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帝奕詝，道光十一年（1831年）生於北京圓明園。道光於1850年正月丙午日病死後，他於同月己未日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鹹豐”。鹹豐剛剛即位，就於鹹豐元年（1851年）元月爆發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正在鹹豐鎮壓太平天國之時，英、法兩國於鹹豐六年（1856年）再次對華宣戰，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而俄國卻趁火打劫，蠶食中國領土。對於英、法、俄等國的侵略軍，鹹豐又妥協求和，被迫同各侵略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璦琿條約》等不平等條約，迫使清政府進一步對外開放國門，並割讓了大片土地，使中國進一步淪為半殖民地社會。
1.力圖革興，罷免穆彰阿
新官上任三把火。鹹豐帝接手大清帝國之後，麵對滿目瘡痍的國家，效法祖宗的勤政風範，試圖力挽狂瀾。他罷免了父親的重臣穆彰阿，把鴉片戰爭的責任推到一個臣子的身上，企圖以此來打開振興的大門。然而，積重難返的大清帝國那蹣跚的、走向深淵的步伐卻沒有絲毫停留。
年輕的奕詝登上皇位時，頗有點大幹一番的味道。他極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風範，從《實錄》中看，他此時的工作極為勤奮，每天都有許多諭旨下達，其中，不少是親筆寫的朱批、朱諭，不勞軍機大臣動手。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守住這份祖業，重顯祖宗昔日榮光。鹹豐帝在上台後的八個月，便主演了一場好戲——罷免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樸，號鶴舫，郭佳氏，滿洲鑲藍旗人。出身於滿族官僚家庭，父廣泰，官至內閣學士、右翼總兵。
穆彰阿於嘉慶十年（1805年）中進士，選庶吉士，累遷禮部侍郎，曆任兵部、刑部、工部、戶部侍郎。道光初年，受到道光帝的信任，由內務府大臣擢左都禦史、理藩院尚書，兩署漕運總督，繼授工部、兵部、戶部尚書等職，並自太子少保晉太子太保，充上書房總師傅，拜武英殿大學士。他於道光七年（1827年），入軍機處學習行走，次年授軍機大臣，蟬聯十年，至道光十七年又升任首席軍機大臣。“終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後擔任軍機大臣有二十餘年。
穆彰阿長期當國，專擅大權。對上奉承迎合，固寵權位；對下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他利用各種考試機會，招收門生，拉幫結派，形成一個極大的政治勢力集團。《清史稿》記載他“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複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為總裁。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穆黨”。
在禁煙運動和鴉片戰爭期間，穆彰阿主張維持鴉片走私現狀和對外妥協投降，在道光帝的對外決策中起著極大的負麵作用。鴉片戰爭爆發前，他包庇鴉片走私和官吏層受賄，阻撓禁煙，對於道光帝授予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的大權，極為嫉妒。
戰爭爆發後，穆彰阿極力打擊以林則徐、鄧廷楨為代表的抵抗派，主張向英國侵略者求和。他先讚同琦善對英軍妥協求降，之後更支持派遣耆英等為代表與英國侵略者簽訂南京條約，繼而與美國、法國等簽訂其他不平等條約。在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派往廣州查禁鴉片時，穆彰阿雖不敢公然反對和出麵阻撓，暗地裏卻伺機進行破壞。當英艦北上大沽口進行威脅時，他看到道光帝“意移”，即由主戰動搖為傾向於妥協，便以“開兵釁”的罪名加給林則徐，表示讚同和議，促使道光帝“罷林則徐，以琦善代之”。
而當琦善在廣州向侵略者委曲求全，擅自與義律談判賠款與割讓香港的問題敗露，以致被革職鎖拿回北京等候審判時，他又示意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等，出麵要求道光帝對琦善從輕處理；直到奕經被任命為揚威將軍派往浙江主持戰事，他又保舉琦善隨軍“戴罪立功”。另一方麵，他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鴉片戰爭和戰後推波助瀾，為英國侵略者張目，連續製造冤案，阻撓抗英反侵略鬥爭的進行，林則徐、鄧廷楨被遠戍伊犁，在台灣堅持抗英鬥爭的姚瑩、達洪阿被革職押解進京，都與他從中陷害有關。
在戰爭進行期間，穆彰阿持消極態度，反對對英軍侵略進行自衛反抗。江浙每一敗仗警報，他就“相顧曰：‘如何！’蓋謂不出所料也”。等到戰爭結束時，他又公開表示，“兵興三載，糜餉勞師，曾無尺寸之效，剿之與撫，功費正等，而勞逸已殊，靖難息民，於計為便”，竟全盤否定東南沿海四省廣大愛國軍民浴血抗戰、流血犧牲的反侵略鬥爭。而也正是他有資格勸說，道光帝才接受英國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條款。之後，他更進而支持戰後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當時的愛國士人曾賦詩道：“海外方求戰，朝端竟議和，將軍伊裏布，宰相穆彰阿。”反映了人們對他作為投降派首要人物的一般看法。
穆彰阿對於道光末年的政治敗壞，應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一八五Ｏ年十二月一日，鹹豐帝終於動手了。這一天，他打破向皇太貴妃（即其養母博爾濟錦氏）請安後再辦公的慣例，首先，頒下一道《罪穆彰阿、耆英詔》的朱諭。這份文件的分量不亞於一次政變，紫禁城為之震動，空氣也變得凝重起來。
通過罷免穆彰阿、耆英，鹹豐帝表述了其全新的對外政策：將起用對外強硬的官員，使用強硬的手段來對抗英國等西方國家。他的這種全力保住並盡可能挽回國家權益的意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就實際舉措而言，以為用忠擯奸即可抗“夷”的策略則顯得十分幼稚。對外強硬取決於武力的強大，若非如此，隻是一種虛張。
此道諭旨頒下後，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前漕運總督周天爵、福建學政黃讚湯亦先後上奏，提出具體計謀，鹹豐帝皆發下，令沿海各省參照執行。蔣文慶建議：一、沿海各省將備弁兵，日日講求訓練；二、沿海地方官，力圖團練之法；三、仿造台灣定例，道、府地方府節製轄地駐軍。周天爵判斷英國再犯有三個方向，即長江、天津、山海關。他建議用木頭或石料製作三十萬斤大炮，並在戰術上誘敵登岸，用火攻、陸戰製敵。黃讚湯要求在糧餉、器械、義勇上早作準備，以便早定出奇製勝的計謀。
鹹豐帝的諭旨，隻令籌防，而未言及如何籌防。蔣文慶、周天爵、黃讚湯的計謀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著邊際，與戰時杜守田的“木籜火攻法”相類似。然而，聖旨又是不能不執行的，各地的做法也就陽奉陰違，各行其道。對此，鹹豐帝也無能為力，他製定不出像樣的海防政策來，地方官也沒有製敵良策，隻好各行其是，獨自行事了。
雖然鹹豐還在做著中興大夢，試圖力挽狂瀾，希望有所作為。但是，罷免一個穆彰阿，對已經死氣沉沉的大清帝國來說，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了，這個東方帝國正越來越迅速地滑向深淵。
2.聞風而逃，釀華夏千古奇恥
麵對強敵入侵，愛新覺羅的子孫居然望風而逃，致國家民族不顧，作為在馬背上奪得天下的愛新覺羅家族來說，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悲哀。對外敵的恐懼，預示了這個家族最終的結局。
鹹豐當政時對外碰到的最大難題，是英法聯軍入侵北京。鹹豐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國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條約》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絕。鹹豐六年（1856年），英國借口“亞羅號”事件，進犯廣州，被擊退。
鹹豐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兵敗，後被俘，解送印度加爾各答，死於囚禁。
鹹豐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聯軍及英、法、俄、美四國公使，抵達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謂“修約”。鹹豐令直隸總督譚廷襄“以夷製夷”：對俄示好，對美設法羈縻，對法進行誘勸，對英嚴辭責問。譚廷襄奉旨行事，結果未能成功。四月，英法艦隊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軍8000餘人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