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炫耀文治，編《永樂大典》
為了炫耀文治，朱棣命翰林院學士解縉、太子少保姚廣孝為監修，編纂一部大型類書，用以係統地收集天下古今書籍，以便於查考。
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侍讀學士解縉采天下圖書編為一書：“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就是說，要將天下圖書全部網羅一盡。
解縉是明初著名文人，年少得誌，很早就得中進士。他很受朱元璋的賞識，後因上書得罪朱元璋，丟了官職，成為草民。朱元璋死後，解縉回朝再次為官，不久歸附朱棣，並於永樂元年受命主持修書。第二年，圖書編成，朱棣賜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翻檢之後，認為“尚多未備”。因此下令再作大規模重編，並由姚廣孝、劉秀篪及解縉等主持。他們在元代宮廷內豐富藏書的基礎上，又派遣官員四處收集散落在民間的古代典籍。這次修編前後共動員了接近三千位學者參與，堪稱人才薈萃、盛況空前的人文壯舉。這次重修於永樂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書共22877卷，裝成11095冊，約3.7億字。
《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類書。全書成於永樂五年（1407年），正式定名為《永樂大典》。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初，三大殿發生火災，明世宗命人搶出《永樂大典》。為防不測，同年8月13日下詔重錄《永樂大典》。
全書按《洪武正韻》的韻目編排，以韻統字，以字係事。舉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製度、名物、奇聞異見以及日、月、星、雨、風、雲、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隨字收載。全書分門別類，輯錄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餘種古書資料。凡入輯之書，不許任意刪節塗改，必須按原書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編、整段分類編入。這種編輯方法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學、曆史、地理、語言、文學、藝術、宗教、科學技術等方麵豐富而可貴的資料。朱棣賜名為《永樂大典》，並將其珍重地保管在修建後的南京文淵閣中。
從此，《永樂大典》、文淵閣便成為中華文明高度成熟的標誌，並象征著國人對傳統文化的熱愛、珍視、保護與傳承。
《永樂大典》的價值在於它不加刪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代以前的文化典籍，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傳。
《永樂大典》的編纂，動用了三千多人，曆時三年之久，可謂盛事，但其時正是對建文帝忠臣殺戮追剿之時。殺戮與籠絡是相互為用的。朱棣下令編《永樂大典》，一是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二是為了堵住天下文人的議論。由於朱棣的皇位是從自己的侄兒手中奪過來的，名不正言不順，受到了當時很多文人的非議。篡位的朱棣為了止住江南書生的議論，便讓他們通通去修《永樂大典》，可謂是一舉兩得。
3.設內閣，分擔皇帝事務
朱棣設內閣是為了分擔皇帝事務的，可是卻限製了皇權，真是種瓜得豆。但是，從整個明朝曆史來看，內閣製度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先進的製度，為朱家天下的延續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朱元璋廢除丞相製後，君權空前加強，但也使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問題又無處商量。於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和十五年（1382年），先後設置了四輔官和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不過，當時重大政務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大學士“鮮能參決”。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務，實際上等於兼任宰相，把君主獨斷專行擴大到了頂峰。可是，這隻是在明初形勢下，明太祖帶有個人特點（如權力欲極強，猜疑心重，統治經驗豐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為製度，後代那些不具備這些特點的皇帝是沒有能力，也不願意照樣執行的，可是“祖訓”又不便公開違背。在這種情況下，經過改造，內閣製度便逐漸形成。
朱棣采取一種漸進的過渡形式，以修正其父製訂的中央輔政體製。他在取得皇位之後，立即在全國範圍內精選了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黃淮7位年輕有為的士人進入內閣，永樂年間習稱“內閣七學士”。
解縉是侍讀，黃淮是中書舍人，楊士奇是編修，胡廣為侍講，楊榮為修撰，金幼孜是給事中，胡儼是檢討。
明成祖賜給解縉等7人金綺衣，待遇和六部尚書一樣。明成祖為這種破例的恩遇解釋說：“代言之司，機密所係，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七學士雖然隻是五品官，但在明成祖的眼裏還是很有地位的，甚至比真正的五品官的待遇還高。明成祖對他們推誠重用，他們也知無不言，“從容獻納，帝嚐虛己以聽”。
解縉是7人中才華最突出的一個，頗有點恃才狂放的味道，是明初著名的大才子。洪武時他就上書反對分封，明太祖看他年輕，讓他回去待上10年，“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大用未晚。建文時回京，任翰林待詔。明成祖即位，升他為侍讀學士。編撰《明太祖實錄》《列女傳》等書，明成祖都讓他任總裁。當明成祖要對安南大舉用兵時，解縉極力反對，但最終未被采納。後來，因卷入皇子的奪嫡鬥爭，解縉被下獄致死。
胡廣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狀元。廷試時，正值討伐燕王的緊要關頭，胡廣的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的話。所謂“陸梁”，即跳躍的樣子，指藩王不安本分。建文帝聽了很高興，親點他為頭名狀元，賜名胡靖，取意“靖燕王之難”的意思。雙方你靖我的難，我靖你的難，最後是明成祖靖難成功，胡廣和解縉同時迎附。明成祖改胡廣修撰為侍讀，恢複胡廣原名。胡廣曾數次隨成祖北征，每紀功勒石，都由胡廣來書寫。
楊士奇是七學士中任事最久、也最負盛名的一個。人們常說“三楊當國”，為首的就是指楊土奇，另兩人是楊榮和楊溥。明成祖初以楊士奇為左中允，繼為左諭德，後升任編修。楊士奇謹慎奉職，在家從來不言公事。他善於應對，每言輒中。人有小過，他極力與人為善，不予苛責。有一次，廣東布政使徐奇帶了一些南方的土特產來贈送廷臣，在送禮的名單上沒有楊士奇。明成祖問楊士奇這是怎麼回事，楊士奇回答說：“徐奇赴廣東時，群臣作詩為他送行。我恰巧有病沒有去，所以我也就不在名單上。現在受還是沒受尚難確定，況且禮品輕微，當無他意。”明成祖本來打算要治那些人的罪，聽楊士奇這麼一說，馬上改變了主意，命令燒掉那個名單，不再追究。別人聽到這件事後，自然都很感激楊士奇。這件事也表明，明成祖和內閣學士們的關係是多麼親密。
楊榮是七學士中最懂兵法的一個。明成祖在軍事上遇到難題，總是找來楊榮征求意見。明成祖五次親征蒙古，楊榮每次都隨行，多有讚劃之功。楊榮在七學士中年齡最小，但特別警敏，判事準確。有一天晚上接到報告，說寧夏已被敵人包圍，事情緊急。明成祖問楊榮怎麼辦。楊榮說：“寧夏城牆堅固，將士習戰。奏書送到京師需十餘天，圍也就解了。”到半夜時，寧夏果又來報，說圍已解。這使得明成祖頗為歎服，楊榮也因而更受信任。永樂五年（1407年），楊榮受命赴甘肅讚劃軍務，回京在武英殿向成祖稟報。因正值盛夏，明成祖對他圓滿完成任務滿心高興，親自切西瓜給他吃。這雖然是件小事，但卻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君臣關係的融洽程度。
其他幾個學士也都各有特長。黃淮達於治體，論事明晰，所言多被成祖采納。蒙元的阿魯台要率部歸附，請求準許他控製吐蕃（今西藏）諸部，許多大臣都主張答應他。而黃淮卻說：“分則易製，合則難圖。”明成祖聽了以後也讚同他的觀點，當廷讚揚黃淮說：“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金幼孜的詩文寫得很漂亮，常侍成祖身邊。成祖數次北征蒙元諸部，他都隨行，作詩詠山川形勝，書功名己行。胡儼嗜學，天文、地理無不究覽，能以師道自任，故長期擔任國子監祭酒。“內閣七學士”是明成祖的高級智囊團，雖然他們都是建文舊臣，但受到明成祖的格外信任。
雖然在永樂時期，內閣學士的品秩仍然不高，一直是正五品的官階。但實際上，他們經常能參與對重大政務的研討，甚至對於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禦前進行更高層次的審議，以供皇帝參考。
明仁宗、宣宗以後，閣臣官階驟升至從一品或正二品，兼任六部尚書，並有代皇帝草擬批答臣僚奏章的“票擬”權，逐漸形成閣權重於部權的局麵。閣臣往往利用票擬和皇帝召見的機會，幹預朝政，已近似於以前的丞相。
第一，內閣擁有“票擬”之權。這就使它對皇帝權力的限製，超過了過去的丞相。所謂票擬，就是代皇帝草擬各種文書，大量是關於六部、百司各類政務奏請文書的批答。它可以是先與皇帝共同討論，作出決定後再草擬成文字，但更多的是內閣先擬好批答文字，連同原奏請文書一起送給皇帝審批。由於票擬要比以往各朝輔佐君主處理政務的製度更加細致、周到，這就讓大多數君主單純依靠內閣票擬，自己可以不用過多地去關心政事。這樣產生的結果便是表麵上丞相廢去，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百司政務，實際上多半依靠“票擬”定奪，皇帝的意誌和權力受到內閣諸臣極大的左右和限製。如果說儒家的“君逸臣勞”是要找一種理想模式的話，那麼明代內閣票擬便是這種模式。
第二，由於票擬是下達皇帝詔令的正常途徑，所以明代內閣限製皇帝濫下手詔、中旨的鬥爭，也更加製度化。當時一般的做法是：各類文書全歸於內閣票擬，疑難者由皇帝召閣臣一起商議決定；但必要時皇帝也可主動提出自己關於政事和用人的意見，通過手詔、中旨（或宦官傳口諭）下內閣票擬。對於這類手詔等，內閣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絕，全都合法。
第三，和內閣相配合，還有六科給事中也在製度上直接起著限製皇權的作用。明初設六科（吏、戶、禮、兵、刑、工）給事中，成為獨立機構，它的重要權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旨意，內閣未反對，草成敕詔；或內閣票擬，合皇帝心意，批準執行，都得再發至給事中處詳審。如以為有害整個統治利益，同樣可以封還詔書，此製一直存在。這樣，除內閣外，便又多了一重對皇帝獨斷專行的限製。
通過以上三點可看到，在明代，表麵上廢去了相製，君主獨斷專行更加厲害，實際上發展的結果卻是，君主行使權力時在製度上受到的限製比以往更大，想要獨斷專行的困難更多了。
嘉靖年間，閣權進一步膨脹，閣臣不僅兼任六部尚書，而且兼署都察院，從而直接控製了部、院。閣臣之中，又分出首輔（首揆、元輔）、次輔（次揆）和群輔，首輔更是權壓六卿，已是“赫然真相”了。如萬曆初年的首輔張居正，“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明史》卷213《張居正傳》），儼然成了“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的真丞相。然而閣臣乃至首輔畢竟不是名正言順的丞相，按照明太祖設立的“六卿分職”的中樞體製，首輔主政是違製的，他們之所以能夠控製部院，是因為有皇帝支持的緣故。所以當明神宗感到閣權的擴張對君權構成威脅後，於萬曆十一年（1582年）下令追奪張居正的官秩，閣權便一落千丈。此後，閣臣不僅失去了對部、院的控製權，就連皇帝也很難見到了。
從整個明朝曆史來看，內閣製度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先進的製度，為朱家天下的延續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朱棣設內閣的本意是分擔自己的工作，可能他也沒有想到內閣日後會成為皇權的限製者，而且內閣的存在，在關鍵時刻還有機會去決定皇朝的接班人，相信這也是朱棣不願看到的。
4.宣揚德化，鄭和下西洋
為了尋找不知所蹤的建文帝也好，為了對外友好交往也罷，鄭和下西洋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朱棣的統治。
明成祖通過“靖難之役”，逼迫侄子建文帝下台,奪取了皇位。從傳統觀念上看，這是“篡逆”行為。因此，他繼承帝位的合法性在當時受到廣泛的懷疑，甚至攻擊。著名文臣方孝孺甘冒滅“十族”之大禍，也不為朱棣起草登基詔書，就是明證。而且，朱允炆下落不明，這成了朱棣的一塊心病。為了尋找朱允炆，同時為了“頒正朔”，廣加招徠，促使周圍各國“執圭捧帛而來朝，梯山航海而進貢”，製造一種“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況，以便提高自己的聲望，明成祖決定派鄭和出使西洋。
鄭和，本姓馬，“鄭”是賜姓，小字三保，雲南昆陽（今昆明市晉寧區）人，約生於洪武四年（1371年）。由於信仰伊斯蘭教的緣故，幼年時的鄭和就已開始學習伊斯蘭教的教義和教規。鄭和的父親與祖父均曾朝拜過伊斯蘭教的聖地——麥加，熟悉異域的情況。從父親與祖父的言談中，年少的鄭和已對外界充滿了強烈的好奇心，而父親為人剛直不阿、樂善好施、不圖回報的秉性，也在鄭和的頭腦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記憶。明朝統一雲南以後，鄭和被帶到南京，做了宦官後被分到北平，在燕王府服役。
鄭和在燕王府期間，因為學習刻苦、聰明伶俐、才智過人、勤勞謹慎，取得了燕王的信任，因此被朱棣選在身邊作貼身侍衛。此時鄭和本身所具有的優秀品質和領袖才能開始逐漸顯露，在長達四年之久的“靖難之役”中，鄭和跟隨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戰，參加了多次戰鬥，建立了許多戰功，成為朱棣奪取政權即位稱帝的主要功臣之一。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後，對跟隨自己多年的武將文臣大都提升重用，其中也包括身為宦官的鄭和。朱棣賜“鄭”姓予他，又將其升遷為內宮監太監。由於鄭和又名“三保”，所以人們也叫他“三保太監”。
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任命鄭和為出使西洋各國的正使總兵太監，率船隊下西洋。
為完成下西洋的任務，鄭和組建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龐大遠洋船隊。每次出使，乘船都多達一二百艘。
鄭和下西洋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宣德化而柔遠人”“耀兵海上，示中國富強”“遐邇相安無事，共祈天下太平之福”。朱棣還再三囑咐：“彼不為中國患者，決不伐之”。鄭和下西洋嚴格奉行揚威示好的旨意，孜孜以求的是萬方賓服，四海安寧。因此在長達28年的航行中，僅用過3次兵。
第一次是消滅大海盜陳祖義，為的是肅清海路，保障中國與海外諸國的正常往來。
第二次是錫蘭山（今斯裏蘭卡）國王亞列苦奈兒企圖襲擊大明船隊。鄭和率船員奮起反擊，生擒亞列苦奈兒。這位國王被俘到南京，朱棣好言相慰，並派船將其送回自己的國家。
第三次則是應蘇門答臘王後的請求，幫助解決兩個王子因繼承王位發生的爭端。
鄭和頭一次下西洋到達爪哇，有近百名船隊人員被爪哇人無端殺害。鄭和了解到這裏的人好勇鬥狠，並非蓄意謀殺，因此沒有以牙還牙。而是通過談判，讓爪哇國王賠償損失，給爪哇留下安寧。爪哇國王答應賠黃金六萬兩，實際隻交了一萬兩。因為爪哇國家太窮，根本賠不起這麼多，後被鄭和帶回明朝。朱棣一笑置之，說了句“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並非圖其金”，將所欠五萬兩黃金全免了。
孟拉加國（今馬六甲）因不堪鄰國的欺淩，曾經請求將他們的土地變成大明朝廷直接管轄的郡縣，納入中國的版圖。朱棣還是堅持讓其自立，並為該國題刻鎮山之碑，以示為其充當後盾。鄭和到達孟拉加後，特意讓一些工匠為他們傳授技術，扶植孟拉加發展經濟。
在下西洋的路上，鄭和還經常遇到一些國家和地區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糾紛。他積極充當調停人，排難解紛，為維護這些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至今東南亞一些地方還把鄭和當成神來供奉，綿延數百年香火不絕。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過去西方海權國家以贏利和占領為目的開辟遠洋航路是截然不同的。
由於明成祖本人並不主張發展海外貿易，所以鄭和使團在海外的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換活動隻是附帶進行的。這種交換活動隻是作為與海外諸國發展友好關係的一種手段，而所換回的多是異域珍寶，供宮廷享用，它與贏利性的海外貿易是有本質區別的，但卻給明朝政府造成了巨大負擔。所以在寶船最後一次航行後不久，明朝就停止了所有遠洋帆船的建造與修繕工作，違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處死。這直接導致了在之後的一百年間，曾經舉世無雙的中國海上力量，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國沿海一帶肆虐。中國在對外大擴張時代之後，走進了絕對閉關自守的時期。15世紀初，中國這個世界科技的領導者，很快離開了世界發達國家的舞台。就在同時，正在萌芽的國際貿易和剛開始的工業革命，卻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現代。
5.浚通大運河，構建皇朝生命線
浚通大運河，構建皇朝的生命線，同樣是為了鞏固和加強統治。
在中國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大概莫過於長城和京杭大運河了。大運河的開鑿有兩個重要曆史時期，一是在隋代，一是在元代。隋代開鑿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由餘杭（杭州）至涿郡（北京）繞了一個很大的彎子。元代開通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體取直，不必再繞經洛陽了。元代因運河水量不能很好調節，所以運河浚通，但並未能發揮很大的作用。到了永樂年間，才使得大運河真正暢通無阻，幾乎完全承擔起南糧北運的任務。
明代的大運河仍沿用元代的河道，全長3000餘裏。其中，由瓜州至淮安的一段稱南河，由清河至徐州的黃河運道為中河（當時的黃河不是像今天的水道那樣流入渤海，而是奪淮流入黃海），由山東至天津的一段為北河。會通河由濟寧至臨清，是大運河北段的主體。
元代開鑿這段河道時，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所以沿運河輸往大都的糧食每年隻不過30萬石，遠遠滿足不了京師的需求，不得不主要依靠海運。明朝初年，遼東、北平的糧餉也主要由海運供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黃河於原武決口，會通河遂基本淤塞。明成祖即位以後，國家的政治和軍事重心轉移到了北京，需要由南方運送大量糧食。永樂初年仍用河海兼運，但是，河運和海運都很艱難。
永樂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陳瑄為總兵官，總督海運，每年運糧49萬石濟北京和遼東。在海上大規模運糧，風大浪急，常有沉船的事情發生。再加上當時有倭寇在海上騷擾，更增加了海運的困難。陳瑄在督海運期間，就曾數次與倭寇遭遇。因此，為了保證京師的供應，把京師和南方經濟中心有力地連接起來，浚通大運河就提上了日程。
永樂九年（1411年）二月，朱棣命工部尚書宋禮督辦浚通會通河一事。宋禮帶領30萬民工開始了治理會通河的工程。他首先疏浚了淤塞地段，並針對原來“岸狹水淺，不負重載”的情況，對全河普遍拓寬，將原來的河床又加深3尺。同時，宋禮封閉了元代所修的埋城壩的鬥門，切斷汶水入洸的通路，另在東平州的戴村修築了橫亙5裏的長壩，使汶水沿新開的90裏新河盡入會通河。水流至南旺後，中分為二道，十之六往北流，經臨清入衛河；十之四往南流，接徐、沛入淮河。因南旺地勢高，故有“水脊”之稱，可以南北皆注。這時又出現一個新問題，即隨季節性變化而引起漕河水位大幅度升降，會影響漕運。為解決這一問題，宋禮又在南旺的南、北兩方向上相勢築閘，以及時蓄水和泄水。水少時，閉閘蓄水以保漕運；水多時，開閘放水以利行舟。由南旺水脊到臨清，地勢下降90尺，設閘17處；由南旺水脊到南邊的沽頭（魚台縣南），地勢下降116尺，設閘21處，以解決從南旺到徐州的“七十二淺”問題。
汶、泗諸水是會通河的水源，但夏、秋季水量大，春、冬季水量小。如不設法調節，也不能保證漕運的通暢。當時，運河沿岸有些低窪地，有季節性存水。例如今天山東的南四湖，那時還是個季節湖，當地老百姓還時而墾種湖中的土地。宋禮向朱棣建議，把這些窪地收歸國有，專門用來儲水保運。於是，宋禮就沿運河設置了四大“水櫃”，即今天所習稱的水庫，水櫃修有閘門和堤壩。夏、秋水量大時，將運河水放入湖中儲存起來；春、冬水量小時，則開閘泄湖水入運河。這樣，就有效地調節和控製了運河水量，從根本上解決了河水淺阻問題。自永樂以後，明清兩代的會通河一直保持暢通，這與水櫃的調濟作用是分不開的。
在治理運河的同時，如不解決黃河決口泛濫的問題，會通河仍有隨時被黃河水衝淤的危險。黃河一旦有大的決口，整個會通河的疏浚工程就會毀於一旦。
當時，黃河仍保持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改道後的狀況：黃河主流由開封北往東南流，經陳州、太和等地於壽州的正陽鎮入淮河，一支主要的支流經東平入海。會通河橫穿這條支流而過。黃河水大時，可裹挾會通河的水入海，也會倒灌運河，淤塞河道。這對運河的漕運是個嚴重威脅。為此，工部侍郎張信等人向明成祖建議，治理黃河，以使黃河不危害漕運。因當時宋禮正督治會通河，明成祖便“命禮兼董之”。當時，發河南丁夫10萬人，開始對黃河進行較大規模的治理。
宋禮治黃的方針主要是以保運為主。他一方麵疏浚了河南封丘至山東魚台的黃河故道，使黃河水安穩地流入運河中段。這樣，既分隔了黃河水勢，又解決了運河中段的缺水問題。另一方麵，宋禮在荊隆口築壩設閘，以節製流經東平的河水。冬季會通河水小，則開閘引黃河水入會通河濟運；夏、秋黃河水大，泥沙多，則閉閘斷水。這樣，既減輕了黃河水勢，減少了黃河決堤的危險，也保證了會通河的安全，收到了黃、運兼治的效果。
經宋禮對會通河治理後，使運河每年的漕運能力提高到400萬石。但是，淮南的河道上仍存在著很多問題。當時，陳瑄督管漕運，熟悉運河全線情況。陳瑄經實地勘察後，於永樂十三年（1415年）春天就開始了開鑿清江浦的工程。沿宋代喬維嶽所開舊沙河，鑿清江浦河道，由淮安城西的管家湖導水，至鴨陳口入淮。陳瑄還築閘四處，分別叫移風、清江、福興、新莊。清江閘位於淮水與運河的交彙口上，當黃河水漲時，就關閉清江閘。同年五月，工程竣工。從此以後，江南來的漕船可以直接到淮安，既免除了陸運過壩之苦，又減少了許多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