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役開始雖有小勝，但在高梁河一戰中宋朝軍隊卻大敗而回。趙光義本人也差點被遼軍俘虜。
高梁河之戰是趙光義轉向“守內虛外”政策的關鍵環節之一。此次戰敗，使宋初以來經過生聚教閱而日益精強的宋軍元氣大傷，而軍中發生擁戴德昭之事，又使趙光義深為懼怕和擔憂。戰後，趙光義竟不聽取大臣們的意見去整飭軍紀，精加訓練，而是全力關注內政，尤其是加強對皇族和軍隊的控製。此後，宋軍對遼作戰逐漸陷入被動。
高梁河之戰後，為了報複南京（遼朝的南京即今北京）圍城之役，當年九月與次年十月，遼軍兩次攻宋，雙方互有勝敗，誰都不敢說勝券穩操，因此曾一度休戰。但趙光義似乎仍未放棄收複燕雲十六州的想法。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出於對內外形勢的判斷，趙光義決定再次發動大規模的伐遼戰爭，史稱“雍熙北征”。
先說對內。高梁河戰敗時，軍中一時見趙光義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擁立太祖之子趙德昭，這令趙光義深感皇位未穩。於是，他轉而關注內政。到雍熙初年，不僅太祖之子都已死去，連居於準皇儲地位的皇弟趙廷美也已貶死，趙光義最後一塊心病已經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圍城之役以來，七年的戰略物資積聚，也足以對付一場大戰。
再說對外。趙光義誤信邊將的報告，認為“契丹主少，母後專政，寵幸用事”，遼朝政局不穩，是天賜伐遼的良機。趙光義正想挽回高梁河慘敗的麵子，便同意出兵伐遼。不過，此次趙光義心有餘悸，便坐守京師遙控指揮，令曹彬、李重進、潘美和楊業等兵分三路北伐，準備合圍燕京。
但在此戰中，由於宋軍指揮不當，各路人馬缺少合作，紛紛敗退。楊業父子血戰陳家穀，不屈身死，邊境大震。
楊業本在北漢主劉崇麾下效力，頗受劉崇賞識，還被賜名劉繼業。後來，北漢降宋，楊業亦歸附，太宗便命楊業恢複其本名，並予以重用。
雍熙北伐之所以慘敗，趙光義有推卸不掉的責任。與太祖趙匡胤相比，趙光義的武功征伐是遠遠不及的。太祖出身行伍，有著豐富的戰爭經驗，而趙光義在繼位前雖然立過戰功，但並未經曆過重大的戰役，因而也就缺少許多實戰經驗。趙光義又自以為是，剛愎自用，再加上秉承太祖削奪武將兵權的做法，每次出征前都製定了陣圖（預先規定好戰鬥隊形和防禦部署的作戰方案），讓將領們依計行事，卻完全不顧前線戰場上需要將領發揮主動性和靈活性的實際情況，犯下了兵家大忌，嚴重束縛了將領們的手腳。此外，趙光義將北伐將士兵分三路，卻又不能統一指揮，使之互相配合，使得三路兵馬極易被遼軍分割擊潰。
雍熙北伐的慘敗，對於趙光義乃至整個朝廷的影響非常巨大。一時間，朝廷上下都彌漫著一股“恐遼”情緒。之後，四川又發生了王小波、李順起義，宋與西邊黨項族政權的戰爭也多有敗績。這些情形，使得太宗焦頭爛額，不得不重新考慮他的內外政策，施政策略上由此發生了很大變化，漸漸地從積極應對外敵演變成為消極抵抗和守內虛外，這種政策的製定與實施給兩宋時期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端拱元年（988年）秋八月，北部邊境警報接連。但趙光義已經完全失去了當初北伐時躊躇滿誌的信心和決心。雍熙北伐後，對於與遼的關係，朝中一些大臣開始提出主和與主戰兩種不同的政見。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防等相率上疏，引證漢唐故事說明對外講和的重要性。但是對於那些明顯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張，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對趙普等人說：“恢複舊疆，不是別人的主張，是朕的一貫誌向。伐遼失敗隻是由於將帥軍事指揮上的失誤所致。”右正言、戶部郎中張洎等主戰派則相繼上禦戎策，建議加強邊地武將的兵權，任賢修政，省官畜民，選勵將士，以圖再次北上伐遼，收複失地。太宗雖對張洎等人的主張加以讚賞，但卻不打算實行。
端拱二年（989年），趙光義聲稱“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外自安”，確立了其後宋朝一以貫之的守內虛外政策。因此，宋朝對遼由攻到守，準備和解。而遼朝的蕭太後對宋朝多次北伐卻耿耿於懷，向宋擺開了進攻的陣勢進行威脅，並幫助西夏王朝奠基者李繼遷繼續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為了防守，隻命宋軍在邊境疏河道，建立軍寨作屏障。若遼軍入侵，不許出兵，除非不得已，隻許沿城布陣，卻不許離寨進攻。結果束縛了將士們的手腳，守邊將領隻好得過且過，“始受命則惟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門為上計”，真正能對遼軍作戰的將領屈指可數。從此，宋朝軍隊的作戰能力越來越弱。趙光義也終於把一腔熱血變成了安於現狀的心安理得。
3.吸取教訓，以文治國
唐末至宋初的朝代更迭，成於武將之手，也敗於武將之手，致使每個家族的統治都不能長久。借鑒前車，“以文治國”也就成為了趙氏家族自始至終的統治策略，由此產生了繁榮昌盛的宋代文化。但由於趙氏政權過於偏“文”，以致武將不能護國，趙氏政權始終無法強於周邊的其他政權。
趙光義是自五代以來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繼位之初也曾重武，但在多次攻遼失敗後，就失去了往日的銳氣，轉而重文。兩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所確定的方針、政策，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於軍事、政治方麵，而太宗除了對太祖已有法度作了進一步完善外，又著重在文化、經濟等方麵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規範。
科舉製度雖始於隋唐，但真正完善則是在北宋。到宋初，門閥製度已不複存在，科舉向文人知識分子廣泛開放，“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隻要文章、詩賦合格，都可錄取。太宗趙光義擴大了取士的規模，每次科舉考試錄取的進士數額，都遠遠超過了唐代及宋太祖時。太宗還促進科舉製度日趨嚴密、完整，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試卷作弊。
趙光義十分重視發展文化事業。五代以來，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稱為“三館”，但由於不受重視，直到太祖時，三館的物質條件仍然都很差。太宗不僅親自為三館選定新址，還親自規劃，定名為“崇文院”。新館舍精美壯觀，可與皇宮的建築媲美。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閣的藏書已十分豐富。趙光義頗為自負地對大臣們說：“朕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抄寫購求，今方乃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
在廣泛搜求圖書的同時，趙光義還先後組織一批文人編纂了幾部大型類書。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剛剛即位幾個月的趙光義就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十多人編纂《太平廣記》與《太平禦覽》等書。這兩部巨著與同時期的《文苑英華》，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有著極重要的價值。
趙光義執政較為勤謹。為了鞏固宋王朝的統治基礎，他親自挑選人才，通過召見臨問以觀其才，優秀者予以提拔重用。他對近臣說：“朕每看見布衣縉紳中有才誌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興。”趙光義每天一早就到長春殿受朝，聽完百官的政務彙報後，接著又到崇政殿去處理政事。有時為了處理政務，連午飯都耽誤了。
趙光義不喜遊獵。端拱元年（988年）九月，他對侍臣說：“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之外，更不於近甸遊獵。”命人將五坊中所飼養的鷹犬，全數放生，並下詔令天下不要再來進獻。淳化三年（992年）十月，佘禦卿（佘太君的二哥）送來白花鷹，太宗讓人把它放了，仍然下詔不許複獻。
趙光義對宗教的態度基本上是寬容的。由於佛教在吳越、南唐、後蜀等南方割據小國中非常流行，故北宋開國後，為了爭取南方各階層的支持，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趙光義認為佛教“有裨政治”，因而有意提倡，太宗朝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處修建寺廟，並在首都開封設譯經院釋譯佛經。北宋從太祖開寶年間開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經，到太宗時雕版完成，印行了中國第一部佛經總集。宋朝建國時，各地僧徒不過六萬多人，至太宗時增加到24萬人。不過，趙光義本人的態度則是重道教，輕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