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因呂梁洪險惡，陳瑄於西邊另鑿一渠，置閘兩處，蓄水通漕。又在沛縣的刁陽湖和濟寧的南旺湖築長堤，在泰州開白塔河通大江，在高郵築湖堤，在堤內鑿渠40裏，以“避風濤之險”。自淮安至臨清，陳镟又相水勢置閘47處，沿運河置倉，以便轉輸。
陳瑄考慮到漕船有時擱淺的問題，自淮安至通州置舍568處，每舍安置一定數量的士卒，負責導航，避免擱淺。陳瑄又沿運河植樹鑿井，以方便行人。其規劃十分縝密，由於運河大暢，海運和陸運就都停止不用了。
從此以後，南北大運河才實現了真正的暢通無阻，通過這條大運河，就把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作為經濟中心的江南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南方的糧食沿著大運河絡繹不絕地運往北方，解決了當時國家急迫的漕運問題。漕船由長江北岸的瓜州可直達通州，使漕運的運輸量越來越大，“初運二百萬石，浸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因此，大運河幾乎成了明王朝的生命線，受到朱王朝高度的重視和嚴密的保護。明清兩代，大運河一直是我國南北交通的大動脈。
6.防邊患，遷都北京
唐朝和宋朝的遷都都是被迫的，而朱棣的遷都卻是主動的。朱棣的遷都有利於鞏固和加強朱氏家族的統治。
朱棣剛繼位的時候，定鼎金陵（南京）。隨著元朝殘餘勢力退至漠北，長江岸邊的金陵，就顯得離重要的北部邊陲過於遙遠。為此，永樂元年（1403年），禮部尚書建議把北平改為北京，遷都北京。朱棣認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禦輕，可以加強北部邊防，就采納了這個建議。但他也知道，遷都是一件關乎國家興亡的重大事項，必須審慎行事。
他首先為北平正名，於是下令改北平為北京，升為陪都，稱作行在。同時，改北平府為順天府。
接著，他又千方百計地提升北京的經濟地位。他深知，北京雖然地理位置極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在經濟上卻遠不及江南和金陵發達。因此，他首先想方設法使北京繁榮起來。於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規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內減免賦稅。就連一些軍士也被放歸北京鄉裏種田。甚至還下令組織流民、釋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邊地區種田。同時又遷往北京大批工匠，給這些民戶以更多的優惠政策。如詔免稅糧、賑濟優厚等。這樣就在北京市內形成了工商業。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北京逐漸發展繁榮起來，初步具備了大都市的規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永樂四年（1406年），明成祖下令於次年六月正式營建北京皇宮正殿。特派大臣到各有關行省采集巨木，又命大臣陳珪主持北京宮殿及北京城市的整個設計營建工程。此後，正式啟動的營建工程就一直進行，從未中斷過。
說到北京城的建設，這裏順便提一下其中天安門的設計者。設計天安門的人是明初的大建築師蒯祥。他生於洪武末年，出身於工匠世家。他的父親就是一個技藝高超的木工，善於設計和建築寺廟廳堂。蒯祥家學淵源，深受父親的影響，年紀輕輕就已經在當地小有名氣，尤其精於建築結構的設計和製圖。正巧這時成祖為了興建新的都城，在全國征集能工巧匠到北京效力。蒯祥就在應召之列，跟隨著成祖來到了北京。
在工作過程中蒯祥的才華很快顯露出來，雖然他還不到20歲，但因為手藝出眾，而且設計製圖信手拈來，不知不覺地就已成為夥伴中的佼佼者。這種情況很快被反映到當時主持北京城建設的工部官員宋禮那裏，宋禮馬上召見了這位年輕的工匠。經過深談，宋禮從心裏稱讚這個年輕人頭腦靈活，極富創造力，覺得他可堪重任。於是交給他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設計皇城的正門。蒯祥果然不負眾望，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建築結構設計圖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禮看後很高興，立即命人把設計方案送給成祖過目。朱棣看過設計圖後也非常滿意，很快拍板決定采用這個方案，並且下命立即開始動工。對於蒯祥這個沒有見過麵的設計者，皇帝也封了一個工部的官職給他。
天安門最早並不是叫這個名字，而是按照中國古代傳統的命名方法取名“承天之門”。直到清朝初年對其進行大規模維修時才改名為“天安之門”，後來就簡稱為“天安門”了，並且被一直沿用到現在。
天安門位於北京城的中軸線上，是皇城對外的第一道大門。它是座傳統的宮殿式建築，最初的建築結構隻有一層，下麵是用磚砌成的高大城台，城台上是九開間的重簷歇山式宮殿建築，整個都是木製的，靠一根大梁支持著整個建築物。城台前還立有華表和石獅，美麗的金水河從城樓前橫亙而過，上麵建了五座精巧華麗的漢白玉石橋，與城台的五扇大門一一相對。宏偉和華麗相結合，沉穩與精致相並行，體現了皇家“九五至尊”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氣質。後來，這座原本被稱為“承天之門”的城樓在明英宗在位時被雷擊燒毀了。幾年之後，蒯祥再次受命重修城樓。這一次，他在原有的建築基礎上又改進設計方案，把原來一層式宮殿建築改為兩層，更加突顯了它恢宏雄偉的皇家氣派。
此後，天安門又多次經過翻修，不過基本上都沿用了原來的設計結構。近代以來，人們給天安門周圍修建了紅色的高大圍牆，改進了一些細微的裝飾圖，但仍然保持了天安門的原始風貌。
天安門的設計者蒯祥因為在修建北京城的過程中表現突出，很快就升任工部侍郎，位列正三品，卻拿一品的俸祿，可以說受到了無盡的榮寵。
永樂十八年（1420年），北京的宮殿終於建成，明成祖下令遷都北京。經過18年的曲曲折折，明成祖終於了卻了自己多年的宿願，完成了遷都這一盛舉。
明成祖遷都北京這一重大舉措，最終奠定了北京在中國都城曆史上承上啟下的巨大作用。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對整個明代政權的鞏固、邊境的安全、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甚至對中國多民族的融合都產生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
第一，朱棣遷都北京，順應了“靖難之役”後軍事、政治形勢的變化，符合曆史的發展趨勢，加強了明廷對北方邊疆的統治。
在封建時代的社會曆史背景下，皇權乃是一切權力的中心，國都更是皇權的集中表現。曆史上每一個帝王之都城，幾乎無一例外成為當時一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中心。明廷把都城定在北京，就從客觀上迫使其“傾全國之力，保一邑之平安”，從而也就達到了保證北方疆域安全的目的。明成祖三次親征漠北，以及奴兒幹都司和哈密七衛的建立，就是對該問題的最好說明。如果根據當時形勢，明廷的都城不定在北京，那麼很可能會再次重演宋朝的曆史悲劇，所以當時的朝鮮史籍也認為，明成祖遷都北京，是一項關乎社稷的“固國之策”。
第二，朱棣遷都北京，在經濟上有力地促進了北方地區的發展。北京當時的地理位置，正處於發達的中原農業文明經濟區與相對落後的塞北高原遊牧民族經濟區的結合點上。國都的北遷，刺激明朝統治者采取了一係列發展經濟的措施，以保障其政權的穩定和軍事行動的需求。例如，從中原和南方各省遷移大量人口充實北京，疏浚通濟河、通惠河、昌平河、渾河等河道，加強運輸糧食的能力，開拓北京通向全國各地的驛路等。這些措施，就使中原和南方比較先進的農業耕作技術和先進的手工業技術迅速傳到北方，促進了北方經濟的發展。同時，由於人口的增長，對土地的需求也同樣相應增長，這樣就大大增強了對北京周邊地區荒地的墾殖，從而也就增加了明廷土地的數量和稅賦的收入。經濟上的發展，更進一步增強了明廷的軍事實力，保證了國家邊防的安全和政權的鞏固。
第三，朱棣遷都北京，使北京不僅在當時逐漸成為明代的政治、軍事中心，而且也逐漸成了中國的文化中心。明代統治者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國子監、翰林院這些文化機構應運而生，會試、殿試更使儒生奇士雲集，賢人會聚，各種文化活動皆彙集於此，北京遂成為全國的文化中心，並逐漸傳播到四邊，這樣就提高了整個北方地區的文化發展水平，加速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在北方地區的廣泛傳播。
7.設東廠，重用宦官
東廠是在明成祖十八年（1420年）設立的。東廠是一個緝捕“叛逆”的特務機關，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揮，後來統轄權轉移到宦官手裏。東廠的“錦衣官校”（特務人員）偵察訪緝的範圍非常廣泛，上自官府，下至民間，到處都有他們的蹤跡。他們一旦得到消息後，就會立即密報皇帝。因此事無大小，皇帝都會知道。在東廠的堂上，還掛著“朝廷心腹”的大匾。
在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侄子的皇位後，朱棣的精神一直處在高度緊張中，一方麵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時出現，另一方麵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新政權並不是心甘情願地支持。為了鞏固政權，朱棣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專製機構，但他覺得設在宮外的錦衣衛使用起來並不方便，於是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機構。在朱棣起兵的過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曾出過很大力（如著名的鄭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還是覺得宦官比較可靠，而且他們身處皇宮，聯係起來也比較方便。
就這樣，在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建立了一個由宦官掌領的偵緝機構，由於其地址位於東安門北側（今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東廠胡同），因此被命名為東廠。東廠的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起初，東廠隻負責偵緝、抓人，並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力，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審理，但到了明末，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東廠的首領稱為東廠掌印太監，也稱廠主和廠督，是宦官中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的第二號人物。除此以外，東廠中設千戶一名，百戶一名，掌班、領班、司房若幹。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役長相當於小隊長，也稱檔頭，番役就是我們俗稱的番子。
東廠的偵緝範圍非常廣，朝廷會審大案、錦衣衛北鎮撫司拷問重犯，東廠都要派人聽審；朝廷的各個衙門都有東廠人員坐班，監視官員們的一舉一動；一些重要衙門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種邊報、塘報，東廠都要派人查看，甚至連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價格，也在東廠的偵察範圍之內。東廠獲得的情報，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相比錦衣衛必須采用奏章的形式進行彙報，要方便得多。東廠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裏麵活動，並非完全是在為朝廷辦事，更多的是為自己謀私利。他們常常羅織罪名，誣賴良民，之後就屈打成招，趁機敲詐勒索。到了明朝的中後期，東廠的偵緝範圍甚至擴大到了全國，連遠州僻壤，也出現了“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搞得舉國上下人心自危。在與錦衣衛的關係上，東廠則是後來居上。由於東廠廠主與皇帝的關係密切，又身處皇宮大內，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關係，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係。在宦官權傾朝野的年代，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廠主甚至都要下跪叩頭。
綜觀明朝一代，朱家人對特務機構可謂是情有獨鍾。朱家皇帝們利用手中的特務機構，監聽天下，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然而，這些特務機構仗權胡為，卻讓這個世界不知添了多少冤魂，嚴重破壞著皇朝統治的秩序，成為王朝身上的一顆毒瘤，腐蝕著朱家的統治。
8.五出漠北，維護北部邊境安寧
不管是為了維護北部邊境的安寧，還是為了傳國玉璽，抑或是出於興趣或無聊，朱棣五出漠北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朱氏家族的統治。
朱棣雖是以非傳統方式登上禦座的皇帝，但他的確是一位治國安邦的好手。當他雄心勃勃地從朱允炆手中奪過大明江山的時候，所麵臨的不僅是前朝舊臣的激烈反抗，還要對明朝周邊少數民族的侵擾作出及時而恰如其分的反應。朱棣即位後，繼承父親朱元璋的未竟之業，以通好和防禦兩種策略，鞏固和發展了大明朝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事業。
自古以來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是我國滿族人民的祖先。在秦代以前，女真叫肅慎，隋唐時又叫棘褐，遼代後始稱女真。朱棣繼位後，於永樂元年（1403年）即派邢樞等使臣前往奴兒幹地區詔諭。女真各部的首領相繼歸附，甚至連一些元朝故臣也入京，進貢馬匹。對此，朱棣下令，在開原設立馬市，同海西、建州兩部進行交易。同時，還發給女真酋長許可證，每年都可到指定的地點做買賣。對於前來參加馬市貿易的女真族首領，朱棣還命當地官員賞以酒席，以資鼓勵。因此，在整個永樂朝，女真族都按時入貢，奉職唯謹。明朝有所征調，每調必赴。各族人民都能和睦相處，友好往來。
後來，朱棣繼父親在遼陽建立了遼東都指揮使司後，又下令設立了奴兒幹都指揮使司，在當地先後設置了370衛、20所，任命當地部族酋長擔任衛所官員，且代代承襲。建州衛指揮阿哈出還以軍功被朱棣賜姓名李思誠，其兄弟子侄也一個個都當上了明朝的官。
為了便利運輸軍需、貢賦物品和傳遞公文，朱棣下令在元代驛站的基礎上，擴建、新建了許多驛站，延長或新辟線路。當時從遼東通往東北各地區有6條交通幹線，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
奴兒幹都司設置後，宦官亦失哈等人曾多次奉命到此地，對當地的少數民族進行宣諭撫慰。永樂十一年（1413年），當亦失哈第三次到奴兒幹時，在都司城的西南，黑龍江河口對岸的山上建永寧寺，記述設置奴兒幹都司的經過和亦失哈等屢次宣諭安撫其地的情況。它記載了我國各族人民共同開發黑龍江、烏蘇裏江流域的光輝業績。
盡管朱棣在發展大明同周邊各民族關係中作出了積極而傑出的貢獻，但真正展示朱棣雄才大略的是他五次遠征漠北的戰績。
元順帝逃往漠北以後，於洪武三年（1370年）死於應昌（今內蒙古多倫縣東北）。春去秋來，幾代逝去，蒙古貴族內部逐步分裂成韃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其中韃靼部最為強盛。三部之間經常發生戰爭，更時常南下侵擾明朝邊境。朱棣仍然采取父親朱元璋“威德兼施”的政策，一麵與之修好，封各部落酋長為王，賜予金銀、布帛、糧食等物品；另一方麵積極防禦，從嘉峪關起沿著長城進入遼東至鴨綠江一線，先後建立了9個邊防重鎮，即所謂九邊。這九個軍事要塞都配有精銳軍隊，以抵禦蒙古貴族的南下侵擾。
永樂七年（1409年）四月，朱棣遣都督指揮金塔卜歹、給事中郭驥帶著大量絹幣前往蒙古各部招安。其中，瓦剌接受招安，朱棣即敕封其首領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為順寧王、賢義王和安樂王。而韃靼可汗本雅失裏，不僅拒不歸附，還殺了使臣郭驥，發兵進攻明朝邊境。
朱棣聞訊後即授淇國公邱福為征虜大將軍，統兵10萬北征韃靼。臨行前，朱棣叮囑邱福：“毋失機，毋輕犯，毋為所殆。一舉為捷，俟再舉，爾等甚之。”但邱福卻有負眾望，輕敵妄進，全軍覆沒於臚胸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克魯倫河）。噩訊傳到京師後，朱棣怒不可遏，追奪邱福的封爵，以書諭皇太子監國，決意立即選練兵馬，來春親征。
永樂八年（1410年）春，朱棣率領武將文官，督師50萬出塞。命戶部尚書夏元吉留守北京，接運軍餉。五月，人馬行至臚朐河，本雅失裏不敢接戰，北逃斡難河。朱棣揮師追殺，兩軍大戰於斡難河畔。朱棣率軍衝鋒掩殺，大敗敵眾。本雅失裏丟棄輜重牲畜，隻帶著7騎渡河逃走。
朱棣首次北征韃靼告捷後，又先後於永樂十二年（1414年）、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3次親征漠北。朱棣數次發動對蒙古貴族的征戰，一方麵有效地防禦和打擊了他們的侵擾，但也確實耗費了大量的人財物力。第三次出征，僅運輸糧草這一項，就用驢34萬匹，車177500輛，民夫235000多人，計運糧37000石。戶部尚書夏元吉、兵部尚書方賓等廷臣，力諫罷兵，休養兵民，嚴敕邊將守備。但朱棣不聽，並且把反對北征的朝臣逮捕入獄，有的甚至迫害致死。朱棣在力排眾議的情勢下，於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又發動了第五次親征阿魯台的戰爭。
征伐大軍在漫漫荒漠中日夜兼程，但放眼百裏不見敵人的蹤影。以後根據聞報又多次撲空，將士疲憊死傷，勞而無功。朱棣方知邊報不實，心裏不免悵然。因軍糧將盡，不敢久留，隻好下令班師回京。大軍行至一處叫清水源的地方，朱棣見路旁有一石崖陡峭數十丈，便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功。刻石紀功後，朱棣突感身體稍有不適。幾日之後，病情猛然加重。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下旬，朱棣率師達到榆木川（今內蒙古烏珠穆沁附近）時已是氣息奄奄，不可救藥。他知道自己再不能親理朝政了，便召英國公張輔入內，囑咐後命：傳位皇太子朱高熾，喪禮一律照父親朱元璋的遺製辦理。言畢，即與世長辭。
在中國曆史上，封建帝王率兵親征的情況時有所見，但沒有哪個帝王像明成祖那樣接二連三地大規模親征。尤其是後三次，幾乎是馬不停蹄地連續親征，盡管這三次親征基本上都是無功而返。當時，經過前兩次親征的打擊，韃靼和瓦剌都已無力大舉進犯，並不存在對明王朝的現實威脅。因此，當時有許多大臣反對出兵。特別是安南戰事尚未完全平息，國內又屢興大工，財力緊張，但明成祖仍固執己見。這不能不使人想到，其中當有更深層的原因。那麼，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明成祖連續出師呢？
一些學者認為，明成祖連續親征有三個非常隱秘的原因：
首先，明成祖從青年時起就與蒙古勢力周旋，幾乎是無往而不勝，並且頭兩次親征又是凱歌高奏。這種經曆使他對金戈鐵馬的戎馬生涯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這種揮師拚殺的生活，比宮廷生活更充實、更刺激。實際上，即使在平時，他也很少在京師住，而是大都住在稱作行宮的北京。遷都北京後，他卻又經常率師在外。這自然使人想到，他並不喜歡那索然乏味的宮廷生活，而願意盡情地到蒙古大草原上去馳騁。
其次，這也與明成祖的生理缺陷有微妙的關係。據朝鮮《李朝實錄》載，一個宮人和宦官私通，被明成祖處死。這個宮人罵明成祖道：你自己年老陽衰，宮人與小宦官相好，有什麼罪過！這種內容在《明實錄》中是絕對見不到的。《李朝實錄》的這條記載告訴人們，明成祖晚年體弱，雖難以斷言其性能力完全消失，但至少是極大的衰弱。這一點，聯係到明成祖子女的情況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明成祖有4個兒子（其中一子早死）、5個女兒，都是在他當燕王時生的。他即位後，盡管後宮嬪妃成群，卻沒有再生子女。由此可以看出，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上述記載還是可信的。這種生理的缺陷對人的心理會產生影響。鑒於這種缺陷，所以他不願意生活在被嬪妃包圍的宮廷中，而寧願率兵在外。
再次，明成祖連年北征，也和他想得到傳國玉璽的心理有一定的關係。所謂傳國玉璽，相傳是中國古代皇帝的信物，由和氏璧雕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原後獲得和氏璧，於是將其琢為傳國玉璽，命李斯丞相在和氏璧上刻了“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秦二世死後，由子嬰把傳國玉璽獻給了漢高祖劉邦，授之為“漢傳國玉璽”。東漢末年各路諸侯討伐董卓時，率先攻入洛陽城的孫堅，在井中得一宮女之屍，身上有一紅色盒子，匣中之物正是傳國玉璽。袁術稱帝失敗後，玉璽歸屬曹操。
之後，玉璽經過魏、西晉、前趙、東晉、宋、南齊、梁、北齊、周、隋，傳到唐朝，至五代後唐末帝李從珂自焚之時，玉璽便失蹤了。後晉皇帝石敬瑭入洛陽後又另製一璽。後晉滅亡，此璽落入遼主之手，遼王延禧將其遺於桑乾河上。元世祖時，有人漁而得之，獻給元世祖。也有人說傳國玉璽是在元順帝手上再度失蹤的，元朝皇室曾有玉璽之記錄。明軍攻入元大都，“俘獲諸王子6人，玉璽兩枚，元成宗玉璽一枚，元朝共11個皇帝，其他皇帝玉璽均沒有繳獲。”據《二十五史綱鑒》載：公元1370年5月，明軍橫掃漠北直搗應昌之時，繳獲元順帝出逃所帶到漠北的一批珠寶。其中既沒有元朝的諸帝之玉璽，又沒有傳國玉璽。由於傳國玉璽的下落不明，明、清兩朝均沒有傳國玉璽。因此明朝開國時，明太祖朱元璋有三件憾事，其中首件就是“少傳國之玉璽”。
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時，即接連對蒙古諸部用兵，其中也有想得到傳國玉璽的動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縉上萬言書，就有“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的話。如無此事，解縉決不敢妄加評說。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太學生周敬心上書，對此說得更清楚：“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臣民萬口一詞，為恥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
朱元璋因恥於未得到傳國玉璽而數度對蒙古用兵，朱棣欲得到傳國玉璽的心理更為焦急。這是因為，朱棣的皇位是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來的，被正統的封建士大夫視為“篡逆”，這一直是他的一大心病。朱棣的許多重大舉措都是為了改變這一形象。如果他能通過北征而得到這方傳國玉璽的話，這無疑會提高他天命所歸的天子形象。盡管朱棣口頭上說“帝王之寶在德不在此”，但他內心卻是十分想得到的，這與他連續北征有著隱秘的聯係。
總之，朱棣五征漠北，從效果看，確實有力地抵禦了蒙古諸部的侵擾，在一定時期內維護了北部邊境的安寧。這在頭兩次親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經這兩次打擊，北邊韃靼和瓦剌的兵力受到極大打擊，兩部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無力對中原大舉進犯。但是，從另一方麵看，連續大規模地勞師遠征，耗費驚人，對人力、物力造成極大的損失。從征將士動輒50餘萬，再加上運糧餉的民夫、車輛和牲畜，每次北征都要牽動全國。不算從征將士，僅後勤供給就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這對全國人民是一種何等繁重的負擔，它給全國的經濟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加深了人民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