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用上，取消為皇帝準備禦用硯台40方的慣例。禦用毛筆曆來都是特製紫毫筆，道光覺得紫毫筆珍貴難得，即命令此後不再征用，禦用筆改換為普通臣民常用的純羊毛或羊毛與一般的兔毛相間合製而成的毛筆。如此儉樸，在曆代封建帝王中，簡直是筆中紫毫，“千萬毛中選一毫”了。
道光身體力行，如此節儉，卻事與願違。表麵上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統治階級上層的一部分人，多少遏製了奢侈之風的惡性發展。但經康乾盛世之後的奢靡之風業已形成，要再想讓吃慣了滿漢全席的文武百官回去挖野菜，誰也不願意，為了給道光一點麵子，隻好裝模作樣，“儉外奢中”。傳統的節儉觀絲毫無助於“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腐敗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上文提到的曹振鏞，是道光皇帝第一信任和重用的大臣，也是當朝的頭號人物，他有句名言“多磕頭，少說話”，這是他官運亨通的秘訣。他非常善於揣摩道光的意圖，知道他好求全責備，吹毛求疵，因此，處處投其所好。
科舉是自隋以來中國帝製時代最重要的一項人事製度，明清八股取士已經難以選拔人才，但到了道光時代，更是登峰造極。曹振鏞多次主持過科舉，隻以不違反政治原則為標準，看重文章的細枝末節，而真正有創見、有才華的人反而無法錄取。由於道光喜歡楷書，當時的殿試“專尚楷法，不問策論之優劣，甚至有抄襲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結果，導致“末學濫進，豪傑灰心”。
道光皇帝倦於政事，再加上年事已高，沒有足夠的精力處理政務，於是，曹振鏞建議他對臣子們“指陳闕失”的奏章，可“擇其最小節目之錯誤者譴責之”，使臣子們感到皇帝“察及秋毫”，變得畏懼、恭順、不敢言。於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閉塞言路，“奏章中有極小錯誤，必嚴斥罰俸降革”，導致“中外震驚，皆矜矜小節，無敢稍縱”，因此，大臣們幾乎都成了“多磕頭，少說話”的庸碌之輩，所上奏章也“語多吉祥，凶災不敢入告”。曹振鏞不僅自己身體力行“多磕頭，少說話”的官訣，甚至勸誡本應直言敢諫、彈劾權貴的禦史：“道光初，曹太傅振鏞當國，頗厭後生躁妄。門生後輩有入禦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興！’”繼曹振鏞執政的是穆彰阿，人稱其“在位二十年，亦愛才，亦不大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為務”。曾國藩上奏批評道光時代：“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
道光皇帝與曹振鏞的確是一對完美的君臣，彼此相知相契，可惜，他們共同創造的是一個萬馬齊喑、平庸、衰敗的時代。時人龔自珍一針見血直斥這個貌似治世實為衰世的時代：“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不僅找不到有才能的文武大臣、有才能的文人、有才能的老百姓、有才能的工匠、有才能的商人，甚至連有才能的小偷、流氓、強盜都沒有，不僅君子少，就連小人也少，因為所有的人實在是太平庸了。偶爾出現了有才能的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就像一個沒有縫隙的黑屋，所有的人在裏麵一起昏睡，根本不知道外麵的世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道光執政的第十九個年頭，鴉片戰爭爆發，最後以簽訂《南京條約》賠款割地而告終。
道光處於內憂外患曆史轉折的關鍵時期，按理說要敢於衝破傳統思想文化羈絆，並具有足夠膽識去開拓未來，他卻偏偏“守其常而不知其變”。在中國即將進入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麵臨空前危機之際，道光不進則退，他的庸碌、瑣碎、氣度狹小的個性和作為卻倒行逆施地惡化了整個政治環境，讓中國進入了一個平庸乏味、扼殺人才的衰世。
3.平叛固邊陲，天朝顏麵無存
隨著大清王朝的沒落，一些固有的矛盾又開始浮出水麵，邊疆又開始出現動亂。這時的大清帝國，還是果斷地出兵進行了平亂，保住了邊疆的安寧。但是武力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內憂外患的幹擾下，一紙協議讓曾經的統治者們顏麵無存。愛新覺羅家族的臉麵被邊陲小族重重地打了一記。
當年清朝平定準噶爾叛亂時，曾經被準部俘虜的維族各城首領大小和卓木（博羅尼都和霍集占）逃回了老家。他們為了恢複過去的地位，遂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煽動叛亂活動。次年，清朝派軍平叛。到1759年，最終將這次叛亂鎮壓下去。之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讚大臣、辦事大臣及劣謨大臣，他們受伊犁將軍的管轄。
嘉慶十五年（1820年），逃亡浩罕的大和卓木的孫子張格爾，在英國侵略者的直接支持下，潛入喀什噶爾，煽動維族上層反動分子發動了一次武裝叛亂。英國侵略者企圖通過張格爾把中國的新疆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因此，積極訓練張格爾叛軍，提供武器。另外，張格爾還和浩罕國的統治者進行勾結，答應事成之後，割讓喀什噶爾，平分喀什噶爾等四城的人口和財產。
道光六年（1826年），張格爾叛軍占領了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等城。英國侵略者也隨之而入，並對張格爾進行著嚴密的監視和控製。
張格爾自稱賽亦德·張格爾蘇丹，宣布為南疆統治者。英吉沙爾（今英吉沙）、葉爾羌（今莎車）、和闐（今和田）三城，相繼為叛軍攻占。張格爾控製南疆後，“殘害生靈，淫虐婦女，搜索財物，其暴虐甚於前和卓千倍萬倍”，與其入疆之宣傳完全相反。廣大維吾爾族人民強烈反對，轉而支持清軍。占領葉爾羌之叛軍五六千人，進攻阿克蘇（今屬新疆）。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派參將王鴻儀率兵600人阻擊，在都爾特（今阿瓦提北）被叛軍所殲，王鴻儀戰死。當叛軍進至距阿克蘇僅八十裏處，企圖強渡渾巴什河時，由庫車及喀喇沙爾（今焉耆）來援之達淩河、巴哈布兩部清軍到達。在當地維吾爾族人民自發組織的數百抗叛部隊協助下，擊退渡河叛軍，並進至南岸立營。叛軍多次進攻，均被擊退，被俘斬千餘人。叛軍不敢東進，東部局勢趨於穩定。道光帝命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署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為參讚大臣，調集吉林、黑龍江、陝西、甘肅、四川五省兵三萬會攻叛軍。十月間，陝西等地清軍萬餘到達阿克蘇，開始轉為攻勢作戰。時叛軍三千人據守阿克蘇西南約二百五十裏之柯爾坪（今柯坪），該地西南通巴爾楚克（今巴楚）、喀什噶爾，是清軍進軍必經之路。長齡派陝西提督楊芳，以突襲攻占該地，打開了西進的通道。返時，和闐伯克伊敏亦率當地群眾二千餘人擊敗叛軍，收複和闐。隻因大雪封路，清軍不能馳援，又為叛軍奪占。
七年二月六日，清軍主力開始西進。二十二日，在大河拐擊敗三千人後，次日又擊敗叛軍二萬於渾阿巴特（今伽師東），二十五日再殲叛軍萬人於沙布都爾，二十八日進至渾河（又稱洋達瑪河，今博羅和碩河）北岸，距喀什噶爾城僅十裏。叛軍十餘萬阻河列陣，亙二十裏。清軍用聲東擊西戰術，先以一部騎兵在下遊渡河，將敵軍注意力引向下遊，之後，以主力乘夜暗由上遊急渡，突襲敵陣地，叛軍潰逃。清軍乘勝疾進，於三月初一日收複喀什噶爾城，初五日收複英吉沙爾，十六日收複葉爾羌，五月收複和闐，前後殲滅叛軍近三萬。但張格爾已先期由木吉（今布倫庫勒西北）逃往達爾瓦斯山之藏堪，楊遇春、武淩阿銜，仍勒限擒獲。十二月二十七日，張格爾率五百餘人潛入阿爾瑚（今阿圖什西北），當其退走時，在喀爾鐵蓋山（今喀拉鐵克山）被清軍全殲。張格爾逃布魯特，被縛送清軍。最終，張格爾叛亂平定。
這場戰爭曆時十年，甚至在1847年鴉片戰爭時還有一場餘亂，後也被平定。清廷在武力平叛張格爾之後，迫令浩罕國放棄他們的特殊權益要求，禁止他們在新疆的一切貿易。並且，還沒收了他們的茶葉和大黃藥材。浩罕國原本想利用張格爾向新疆延伸勢力，沒想到地盤沒要著，生意也做不成了，哪裏肯甘心。於是，在1830年再次入侵新疆。新疆大漠之地，不說派兵難，後勤補給也難。為了穩定邊疆，清廷無奈之下隻有和浩罕國談判，達成協議，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