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會龍華是燃燈，二會龍華釋迦尊，三會龍華彌勒祖，龍華三會願相逢。”赴龍華會是乘法船去的。《排造法船晶》雲：“無生老母令太上老君無影山前排造大法船一隻，大金船三千六百隻，中金船一萬二千隻，小法船八萬四千隻，小孤舟十萬八千隻，又令五千數百佛祖佛母真人，及九十六億皇胎兒女。”
上述這些無生老母、龍華會、燃燈、法船等教義，都被大乘教吸收和傳播。張保太自稱為第49代收圓祖師，負有收圓的使命，收圓即收皇胎兒女回真空家鄉團圓。
張保太大乘教從雲南傳播到貴州、四川、江蘇、江西、湖北、湖南、山西等地。張保太死後，雲南由其子張曉繼承衣缽。貴州的首領是魏明璉和其妻魏王氏，也即魏齋婆，他倆得張保太“左右中官授記”。魏明璉死後，魏王氏以右中官兼領左中官，接法開堂。在貴州受封於張保太的，還有承中授記唐世勳、上繞授記呂仕聘、果位護道金剛授記魏之璧，退職千總雷大鳴被授為上繞執事。可見，其內部已形成一套組織機構。雲貴大乘教還有固定的聚會日期。張保太大乘教內，除天官、地官、水官三會外，又添一火官會，每逢會期，齊集建蘸，其中，火官會期是每年四月十五日。
四川大乘教首領劉奇，即劉權，又名劉元亨。他曾隨張保太到瀘州學“無生最上一乘教”。張保太死後，大乘教內部傳說劉奇是“張保太轉世”，“張保太已借劉奇之竅，臨凡度眾”，將來興龍華會時，要推劉奇為教主。因此，劉奇在四川及其他各地教徒中享有很高聲望。四川大乘教內還有法船、瘟船、鐵船組織。法船首領是劉奇本人，瘟船首領是僧人雪峰，鐵船掌教是朱牛八。
江蘇的大乘教傳播極為廣泛。江陰縣原有西來教，教頭夏天佑是張保太弟子，於乾隆四年（1739年）被取締。宜興有僧人吳時濟倡立龍華會，會內骨幹杜玉梁等人各有“授記封號”。震澤、寶山、嘉定等地有燃燈教。太倉州燃燈教首領王一岩，素來宗張保太。王一岩死後，由妻王徐氏接法開堂。王徐氏自稱是“活佛臨凡”，稱她的外甥女周氏是“觀音轉世”，他們與四川劉奇保持密切往來。王徐氏多次遣人入川，與劉奇通聲息，並且還給劉奇送“香金紗衣”。
湖廣鄰近貴州，當地大乘教傳自貴州，教徒很多。湖北教首是金友端，湖南教首是莫少康等人。
大乘教也傳播至直隸與北京。直隸掌教的是保定的唐登芳。在唐登芳之前，有個從貴州來的呂齋婆，在北京西便門外白雲觀傳教。對於大乘教在各地傳播，地方官初時不以為意。在他們看來，大乘教徒“不過吃素念經，並無別情”，“托名燒香禮拜，經文亦不過尋常勸世之語”。但是，在乾隆的心目中，大乘教是危險的異端：“從來左道惑眾，最為人心風俗之害，理應嚴加懲創，庶足儆頑悖而安善良。”並且他還看到，“邪教”蔓延必將從思想上、政治上，對封建統治都構成極大威脅。
因此，當乾隆接到張廣泗報告時，就親自布置對大乘教的清查取締。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六日至八日，他下了九道諭旨，指示雲南、貴州、四川、江蘇、直隸、湖廣、江南、江西、山西等地緝拿大乘教首領。在乾隆的旨意下，雲南省總督兼巡撫張允隨逮捕了張曉及劉奇的徒弟劉鈞和要犯楊聲等6人。張曉、劉鈞淩遲處死，楊聲等斬立決。張允隨還派兵看守張保太、楊鵬翼埋屍處，準備到定案時毀墳戮屍。
貴州省總督兼巡撫張廣泗是這一案件的“發奸擿伏”者，深得乾隆賞識，清查尤其賣力。他經過秘密查訪，緝拿了張保太徒弟張二郎。從審訊張二郎獲得口供，得知火官會聚期，遂於乾隆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會期之際逮捕了貴州大乘教首領魏齋婆等人。經審訊，魏齋婆又供出大乘教內部組織情況以及某些掌教人情況。四川大乘教首領劉奇，湖廣教首莫少康、劉選升、孫其天，北京呂齋婆等人，都是魏齋婆供出的。張廣泗還上奏，除了法船首領已獲，瘟船首領僧人雪峰已獲旋斃外，唯鐵船首領朱牛八難以緝獲。牛八實乃朱字，朱牛八顯然非真實名字，而是含有懷念朱明王朝、反清複明深意的化名。白蓮教經常散布牛八複位的傳說。
四川巡撫紀山，從一名鐵船教徒胡恒口供中認定，朱牛八在貴州羅貢生家被招為女婿。乾隆諭令張廣泗緝拿，張於仁懷、黔西一帶細訪無蹤。仁懷縣安羅裏雖有一家姓羅，非貢生，當地佃戶多係苗人，並沒有秘密教派的傳播。
紀山對大乘教追查不熱心，多次受到乾隆斥責。他雖然逮捕了劉奇，卻未“搜查陳奏”，且誤信鐵船不與劉奇大乘教同派，“並非通達聲氣”。乾隆斥紀山：“汝辦理此等事，甚不滿朕意”。此後不久，紀山看到張廣泗谘文，知道鐵船教原是大乘教中的支派，感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刻上奏：“將劉奇供出在川之王清直、王之璧、張萬學等十四名迅速密拿。在雲南、貴州、直隸、江南、江西、湖廣、山西之胡大思、朱牛八、呂齋婆等十九名密谘該省查拿。”乾隆閱後更加惱火，立即批道：“此汝等所能究出！想接到張廣泗之谘會耳！攘人功而為己有，甚屬無恥。朕自愧無知人之明。”但是，四川緝捕大乘教也不是一無所獲。降至乾隆十一年七月，共捕獲大乘教骨幹人物129名，其中，由貴州、雲南移谘應捕的56名內，已獲35名；本省審訊出應捕的124名，已獲94名。特別是，紀山逮捕到自稱李開花的要犯蘇君賢。早在乾隆六年（1741年）時，廣西遷江縣被獲的“邪教”李梅一案中，案犯已供出李開花、覃玉真等“捏造謠言，蠱惑愚民”等情節，但未抓獲。而大乘教又廣泛傳播說，法船教主劉奇是彌勒下凡管理天下，李開花作皇帝。紀山經過查訪，得悉蘇君賢冒稱李開花，“狂悖惑人，妄圖非分”，抓獲後斬立決。紀山還通過審訊劉奇，“供出各省齋頭辦事之人”。
大乘教在江南有一定勢力。乾隆十一年五月，江蘇巡撫陳大受在太倉、寶山緝拿燃燈教首領王徐氏及其甥女周氏等人。六月，太倉州教徒數十人持香擁到該州公堂，聲言“周氏係觀音轉世，王徐氏是活佛臨凡，我輩迎接供養”。其時適知州高廷獻下鄉，教徒即轉赴蘇州請願。另外，當陳大受出郊勸農時，太倉、寶山、昆山、新陽、青浦等地教徒一百數十名，“伊等皆賣產人教之人，今活佛被拿，不可得見，求提來一見，死亦甘心”。此前，陳大受雖抓獲龍華會首領吳時濟，但未審出吳時濟與張保太的關係，曾被部駁。乾隆對此本來就很不滿，如今再加上教徒二次聚眾滋事，火上澆油。他斥責陳大受欺隱案情，失之寬縱，要兩江總督尹繼善負起責任，留心查緝，“不應專聽巡撫辦理”。
為清查曾在北京傳教的呂齋婆，清朝費了不少工夫。四川審訊劉奇，審不出有關呂齋婆的情況。同案犯供說，湖廣的金友端知道呂齋婆的下落。但刑訊結果，金委實不知。後來，貴州抓獲呂齋婆女婿張天序。張天序供認，有個江南人年尚科，曾帶著張保太一張委帖，授給呂齋婆，叫呂齋婆到北京開道。貴州魏王氏也供認，江南儀真人黃中清曾和呂齋婆一同赴京傳道。經追查，年尚科、黃中清均已死去。京城步軍統領舒赫德查詢白雲觀道士張士誠等，說乾隆五年（1740年）冬，的確有一四川道姑，攜帶兒子、侄兒來觀居住，半個多月後就到平郡王府去了。乾隆降旨詢問平郡王福彭。福彭複奏，乾隆六年正月，是有四川重慶府一個道姑與子、侄在京住月餘後返川。道姑姓宋或姓李，記不清了，線索又回到四川。紀山於重慶府白衣庵內拿獲一個宋道姑，口供夫家娘家均不姓呂，顯然，不是那個呂齋婆，追查呂齋婆終無結果。
除上述重點地區外，保定、湖廣、江西、山西以及廣東等地，也在黑風腥雨中追捕大乘教要犯，燒毀“謠書偽讖”。乾隆十一年，由於為首犯雲南張曉、四川劉奇、貴州魏齋婆、江蘇王徐氏等均已抓獲正法，脅從犯亦分別治罪，乾隆宣布“邪教”追查結束，但邪書應繼續收繳。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福建建安、甌寧二縣發生了老官齋教徒暴動。福建老官齋是羅教支派，羅教是明代正統至嘉靖時，山東即墨人羅清創立的。羅清又名羅靜、羅懷，被信徒尊稱作羅祖。羅清著有《苦功悟道卷》《歎世無為卷》《破邪顯證卷》《正信除疑自在卷》《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寶卷》，共五部六冊。羅教的教義，既吸收佛教的“空論”，把“真空”作為宇宙本源，又吸收宋儒思想，把無極、太極作為宇宙本源，認為“萬般都是無極化”，所以，羅教又稱無極教、太極教。無極聖祖，也就成了福建老官齋崇拜的神靈。
福建老官齋傳自浙江，官府視它為大乘教。乾隆前期，慶元縣姚氏後裔姚正益每年來閩傳教一次，教徒奉姚氏若神明。最初，教徒不多，僅遺立村會首陳光耀即普照的齋明堂一處。後又有周地村的千興齋堂、芒田村的得遇堂、七道橋的興發堂、埂尾村的純仁堂等相繼建立。各堂教徒人數不等，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各堂人教命名者，每名收香火銀三錢三分”，每月朔、望各聚會一次。
老官齋徒聚會吃齋，地方官本不在意。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一月，齋明堂會首陳光耀等搭蓋篷廠，聚集鄉民，點燭念經，被鄉長告發。甌寧縣派兵擒獲陳光耀等。齋明堂頭人被捕，其他各堂首領人心惶惶，怕陳光耀在審訊中將他們供出。於是，被通緝的逃犯葛竟仔，夥同妻舅魏現、七道橋會首黃朝尊、教徒宋錦標之妻女巫嚴氏（法名普少）等商議攻城劫獄。嚴氏“素能降神，又能舞劍召魔”。她遂謊稱坐功上天受師父囑咐，彌勒即將下降治理，用以動員教徒。葛竟仔、魏現等又私造偽箚兵符旗幟，設立元帥、總帥、總兵、副將、遊擊、守備、千總等職，搜集鳥槍、刀、槍、器械、火藥，製造包頭綢布，人手一塊，上繪“無極聖祖圖記”。乾隆十三年正月，嚴氏再次假托降神，讖語說彌勒佛要入府城。魏現等遂以“神言煽惑同會”，他們約定十四日齊集各堂，十五日各執刀槍器械，抬迎菩薩進城，由居住在城內的教徒、畫匠丘土賢為內應。葛竟仔還同時封鎖各村口，隻許進山，不許出山，挾各處鄉民入夥。十五日上午，千餘名教徒在芒田村祭旗，嚴氏乘轎張蓋，率眾先行。魏現、黃朝尊、官月照等會首，指揮教徒扛抬神像，手執大小藍白旗，上書“無為大道”“代天行事”“無極聖祖”“勸富濟貧”等，一路跳躍，直奔建寧府城。
最先向官府報告老官齋徒發動暴動消息的，是一位布販張國賢。正月十四日，他挑著四十餘匹布，在離縣城四十裏地方，被老官齋徒扣押。張國賢逃回府城稟報。知府徐士俊並不相信，到後來，接到塘兵報告，才派兵趕往鎮壓。途中老官齋徒隊伍被打散，紛紛逃竄進山，官兵又進山搜捕三百餘人。
對於老官齋徒暴動，乾隆頗為注重。他接到地方官奏折後，將徐士俊革職。乾隆親自過問對漏網的老官齋要犯的追捕。在堵截暴動隊伍時，為首的魏現逃跑了。乾隆指示說：“此一犯不比他人，必當弋獲。”對於其他參加暴動的教徒，乾隆指示，“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不特孽由自作，亦除暴安民，理當如是”。在乾隆督促下，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派兵四出搜捕魏現等要犯。五月二日，魏現終於在深山老林中被逮捕。參加暴動的老官齋徒，共被抓獲300名，打死和自縊的9名。喀爾吉善擬定對暴動教徒分別六等治罪：首惡淩遲，助謀立斬，以邪教誘惑愚民絞候，被脅同行充發烏刺（即服差役），知情不首流徙，僅噢齋實未知暴動事者概緩查拿。擬罪結果，計淩遲1名，立斬49名，立絞6名，絞候1名，發遣烏喇者88名，枷責99名，罪犯家屬沒為奴發遣烏喇19名，共265名，其餘或被監斃或自縊。處以刑罰如此之多，特別是處以死刑者居之多，充分暴露了統治者的殘暴。
老官齋徒暴動雖說規模小、時間短，並沒有給清朝造成任何威脅，但乾隆從中悟出清查“邪教”的緊迫性。乾隆十三年，他下令各地官員留心察訪，一有訪聞，即行擒捕，不可稍存怠忽。乾隆此諭後，全國各地加強了對民間宗教的追查。通過取締各種教派活動，乾隆將各種反清勢力逐一扼殺，鞏固了自己的統治。然而，民間的反抗並沒有因此而絕跡，相反，隨著統治秩序的惡化，反抗越來越激烈，不斷動搖著愛新覺羅家族的根基。
8.寵信和珅，敗壞帝國吏治
和珅與乾隆的關係的確很奇怪。麵對和珅這樣的貪官，乾隆居然視而不見，任其為所欲為，敗壞祖宗基業。也許，個人的喜好要比整個愛新覺羅家族的利益更重要吧。
和珅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貪官，2001年曾入選《亞洲華爾街日報》世界級曆史富翁行列。他也是18世紀首富。和珅出生在一個並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與弟弟和琳從小都受到較好的教育，十幾歲時被選入鹹安宮官學，接受儒學經典和滿、漢、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資聰穎，勤奮努力，成績突出，因而得到老師吳省蘭等人的器重。乾隆三十四年，20歲的和珅繼承祖上三等輕車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參加順天府科舉鄉試，未能考中舉人。不過，沒有功名的和珅，之後卻因頗有才學主管了許多文化、教育事業。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歲的和珅被任命為三等侍衛（正五品），這成為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皇帝的侍衛很多，但為什麼和珅會得到乾隆的賞識？
《庸庵筆記》記載：某日乾隆要外出，倉促中找不到儀仗用的黃蓋（或一說“雲南急呈奏本，緬甸要犯逃脫”），乾隆責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歟？”這是引用《論語》中的一句話，來責問“是誰的過錯”。眾侍衛都嚇得不敢出聲，隻有和珅應聲說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也！”意為“執掌此事的難辭其咎”。這句答話，正好也是《四書》中對上句話的注解“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和珅作了巧妙的變通，用在這個場合，顯得自然貼切。乾隆大喜，當即將他升了職。
另一說法是，某日乾隆在轎中背誦《論語》忘了下文，和珅順口背了出來，乾隆很是歡喜。總之，年輕的和珅英俊瀟灑，又頗有才學，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機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從此，時來運轉，飛黃騰達。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授戶部右侍衛。三月，命在軍機大臣行走，四月授內務府總管大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兼步軍統領，和珅更加春風得意。他對皇帝的起居體貼入微，“皇帝若有咳唾之時，和珅溺器進之”，已是紅頂花翎的大臣，這時仍像一個渾唐阿，真是拍馬有術。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想要嚴飭一下貪汙之風，命和珅查辦雲南總督李侍堯貪汙案，他風馳電掣般跑到雲南，立即拷問李家仆人，竟然查出證據，隨後，又麵奏雲南鹽務、錢法、邊防等政務情況，“多稱上意，並允行”，立即升任戶部尚書，議政大臣。這一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帝又特意下諭旨：“尚書和珅之子賜名豐紳殷德，指為十公主之額駙，賞戴紅絨結頂，雙眼孔雀翎，穿金線花褂，待年及歲時，再派結發大臣，舉行指婚禮。”
和珅既無文治，也無武功，論資曆、門第威望、才幹和人品均不及阿桂、稽璜、王傑、福康安等人。但是，從乾隆朝後期深受皇帝寵信並委以大權，主要原因是他擅長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權術，故能博取皇帝歡心，蒙受特寵。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有個叫尹壯圖的官員上書反映各省庫藏空虛的情況。和珅立即出來打棍子，奏請“命壯圖往勘各省庫”，並派親信慶成同行。結果，尹壯圖以“所奏不實”降職，和珅更得寵信。官庫雖然空虛，皇帝卻少不了白花花的銀子。於是，和珅又多次為乾隆獻計獻策，聚斂增收，並以“宰相”自居，兼任屬於皇帝內務府包衣專差的崇文門稅務鹽督，為皇上守住這個重要的進財口。
有了皇上的寵信和關照，和珅便更肆無忌憚地攬權索賄。他一人得道，便雞犬升天，弟封公爵、子尚公主，連仆人也家財萬貫，橫行霸道，而且拉攏黨羽，排斥異己。他和大學士傅恒的兒子十皇後的內侄福長安勾搭一起，輕而易舉地使福長安進入軍機處，做他的幫手。和珅的姻親蘇淩阿是個老耄昏聵、卑鄙無恥的老官僚，在任總督時“每接見屬員，曰：皇上厚恩，命餘覓棺材本來也”，這樣一個隻要錢不要臉的家夥，也被和珅提為大學士。吳省蘭、李璜、李光雲是和珅以前的老師，此時，也都身居高官。
當阿桂任首席軍機大臣時，和珅還有所顧忌，阿桂死後，他升任首輔，便恃寵弄權，獨霸軍機。以前朝臣奏章要直達禦前，由皇帝親自拆開。但和珅卻下令，以後奏章需繕寫兩份，副本要交軍機處。從此，上奏的渠道也就被他一手控製了。
和珅不但具有政治野心，而且對金錢、財貨更為貪婪。他公開向屬員索要賄賂，連皇子永錫想承襲肅親王爵位，也要給他送禮才求得獲準。他甚至連宮廷進物都劃歸己有，“四方進貢之物，上者悉入珅等，次者始入宮也”。連他家幹私活，也從步軍統領衙門抽調兵丁，多時，竟達上千人之多。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禦史錢灃奏劾和珅的黨羽——山東巡撫國泰貪汙、侵蝕公帑的罪行。和珅急忙通風報信，讓國泰借挪搪塞。但是，錢灃機智地發現，官庫銀錠規格雜亂，不合統一標準，最終抓獲了國泰的真贓，使國泰伏法，而錢灃從此不得升遷，抑鬱而死。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陝西道監察禦史曹錫寶上書，彈劾和珅家奴劉全，上書說：“和珅家奴劉禿子本係車夫，管理家務，‘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財、克扣欺隱，或借主人名目，招搖撞騙，焉能如此。”由於事機不秘，被和珅得知，馬上指使劉全藏贓，連夜毀屋重造。由於調查失敗，曹錫寶反被乾隆帝譴責，革職留任。
乾隆末年吏治腐敗，貪官之首便是皇帝最寵信的和珅。但和珅持權恃大，忘記太上皇年事已高，他該為自己預備退路。早在乾隆帝有意選顒琰繼位時，和珅早早打探到這一消息，在宣布此事的頭一天，送給顒琰一柄玉如意，表示自己對此事勞苦功高。乾隆帝退居幕後，和珅專權更甚，嘉慶帝有什麼事反而要托和珅轉告父親。嘉慶帝的老師朱矽由兩廣總督升任大學士，嘉慶皇帝寫詩祝賀，沒想到和珅向太上皇告一狀，說嘉慶帝在向下屬“市恩”，結果，朱矽降為安徽巡撫，嘉慶帝也因此得罪了父親。嘉慶帝隱忍不發，表麵上更重視和珅。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弘曆駕崩。次日，嘉慶帝命和珅與戶部尚書福長安輪流看守殯殿，不得擅自出入，實施軟禁。接著，下了一道突兀的聖旨，命令著實查辦圍剿白蓮教不力者及幕後庇護之人。當天，就有大臣領會到皇帝的意圖，於是，彈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斷送到嘉慶帝手中。嘉慶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條大罪，當即下令逮捕和珅入獄。
嘉慶帝本要將和珅淩遲處死，但由於皇妹和孝公主（也是和珅兒媳婦）的求情，並且參考了董誥、劉墉諸大臣的建議，改為賜和珅獄中自盡。為避免政壇風波，嘉慶帝宣布，對能棄惡從善的和珅餘黨一律免於追究。
經查抄，和珅財產的三分之一價值二億二千三百萬兩白銀，玉器珠寶、西洋奇器無法勝數，有些珍品比皇宮甚之。民間諺語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9.傳位不交權，帝國遍烽火
權力的魅力，是這些身居高位的人無法抵擋的。一個年近九十的老頭子，為了滿足自己的權力欲，死抱著權力不放。麵對著江河日下的帝國，隻知享樂，不顧繁華盛世掩蓋下的江山已是千瘡百孔。愛新覺羅家族的危機就在盛世中悄無聲息地來臨了。
乾隆皇帝二十五歲登基，處處以皇祖康熙為楷模，理刑處政都以康熙聖訓為金科，甚至一言一行都效仿他的祖父。
乾隆還多次表示，若蒙蒼天保佑，能執政六十年，就立即將皇位傳給兒子，不敢超越皇祖執政六十一年的年限。
時光荏苒，這一承諾很快需要兌現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這一天，高宗在勤政殿召見皇子、皇孫及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親王永琰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嘉慶元年。他還命令將“永”字改為“顒”字，取吉祥宏大之意，希望他的繼承人發揚康乾盛世的光輝，普照天下萬民。
經過幾個月的充分準備，丙辰（1796年）年初的一天，終於迎來了授受大典，也就是傳位儀式。嘉慶陪同太上皇先到奉先殿堂子行禮，隨後，遣官祭告太廟，最後，即舉行正式儀式。隻見乾隆在太和殿，親自將金光閃閃的皇帝玉寶交給嘉慶皇帝，嘉慶帝雙膝跪地，頭微垂，用雙手接過父親手中的玉璽，群臣高呼“萬歲”，太上皇受賀結束後回宮，嘉慶帝正式即位，接著，又是群臣祝賀。嘉慶帝又將太上皇頒寫的傳位詔書頒行天下，並對有功人員予以封賞，整個儀式完成。這一年，乾隆已八十六歲高齡，嘉慶帝已進入成年，三十七歲。
乾隆當了太上皇，按年齡及以往朝代的規製來說，就應頤養天年，不再處理政事了，更何況新皇帝已不是個孩子，完全有能力處理國家大事。但乾隆人老心不老，他在退位前及退位後多次說自己身體很健康，仍能處理大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發了一道諭旨，表示到期傳位，但緊接著又為自己將來訓政大造輿論，他說：“朕今年春秋六十八，康強一如往時，自然應該代替上天愛養百姓，治理百官，以不負祖宗的重托。現在距乙卯年（即乾隆六十年）還有十七年，為日還長，我怎麼能有息肩（即休息、退休之意）之想法呢？如果朕的精力始終這樣旺盛，每天都很勤勉，這不正合了朕的意願，這難道不是很好嗎？”
乾隆六十年（1795年），高宗在傳位詔書中，對後事做了種種安排後，緊接著又宣布：“朕仰承上天保佑，身體健康，一日不至倦勤，一天也就不敢怠倦。歸政後，凡遇有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等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須朕躬親指教。至於嗣皇帝，隻能朝夕聆聽訓諭，將來知道有所秉承，不致出現差錯，這難道不是國家的大福？”他認為顒琰統治經驗不太豐富，還需學習。但顒琰也不是無事可做，乾隆覺得自己年近九旬，對於登降跪拜等禮節，已經做得不很好了，因而須將“郊、壇、宗、社諸祭祀”的行禮事交給顒琰來做，也算“人盡其才”。乾隆還命令部院衙門及各省題奏章疏，誇大連引見文武官員等尋常事也要“嗣皇帝一同披閱”，以便效法乾隆的所作所為。
乾隆不服老，事實上是不願放棄權力。因而，直到他死也沒有離開養心殿。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就在宮中外東路興修寧壽宮，作為歸政之後當太上皇時的休養之所。但乾隆退政後，並未真的歸政休養，而是改歸政為訓政，這就為他繼續留住養心殿找到了理由。按清代禮製，皇帝退位之後，應該遷出養心殿，移居寧壽宮，而讓新皇帝移居養心殿，即使訓政也應如此。但乾隆不願離開養心殿，讓嘉慶居住在毓慶宮，並且還提出兩點理由：一是“寢興六十養心慣”，就是說，即位之後居養心殿已六十年了，最為安全吉祥；一切照舊，應當繼續居住養心殿，諸事便利。二是“己便兼亦欲人便”，也就是說，養心殿在乾清門西邊、遵義門之內，召見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及引見官員等，便由乾清門進，趨走甚近，若在寧壽宮則相距較遠，不便利。乾隆還一再聲明，自己年近九旬，若將來幸越期頤或稍覺倦勤，即當遷居寧壽宮。但他並沒有這樣辦，最後，仍死在養心殿寢宮。
太上皇帝大權不放，事事讓嗣皇帝嘉慶學習效法，這可難為了嘉慶。在乾隆去世前的三年間，嘉慶仁忍堅耐，韜光養晦，的確有帝者之風。據朝鮮《正宗實錄》記載，嘉慶元年（1796年）三月十二日，朝鮮國王召見朝鮮赴大清國進賀使李秉模等人時，詢問太上皇及新皇帝有關情況，再現了當時的真相。朝鮮國王問李秉模說：“太上皇精力還好嗎？”李答：“還好！”又問：“新皇帝仁孝誠勤，譽滿四方，是這樣嗎？”秉模回答說：“狀貌和平灑脫，皇笑他也笑。於此可知大概了。”李秉模接著報告說：“太上皇帝派和珅閣老對我們宣旨說：‘朕雖然歸政，大事還需回國問國王平安，由於道路遠，不必派人來謝恩。’”
太上皇雖然把持大政不放，使兒皇帝變成木偶一般，畢竟已經是年近九十歲的人了，記憶力明顯衰退。書狀官洪樂遊報告朝鮮國王說：“太上皇帝容貌氣力，不很衰老，但卻健忘異常，昨天的事今天就忘記了。所以他身邊的人，都無所適從。新皇帝平時與臨朝時，總是沉默寡言，喜怒也不形於色。但開經筵時，卻虛已聽受。”偌大一個帝國，由一個年近九旬的老人統治著，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為了不讓嘉慶帝操持政權，和珅出主意，讓嘉慶帝每天陪太上皇看戲遊樂。當時，白蓮教起義遍及川、楚、陝幾省，清軍禁旅大戰疆場，天下已無太平可言，而出於權力旁落的恐懼心理，乾隆讓自己的兒子陪著自己每日嬉戲不止，這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從此，康乾盛世最終走到了它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