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亡國之君 神宗朱翊鈞(3 / 3)

除了東林黨外,還有內閣輔臣沈一貫、方從哲和給事中姚宗文的浙黨,給事中亓詩教為首的齊黨,給事中應震為首的楚黨,以宣城人湯賓尹為首的宣黨,以昆山人顧天峻為首的昆黨。上述各黨,除了東林黨,各黨都在朝廷裏你爭我奪。黨爭涉及的問題很多,但多數都與明神宗有關。神宗懈怠政事,東林黨人則希望他親政,重握紀綱,與天下更始。但是明神宗已經聽不進這些呼聲。東林黨人要求他禦朝的呼聲越高,他就越厭煩,東林黨人也就越遭到排斥。

東林黨人還要求:明神宗克製自己的貪欲。他們反對神宗和大地主集團侵田占土,反對神宗派出礦監稅使四出掠奪。其中以淮撫李三才諫止礦稅的奏疏最為著名。東林黨人曾經推薦李三才進入內閣。李三才,字道甫,通州(今屬北京)人,萬曆二年(1574年)進士,曆官至右僉都禦史總督漕運,並巡撫鳳陽。他做官頗有政績。東林黨人認為,李三才具有“卓識”“大才”,如果進入內閣,可以更新朝政。但是浙黨反對他入閣。圍繞李三才進入內閣的問題,雙方爭論了一年零三個月。明神宗任其爭論,不置一言,實際是不願意李三才入閣。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李三才被迫離職。在他離開鳳陽伍所時,百姓老幼提攜,滿街塞巷,哭泣相送,情景十分感人。李三才回到通州張家灣後,建立雙鶴書院,講學其中。浙黨恐其東山再起,給他捏造了許多罪名,使他懷才不遇,憤恨而死。

朝廷內外激烈的黨爭,讓這些朝廷的重臣們整天著眼於爭權奪利,無心政事,導致朝政荒廢,為朱家王朝的滅亡立下了“汗馬功勞”。

5.國本之爭,遺禍整個家族

“國本之爭”是封建世襲製的朝代都可能出現的現象。但是,像明神宗朱翊鈞朝代長達近30年之久的“國本之爭”,在曆史上卻是空前絕後的。明神宗朱翊鈞既違背祖訓,又優柔寡斷,昏庸無能,致使“國本之爭”持續太久,遺禍整個家族,導致了大明江山從根基上徹底垮塌。

“國本”,就是太子;“爭國本”就是萬曆年間圍繞解決立太子的問題而發生的一場政治鬥爭。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到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萬曆朝圍繞確立太子的“爭國本”鬥爭曆時近30年。

神宗的王皇後無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鄭貴妃生子朱常洵(即後來的福王)。朱常洛年長,按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朱常洛應該被立為太子。但萬曆皇帝極寵愛鄭貴妃,準備立朱常洵為皇太子,甚至和鄭貴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神宗把誓言寫在紙上,放在玉盒裏,交由鄭貴妃保管。但另一方麵,廢長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擔心群臣反對。朝臣果然依據封建王朝太子立嫡,無嫡立長的法綱據理力爭。

首輔申時行於萬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疏》,拉開了長達近30年的波及整個朝廷的國本之爭的序幕。申時行的奏請立即引起了滿朝文武的共鳴。各部府司道諸衙門都紛紛上章奏請。戶部給事中薑應麟、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孫如法、河南道禦史楊紹程等人的奏章言辭尤為激烈。萬曆皇帝一怒之下,將這四人嚴厲降處。

萬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申時行、大學士許國、吏部尚書朱纁、禮部尚書於慎行等人除了繼續陳請早行冊立之外,還陳請神宗對朱常洛及早進行“預教”(出閣讀書)。這個“預教”,其實隻是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一旦舉行,就等於事實上承認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神宗無奈,不得不表態:第二年就舉行建儲典禮。但一年過去了,神宗仍找各種借口拖延,朝廷內外紛紛傳言神宗將廢長立愛。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詔示大學士王錫爵,擬把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並封王,待以後再從三人中選有才能者立為太子。王錫爵遂即疏請令皇後撫育長子朱常洛,則長子即為嫡子。神宗卻告諭禮官,同時將三人封王。這個諭旨一下,立即遭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對,群情激憤,反對“三王並封”的奏章接二連三,總數上百本。當年閏十一月,經過群臣反複執爭,神宗被迫答應皇長子“明春先行出閣講學禮”。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閣講學,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勝利。神宗迫於群臣的強大壓力,被迫放棄了“三王並封”的諭旨,但又抱著“待嫡”之說不放。後來直至皇太後施加壓力,才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同時也封常洵為福王,藩國洛陽。

按太祖洪武皇帝的遺訓,藩王被封後,必須立即就藩之國。但是,福王被封後十多年,卻一直留在京師。福王不就藩,太子的地位就不穩定。

朱常洛被立為太子後,朝廷大臣奏請福王就藩之國的奏章不斷,萬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萬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為期,但又同時提出條件,福王莊田要達到四萬頃。然而,當時無法湊足四萬頃之數。朝廷大臣,特別是東林黨人上書反對,萬曆皇帝被迫讓步,減為二萬頃。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皇太後臨死前再度施加壓力,加之皇長孫由校(常洛長子)也已9歲,神宗看廢長立愛的可能性已經不複存在,才將朱常洵封國洛陽,滿朝文武這才如釋重負。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結束。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發生了一件對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證實了大臣們的憂慮。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張差的男子,竟手持棗木棍,打進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的宮門內,擊傷守門內侍李鑒,衝至前殿簷下,最後被內侍韓本用等人擒獲。

事發後朱常洛驚恐萬狀,而且“舉朝驚駭”。萬曆帝下令審訊。負責審問的為“浙黨”官吏,說張差是個瘋癲病人,企圖糊塗結案。而巴結鄭貴妃的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也不願深究。東林黨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通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官員共審,使張差供出:是鄭貴妃手下太監龐保、劉成“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東林黨人懷疑是鄭貴妃欲謀害太子,堅決要求追究到底。事情牽連鄭貴妃,朝議洶洶。

鄭貴妃聞知後,對萬曆帝哭泣。萬曆帝說:“外廷語不易解,若須自求太子。”於是,鄭貴妃就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史書記載,鄭貴妃向太子號訴。就是鄭貴妃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嚎啕大哭,訴說事情的原委,請求太子寬恕。二人對話的過程是:貴妃拜,太子也拜,貴妃和太子是且泣且拜,一麵哭一麵拜。萬曆皇帝一看這事情鬧大了,牽連到鄭貴妃不好,又牽扯到太子——兩頭為難,怎麼辦呢?他決定親自來處理這個事。萬曆帝在慈寧宮皇太後靈位幾案前召見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諭處理此案,禁止株連,就是不要牽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願意得罪父皇,也不願意得罪鄭貴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寧人。萬曆帝因為都是他們家裏頭的事情,也不想深究。最後決定把張差處死,兩個太監龐保和劉成在內廷被秘密打死,草草了結這樁大案。負責此案審理的王之宷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萬曆帝將他削職為民。這就是“梃擊案”。

梃擊案鬥爭的焦點,從表麵上看是鄭貴妃意欲謀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實質上是國事,反映出朝廷中東林黨與其他派係的政治鬥爭。盡管萬曆帝親自處理結案,但這件事情始終疑雲重重。此後大臣們常以此為題目,“奏章累數千百,由是門戶之禍大起”。

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二月開始,滿朝文武為了使朱常洛能夠冊立為太子,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處的沉重代價,前後苦爭了15年,護衛了19年,群臣所上奏疏成千上萬,朱常洛才得以被冊立為皇太子,並終於繼承了帝位。但萬曆為躲避國本之爭隱入皇宮,不理國事,不處理天災帶來的後遺症,對邊防缺乏必要的關心和整治,使得國家出現了數以萬計的流民,社會矛盾激化,邊防懈怠。而一代梟雄努爾哈赤卻在不斷地蓄積實力和成長,終成為明王朝大患。

“國本之爭”加快了朱家天下滅亡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