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嘉慶覺得他的女兒已經出嫁多月了，可一直沒去探望，便決定翌日到公主的府第去吃飯。於是，他就再三囑咐值班大臣說，如果在這天有官員需要引見，那麼就改天接見他們，如果是有奏折進呈，那麼就一定照常呈遞。
第二天清晨，嘉慶起得比以往更早，準備披閱完奏折以後，再動身去女兒的府第，可是，這天竟然沒有一人陳奏。到了第二天再上朝的時候，才發現昨日奏折都被積壓了。於是，下令懲辦了那個當值大臣。
一個月以後，嘉慶帝依照慣例來到中南海觀看霧凇，這天又沒有奏折遞進。由此嘉慶大為惱火，對隨從的大臣們說：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是有事情外出，也一定早起一段時間把事情辦完後才出去，你們這幫大臣啊，怎麼就是上行而下不效呢？朕高居內宮之中，尚且不貪圖安逸。再說，這觀看霧凇隻是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大冷天的雖然也沒有什麼好看，但它可以鍛煉一個人的意誌和品德。你們卻趁機在家睡懶覺，害怕、逃避早上的寒冷。年長者倒也情有可原，而年少者就太可恨了。於是下旨，把滿漢文武大小衙門的官員，一概嚴行教訓了一番，並宣稱，從此以後，如果再有因為皇上外出，而偷懶不上朝的官員，一律嚴加懲處。
嘉慶帝從小養成的克勤用勞的習慣，是皇父母與師傅的教誨使然。當然，麵對著嚴峻的國情，嘉慶又怎敢掉以輕心呢？總之，嘉慶在親政之後，為挽救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頹勢，時刻在想方設法矯正乾隆後期的種種積習弊政。
然而，為政之道怎一個“勤”字就夠了？嘉慶從乾隆手中接過的是一個亂攤子，在盛世的表象下掩蓋的是一個吏治腐敗、貪汙成風、各地起義不斷的政權。嘉慶上台之後，雖然迅速地除掉了和珅一黨，實行了一係列的除舊布新的措施，對於改變乾隆後期的種種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卻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局麵，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清代中衰之勢。從嘉慶帝個人來說，他始終開不出一個根治日趨嚴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藥方，對一大批“屍祿保位”的官僚隻能警告、恫嚇，最終還是徒呼奈何而已。他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認識，但對於一個日趨衰弱的封建古老國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對付外來侵略者，此後，隻能沿著衰敗的道路滑下去。
在嘉慶一朝，貪贓枉法、吏治腐敗，與之形影不離，尾大不掉。也許是山中無老虎、猴子也稱王的緣故，和珅被除掉後，在各級政府中的官吏貪汙腐敗現象，不但不見有多少好轉，反而越演越烈，幾乎接近失控的狀態。這與嘉慶帝本人不無關係，因為他既沒有乾隆的威望、魄力和手腕，又對貪汙腐敗打擊不力，畏首畏尾，所以，這一頑疾成為嘉慶中興夢破滅的主要原因。
再有，天公也不作美，在嘉慶當政的25年裏，人禍天災，此伏彼起，使嘉慶應接不暇，疲於應付。河患這個甩不掉的包袱，壓得他喘不過氣來，高昂的付出和投入，帶來的卻是無盡的憂慮和苦惱，治理河患，成為治理國家重要的組成部分。
洪災過後，腐敗也像洪水一般向他襲來，導致一有洪災必有腐敗，令嘉慶帝極為惶恐，不知所措。黃河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它養育著億萬中華兒女，在這片廣袤的大地上生生不息，人民要求治理它。治理它吧，費用浩繁，有關官員視之為個人發財良機，窮奢極欲，喪盡天良，使得治洪工程幾乎變為他們發家致富的聚寶盆。不管它吧，洪水成災，生產遭到破壞，百姓流離失所，對社會穩定構成嚴重的威脅。所以，嘉慶朝的河患頻犯頻治，可總是不能徹底根除，治理河患的開支一直是軍費以外最浩大的一宗。因此，河患成了嘉慶帝一塊揮之不去的心病，如同夢魘一般緊緊糾纏著他。嘉慶沒決心、沒魄力、沒智慧處理，一些貪官酷吏得到了降職或革職處分，但舞弊侵蝕之風，依然如故。嘉慶沒有辦法懲治這幫貪官，河患又不得不治理，所以就隻能開捐例斂錢，雖然自知這種做法使吏治更加敗壞，卻也不得不為。
嘉慶朝幾次開捐例，都以河費為由，而搜刮來的錢財，又使這幫治河大吏更加奢侈，河務之事依然無望。這使得素以“節儉”“愛民”自居的嘉慶帝，留給後人一個莫大的笑柄，同時，也難怪他暗生悶氣，煩躁易怒了。種種原因導致河患問題，始終成為他難以診治的難題。
嘉慶帝晚年總結自己的為政之道時說：“朕圖治維殷……所謂為政不在多言，無奈衰敝之勢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