進錦衣獄，那麼便“五毒備嚐，肢體不全。其刑最殘酷者，名曰琶，每使用，使人百骨盡脫，汗下如水，死而複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獄不成。”一個犯人如果被送進錦衣獄，那就等於被送到了地獄，再也沒有生還的可能。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認為錦衣衛的詔獄用刑過於殘忍。同時，鎮壓臣民不軌妖言的任務也基本完成，於是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審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胡惟庸和藍玉案全部結束，朱元璋再次申明此禁，詔令京師外罪囚，不得交錦衣衛，無論罪惡輕重，全都經三法司。但是這條法令並沒有維持多久，明成祖即位後，又重新利用錦衣衛來鎮壓建文帝的臣下，恢複了詔獄。以後曆代皇帝都倚仗錦衣衛做耳目爪牙，錦衣衛的職權日益擴大，人員日益眾多，最終造成殘酷的恐怖氣氛，一直延續到明亡。
明代對官員的服裝進行改進，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對官員服裝用“補子”製度來表示品極，而有“補子”的服裝便被稱為“補服”。
“補子”是一塊約40～50平方厘米的綢料，織繡上不同紋樣，再縫綴到官服上，胸背各一。“補子”圖案一般文官用禽鳥紋，武官用走獸紋，各分九等，容易識別。明朝實行官員服裝“補服”製，從而使官員之間等級明顯，利於管理。
朱元璋設置錦衣衛的更深一層的原因是擔心自己死後，下一代皇帝駕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幾興大獄，假借了若幹由頭，連殺帶整，把輔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滅了個幹幹淨淨。這類案子，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如果交給朝官們按法辦理，就有可能曠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這些案子作為詔獄交給錦衣衛辦理，可以迅速實現自己的目的。
10.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必嚴懲
一個人說話聲音高，並不代表他在口吐真理。同樣道理，朱元璋利用“文字獄”大肆屠殺文人，並不就能說明他統治有方。相反，卻可能說明他統治無能。朱元璋這樣瘋狂地屠殺文人，對朱氏家族的統治所產生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朱元璋殘暴陰刻，自負偏狹，猜忌疑心，自然對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更要視作心腹之患了。雖然他與元軍、與其他起義軍作戰打天下的時候，很注意延攬士人，以為己用。譬如劉基、宋濂、高升、唐仲實等。而且，在建國以後，朱元璋還三令五申：“國家用人，唯才是舉。如果是賢能之人，雖疏遠也要加以任用；如果是不肖之人，雖親近也要加以摒棄。”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朱元璋起用了大批有才能的故元官吏以及長期與他對立的陳友諒、張士城、方國珍、陳支定等人的部屬。
朱元璋還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招募人才，他詔諭全國官民，以前隱居山林，或者被壓在底層不為朝廷所知的賢才，現在都應舉薦過來。朱元璋害怕下級的地方官員不把這個詔諭看在眼裏，又專門下了一道聖諭，令各地的官員加緊尋訪，不得有憊懶之心。即使科舉製度實行之後，朱元璋也未放鬆舉薦製。可如果據此以為朱元璋是一位愛才如命的皇帝，那就大錯特錯了。
國家唯才是舉，大力招募人才，丞相李善長曾為朱元璋的旨意歡欣鼓舞，而胡惟庸卻說朱元璋此舉就像是小孩子冬天下雪的時候用籮筐逮麻雀的遊戲。朱元璋就是小孩子。朱元璋叫天下文人出來做官就是小孩子往籮筐裏麵撒穀粒，而天下的文人就是那些鑽進籮筐裏麵吃穀粒的麻雀。
當初朱元璋逼迫文人出來做官的時候，可謂是取之盡錙銖，惟恐漏掉一個；後來，朱元璋大肆捕殺文人，又可謂是棄之如泥沙，毫無半點憐惜之心。如此看來，他豈不是同天下的文人玩了一回用籮筐逮麻雀的把戲？
朱元璋對文人采取的對策是親手炮製的聳人聽聞的“文字獄”，而且他的文字獄針對的是天下所有人。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上有“作則垂憲”一句話；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賀萬壽表，上有“垂子孫而作則”一句話；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璩為按察使作賀冬表，上有“儀則天下”幾個字；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賀表，上有“建中作則”幾個字；常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上有“聖德作則”幾個字。朱元璋把上麵所有的“則”字都念成“賊”，認定那些文人都在罵他曾做過“紅賊”（指紅巾軍），於是派錦衣衛砍了他們的頭。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工旦賀表，表中有“睿性生知”四個字。朱元璋硬是把“生”字讀成了“僧”，認為蔣鎮在諷刺他曾經做過和尚。蔣鎮就這麼送了命。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上有“遙瞻帝扉”幾個字。朱元璋卻把“帝扉”讀作“帝非”，認為呂睿在誹謗他。呂睿自然就此見了閻王。
朱元璋利用文字獄，把天下的文人幾乎都殺光了。就連“吳中四傑”之一的高啟，也是被他腰斬的。
朱元璋的文字獄，使朝中人“惶惶不可終日”，連丞相李善長也因此而病倒了。丞相臥病不起，自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像周德興、廖永忠等一批開國功臣，包括朝廷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員，都紛紛前往相府探視。朱元璋得知此事後，也帶著太子朱標等人親往李善長病榻邊，噓寒問暖，還諭令太醫房的太醫要想盡一切辦法盡快地治好李善長的病。用朱元璋的話說就是：“大明王朝一天也離不開李丞相！”
朱元璋真不知道李善長因何染病？不說別的，僅用“兔死狐悲”一詞就可以解釋李善長的病因，被那麼多文人的鮮血包圍著、窒息著，李善長要是不生病那才叫怪呢。但李善長又不能對朱元璋實話實說，隻能這樣說：“微臣年紀大了，偶感風寒，便可鑄成一場大病。”
朱元璋心裏清楚，完全是自己心狠手辣的行為使得丞相生病的。朱元璋的確是個心狠手辣之人，他對人完全是一種利用，用完之後便“藏弓烹狗”。
在朱元璋看來，隻要覺得對朱氏王朝統治有害的，一定要千方百計地除掉，就是對自己功勞再大的人也不放過。李善長可謂他當年一個很得力的助手，但他後來還是撤掉了他的相權。就連朱元璋最得力的謀士劉基，也深知朱元璋會這樣做，早就辭官告老還鄉了，他的結局是回鄉暴死。就連太子的老師宋濂最後也被流放到邊遠地區了。
朱元璋這樣對待文人，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明代的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多於以前任何一個朝代，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不遺餘力，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們培養不出文天祥和陸秀夫，倒是培養了許多洪承疇和錢謙益。
明代的教育為什麼會如此失敗？關鍵是統治者沒有尊重文人，他們沒有真正把文人當成有獨立意識的人來對待，而是當成奴才來處置。明廷所要培養讀書人的忠，乃是忠於一家一姓、帶有奴性的忠，而非愛社稷、護百姓的大忠。可以說，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除了其間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幾個對文人不錯的皇帝外，大多數皇帝和文人的關係都是非常緊張的。朱元璋幾乎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改造文人，讓文人的自尊掃地，氣節不存。他動不動就杖打大臣的屁股，他賦予太學以下各類官學的管理人員有任意侮辱讀書人人格的權力。到了他兒子朱棣這一代，更是變本加厲，滅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方孝孺的滅族實則向天下的知識層昭示出這樣一個道理：不要忠於道統和原則，而是要忠於最終的勝利者。這樣有計劃地“殺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學的地位抬得再高，讓讀書人念再多的孔孟聖賢之說，也隻能培養出一大批善於講假話、作秀的文人。一個封建朝代到了知識層無恥的地步，那就不能挽救了，最後隻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讀書人的氣節還不如妓女。
朱元璋深知文人們掌握著思想文化這柄利器，如果他們倒戈相向，就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影響，從而威脅到朱家王朝的統治。朱元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惜大興“文字獄”，大殺文人，奴化文人的思想，以堵上文人的嘴，以致對明朝整個文化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摧殘，讓人扼腕歎息。
11.設規矩，防宦官外戚
在限製宦官、外戚、女寵的活動方麵，朱元璋是曆代帝王中最成功的一個。在朱元璋執政期間，宦官和外戚都沒有形成氣候，更沒有形成專權的局麵。
朱元璋善於總結曆代興亡的經驗教訓，他深知宦官和外戚對於政治的禍害，認為漢唐的禍亂都是宦官外戚作的孽。皇帝大權旁落，任人宰割，政治黑暗，生靈塗炭，這一幕幕血的教訓，使這位來自民間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登上皇帝寶座的皇帝不能不感到震驚。朱元璋認定，治國應先治家，他清楚記得儒士範祖幹當初投奔他時講過的一段話：“帝王之道，從修身齊家開始，才能治國平天下。”欲使朱氏王朝萬世不變，首要是把宦官、女寵、外戚問題解決好。
宦官這種人在宮廷裏是少不了的，但隻能做奴隸使喚，灑掃奔走，人數不可過多，也不可用作心腹耳目。做心腹，心腹病；做耳目，耳目壞。駕馭的辦法，要使之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壞事；不要讓他們有功勞，一有功勞就難於管束了。為了防止宦官參政並進而形成專權，朱元璋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對他們加以限製。
首先，朱元璋對宦官的人數及品級進行了嚴格的規定。根據記載，吳元年（1367年）朱元璋就設置了內使監，品級為正四品，並設有監令、監丞、奉禦內使等宦官。後改為禦用監，官品定為正三品，但與漢唐相比卻低多了。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命吏部製定內侍官製時說：古代宦官（指“周禮”記載）不到百人，而後代宦官竟然多達數千，成為大禍患。故吏部最初確定的宦官人數一百八十二人。當時規定：內使監奉禦六十人，尚寶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佩九人，尚履八人，尚藥七人等。雖然到了後來，內侍諸司的機構有了更改和增置，但在人數上控製得相當嚴，即便略有增加，數量也不多。
其次，朱元璋從不給宦官立功的機會。他規定：宦官專掌內職，不許兼外朝文武官銜，不得穿戴外朝官員的冠服。
朱元璋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他始終認為，宦官中好人不多，這些小人有功就會驕恣，要讓他們懂得法令的威嚴，用法來約製他們，防止他們幹預政權。他立下規矩，凡是內臣（宦官）都不許讀書識字。又鑄鐵牌立在宮門，上麵刻著：“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還規定，做內廷官品級不許過四品，每月領一石米，穿衣吃飯公家管，並且外朝各衙門不許和內官監有公文往來。這幾條規定條條針對著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弊端，使宦官名副其實地做宮廷的仆役。
他又製定了宦官禁令，規定：凡宦官在宮內相互謾罵、鬥毆，不服管教，視其情節嚴重程度，分別處以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一百等刑罰。對心懷惡逆、出言不遜的，淩遲處死。同時還規定：知情不報者同罪。朱元璋始終對宦官存有戒心，他曾說：“宦官這種人，早晚都在皇帝身邊，在人君出入起居的時候，利用小忠小信騙取皇帝的信任。時間一長，必假借威福以竊權，並幹預朝政。久而久之，其勢力就不可抑製了。”
朱元璋對宦官的製約是非常嚴格而且行之有效的。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宦官小心守法，宮廷和外朝隔絕，和過去的曆史朝代相比，算是家法最嚴的了。但是朱元璋有時也打破自己訂立的這些規矩。早在明王朝創立之前，他就時常派遣內使到軍中傳達命令，而且還派內官去犒賞軍旅，訪察下情等。洪武年間，他還派遣宦官參與核查私課，去西北交易馬匹以及出使真臘等國。到他晚年時，宦官建製已達到十二監、七局、二司共二十一衙門的規模，內官對外官的監督體製也基本確立。從這一意義上講，朱元璋為明王朝形成宦官專權局麵埋下了隱患。
為杜絕女寵之禍，朱元璋決心“嚴宮闈之禁”，並以漢唐為鑒，嚴立家法，杜絕皇後、皇太後參政幹政的弊端。為此，他於洪武元年三月，特命翰林儒臣纂修《女誡》，他告諭朱升等人說：“皇後雖貴為天下之母，但不可參預政事。至於妃嬪，不過是供奉服侍聖駕之人，如果過分寵愛，就會驕恣違法，上下失序。朕觀察曆代，政由內出，很少有不成為禍亂的。”朱元璋還認為：“隻有聖明的君主才能夠防患於未然，其他的沒有不被女色誘惑的，你們要為我纂述《女誡》，收集古代賢德婦女和後妃的故事來教育後宮的妃嬪，讓後代子孫均有所遵循。”
《女誡》規定：皇後隻管宮中妃嬪之事，其他宮門以外的事一律不得參與，後宮嬪妃以下女使的一切費用，都要報給尚官監，由尚官監的內使核實後再支取，如有違令者處死；宮人不準與外官私通書信，違者處死；宮人如有病，講明病狀，依病情給藥；外朝大臣的婦人隻有初一、十五才能入宮朝見皇後，其他時間，沒有特殊緣由，不許入宮。另外規定：皇帝、親王的後妃、宮嬪，一律從良家女子中擇聘，決不允許接受大臣們私自進獻的女子。朱元璋還命工部造鐵製紅牌，上麵用金字鐫刻後宮妃嬪們應遵守的戒律，掛在後宮中，以示警戒。
對外戚，朱元璋聽從了馬皇後的意見，對他們嚴加防範。外戚主要是指皇帝的母族和妻族的親戚。這些人利用與皇帝的親情關係，把持和幹預朝政，造成混亂。明代以前，這種情況出現得很多。由於馬皇後與明太祖是對患難與共的恩愛夫妻，感情十分篤厚，朱元璋意欲對馬皇後的親族授以官職，但馬皇後執意不肯。她說：“國家官爵，當授予賢能之士，妾家的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聽說前代外戚之家，多有因驕淫奢縱，不守法度而致敗亡的，陛下想加恩妾家的親屬，就多賞賜一些金錢財物，讓他們享用一生好了。如果果然賢明，自當任用；如果是庸下非才而給官做，他們必然恃寵致敗，這絕不是我願見到的事。”朱元璋就依言賜給馬皇後的親族金帛，讓他們置房買地，享受榮華富貴。他們也從未掌權預政。後來朱元璋放寬了政策，規定外戚可以封為公、侯，但不發給鐵券，也不允許幹政。因此，洪武年間，外戚沒有形成氣候，更沒有形成擅權的局麵，有利於明初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從以上朱元璋防止宦官、女寵、外戚幹政的措施和表現看來，朱元璋是個懂得以史為鑒的人。曆史上，很多帝王都曾為將大權集於一身而實施過種種手段，他們將自己封閉在深宮內，隻通過貼身的人了解政事，其結果是大權雖未被臣子們分割，卻被這些貼身的人掌握，於是造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大權旁落。朱元璋為了防止這種局麵的發生，嚴格限製宦官、女寵、外戚的活動，很好地解決了“治國先治家”的問題。然而，他的子孫們卻不顧他的命令，終明一朝，宦官亂政層出不窮，不知朱元璋在地下看見自己的子孫如此不聽話，該作何感想？
12.防後宮亂政，嬪妃殉葬
朱元璋為防止後宮出現像武則天那樣的人物奪取自己子孫的皇位，因此死後實行嬪妃殉葬。這確實從根本上鏟除了後宮亂政之禍，有利於朱氏家族的皇位世襲。但是，這也是朱元璋統治能力有限的另一個證明。同時，還說明朱元璋殘忍至極。
中國的殉葬製度大約是從原始氏族製度形成的時候開始的，延至春秋、戰國時代，漸漸地就不盛行了。到了秦始皇時期，又一度“人殉”。漢以後，就基本取消了。
不料，過了千數百年之後，朱元璋又沉滓泛起，玩起“人殉”的把戲來。《明史·後妃傳》載：“初，太祖崩，宮人都從死者……”殉葬的嬪妃，被指定站到一個小木床上，上麵早懸有一個結好的繩套，套上頸項，抽去立足的小木床，殉葬的嬪妃就被淩空吊起。等不及死透了，就忙著卸下來，依次埋入孝陵中指定的位置。不等人死透，是因恐吊久了，舌頭吐出口外，怕“皇帝”不高興，會“看”得膩味兒。半死不活就入土埋掉，可保存各自的玉貌朱顏，去陰間陪“皇帝”取樂。這是何等的殘酷！
殉葬的妃嬪，皆被賜封一個統一的稱號為“朝天女”。這些可憐的“朝天女”，生前、死後均須獻身於朱皇帝。也許是為衝淡點悲傷，朝廷會撥些錢去安撫一下她們的親屬，以示恩寵。史稱這樣的人家為：“太祖朝天女戶”。朱元璋死後殉葬了多少嬪妃、宮人，史書上語焉不詳，隻是籠統一筆帶過。
然而在明孝陵的享殿中，除了供奉朱皇帝和馬皇後的神位靈牌之外，殿之兩廡中，旁列有四十六個“妃嬪龕”，這是給那些殉葬的妃嬪們供奉的香案，從而間接地透露了殉葬的人數。光嬪妃就四十六個！那些夠不上級別的宮女又有多少呢？
朱元璋為何要嬪妃陪葬？其一個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鞏固子孫後代的皇帝之位，怕後宮出現像武則天那樣的人物奪取自己子孫的皇位，所以他要嬪妃陪葬，以絕後宮之患，讓他的子孫們太太平平。為了家族的利益，他人的性命自然算不上什麼，自朱元璋開始，其後的幾代皇帝也繼承了這一傳統，實行殉葬製度，使無數無辜的生命走向了死亡。
13.言傳身教，培養家族接班人
即便皇帝有許多子女，但如果教育不好，也很難守住江山，家族的統治就不會長久。因此，許多皇帝都特別注重對子女的教育。例如，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等。朱元璋為了朱氏家族的統治能夠長久，也特別注重對子女的教育。
中國人素來是重視子女教育的。《三字經》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養不教，父之過”“苟不教，性乃遷”的話。這些是說，對於子女若不進行適時教育，他們就會偏離正常的人生軌道。所以，要經常教育子女，要適時地對其指導，讓他們在成長的道路上走正道，少走彎路。
朱元璋妃嬪眾多，她們共生育了26個兒子、16個女兒，其中兩子兩女早殤，共有38個孩子長大成人。朱元璋認為他的兒子們“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從小就非常重視對他們的培養教育，而且對子女的教育非常嚴格。他既重視教育孩子求知，更重視幫助他們“正心”，即品德教育。為此，他采取了重言傳、聘嚴師、親力行的辦法。
他曾經嚴肅地訓誡太子和其他兒子，說：“你們知道‘進德修業’的道理嗎？‘進德’，即進益道德；‘修業’，即修營功業。古代的君子，德充於內，又見於外，故器識高明，善道日多，惡行邪僻皆避之。己修道已成，必能服人，賢者集攏於你的周圍，不肖者遠避。能進德修業，則天下必治；否則必敗。”
朱元璋經常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告誡兒子們要艱苦創業。內宮建成以後，朱元璋令人將古人行孝和他自己艱苦創業的經曆畫在殿壁上。他對兒子們說：“我本是農民出身，祖父輩積德行善，以致蔭及於我。現在繪成這個畫麵，就是要使你們知道創業的艱難，多多磨礪自己。”他立下兩條規矩：一是子孫除辦公外，一律穿麻鞋，坐竹椅，睡藤床；二是出城遠遊，不光騎馬，還要步行。他還要求子孫後代“戒驕侈”“恤民情”“用仁義”“安百姓”，以此來守業。他對太子說：“你了解農家的辛勞嗎？農家勤四體，種五穀，一年到頭辛辛苦苦，不得休息，而國家經費都來自百姓。所以，你要常想到農家的不易，取之有製，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荒，才算盡到了為君之道。”
朱元璋在很多活動中都會對子女進行教育。吳元年（1367年）八月，朱元璋出城祭祀山川畢，即將回宮，對隨行諸子說：“人處富貴，則必驕奢；身處安逸，則忘辛勞。現在國家剛剛安定，百姓稍得喘息，你們知道他們的勞苦嗎？能夠熟悉世事人情，就不易流於驕奢怠惰。今天士兵們半夜即起，扈從至此，還未吃飯。你們都要步行回去，親身體會勞苦，將來不至於驕奢怠惰。”
不久，他又派13歲的長子朱標和12歲的次子朱棱前往臨濠謁祭陵墓，訓諭說：“人們都說商高宗、周成王是賢明的君主，你們知道是為什麼嗎？商高宗曾親身參加勞作，了解民間疾苦；周成王在周公的教導下，也深知稼穡之艱難，所以他們在位時勤勞節儉，不敢懈怠，成為商、周的好君主。你們生於富貴，不曾涉曆艱難，習於安逸，必生驕惰。現在讓你們去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曆田野，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到了祖宗陵墓所在，你們要訪求父老，詢問我起兵渡江時的事情，牢記於心，以知我創業之不易。”
朱元璋珍愛他的帝業，也更愛他的子女們。在眾多的子女中，朱元璋最愛的還是他的長子朱標，因此尤其重視對他的教育。朱標未滿6歲就開始讀書，他的老師是著名學者宋濂。宋濂素以道德文章為人稱道，又富有教學經驗，對朱標要求很嚴格，一言一行皆以禮法規勸，朱標對他很是敬重。明朝建立後，朱標即被立為皇太子，輔佐教育製度更加係統完善。中國曆代相傳，太子所居之處稱為東宮，設置專門官署。朱元璋經過仔細考慮，決定不為東宮設置專官，而以朝廷大臣兼任。兼任東宮官職的，既有李善長、徐達這樣的功臣勳舊，也有劉基、章溢這樣的飽學儒士。朱元璋曾向李善長等人解釋他這樣做的用意：“朕於東宮不設專職，而以卿等兼領，是考慮到戰事未息，朕若出征巡狩，必以太子監國。如果設立東宮專官，卿等在內有事啟聞，太子倘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會說是東宮官教的，難免生出嫌隙。”他還以周公教成王、召公教康王為例，叮囑他們要用心輔導太子。朱元璋深知，光靠書本知識是不夠的，必須讓太子在實踐中磨煉成長。
洪武六年（1373年），朱標剛滿20歲，朱元璋便下令：“今後日常事務啟奏皇太子，重大事情才許直接奏報。”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又下令：“自今大小政事都先啟奏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他還麵諭太子：“自古以來，創業之君曆經勤勞，通達人情物理，所以處理事情，少有不當。守成之君，生長於富貴，若平日不先練習，處理事情很少有不出差錯的。所以我特意讓你日臨群臣，聽斷事務，以熟悉國政。我自獲得天下以來，未曾享受閑暇生活，對於各種事情，總怕處理稍有不當，辜負了上天的付托。每天戴月上朝，半夜方睡，白天有什麼事情未處理妥當，還睡不安穩，這些都是你親眼見到的，你能體會我的心意，認真做事，是天下之福，如果你們都能認真做事，我也不用擔憂了。”
總結朱元璋的教子之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講究學問。朱元璋在宮中特建“大本堂”，貯藏大量古今書籍，征召四方名儒教育太子諸王，並挑選才俊青年伴讀。師傅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大學士宋濂，前後十幾年專負教育皇太子的責任。學習內容包括禮法、政史、經書等。
培養德性。朱元璋認識到學問要緊、德性尤其要緊的道理，除了請儒生經師外，他又選了一批有封建德行的端正人士，為皇子們諭德，將“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古往成敗之跡，以及民意稼穡之事”，朝夕講說。
實習政事。朱元璋知道：從古以來開基創業的君主，經曆艱難，通達人情，明白事故，辦事自然妥當。而守成的君主，生長於富貴，錦衣玉食，如非平時學習練達，辦事怎能不出毛病？因此，他令皇子們經常與群臣見麵，經常聽斷和批閱各種衙門報告，學習辦事。
嚴加管教。朱元璋對諸子期望很大，管教甚嚴，從不姑息。二子秦王多過失，屢遭訓責，幸虧皇太子多方解救才免遭廢黜。秦王死後，朱元璋全然不惜父子之情，斥責“不良於德，竟殞厥身”，並親自為其定諡為“湣”（可悲之意）；十子魯王，服金石藥以求長生，毒發傷目，朱元璋很不喜歡。魯王死後被追諡為“荒”（意即浮誇不實，行為放蕩，廢物也）。
朱元璋的良苦用心卻沒有起到大的作用，以致後來的權力爭鬥引起了兄弟之間、父子之間的深刻矛盾和殘酷鬥爭。但史實表明，朱元璋諸子中還是出了不少“幹才”的。如在軍事上，二子秦王、三子晉王、四子燕王以及其他隨兄戍邊的諸小王，都頗具軍事指揮才能；在文學方麵，五子周王好學且善詞賦，著《元宮詞》百章，又研究草類，選其可以救饑的四百多種，畫為圖譜，細加疏解，著成《救荒本草》一書，對植物學有所貢獻；十七子寧王撰《通鑒博論》《漢唐秘史》《史斷》《文譜》《詩譜》等著作數十種，對音樂戲曲也很愛好；另外，八子潭王、十子魯王、十一子蜀王、十六子慶王等都好學禮士，對文學也有興趣。
與他的子孫們比起來，朱元璋在這一點上做得還是比較好的，不論是朱允炆，還是朱棣都是很好的皇帝，不像後世那樣，出現了文盲皇帝。不論對一個家族還是對一個國家來說，接班人的培養都是一件大事，家族統治要想長久，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