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正月，趙昚任命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史浩升為右相，當時左相是陳康伯，組織“隆興北伐”的戰略部署。張浚派李顯忠、邵宏淵率軍渡淮北伐。宋軍進軍之初，連克靈璧、虹縣、宿州等地，但受符離之敗的影響，宋軍很快便潰敗。此次北伐原本便組織不甚充分，加之用人不當、將領之間矛盾重重，而符離戰敗又使宋朝積蓄的軍資損失殆盡，“隆興北伐”未得取得任何進展。
張浚當時坐鎮盱眙指揮。符離之敗的消息傳至盱眙，張浚聞訊大驚，慌忙之間以劉寶為鎮江都統製，渡淮北上泗州。金兵並沒有趁勝南下，這時候南宋朝廷的投降勢力又開始積極活動了。此時，已為太上皇的高宗並不讚成北伐，趙昚憑著年輕人的勇氣和新君的銳氣，決意出師北伐。隻可惜張浚誌大才疏，未能實現趙昚的宏圖偉業，戰敗的屈辱極大地打擊了趙昚的自信心，他不得不對投降派作出讓步。“隆興北伐”就這樣以失敗而告終。
北伐之敗，讓趙昚意識到恢複大業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他開始在和戰之間搖擺不定。隆興元年七月，他起用秦檜餘黨湯思退為右相，讓其主持同金朝議和。湯思退延攬同黨，排斥主戰將領。張浚屢屢遭到彈劾，終被貶官，其他主戰大臣也紛紛去官。
隆興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重新訂立和議：南宋不再對金稱臣，改稱“侄皇帝”；每年向金朝交納的“歲貢”改稱“歲幣”，並減十萬之數；南宋把完顏亮南侵失敗後由宋軍收複的州郡割還金朝。這就是所謂的“隆興和議”。
與紹興和議相比，雖然這次議和對南宋來說仍舊是一個屈辱的合約，但南宋在隆興和議中的地位卻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向金朝稱臣，歲貢改為歲幣，數量也比紹興和議減少十萬兩，這是金朝最大的讓步；而南宋在采石之戰以後收複的海、泗等六州悉數還金，則是宋朝最大的讓步。
宋金雙方的讓步，都是基於一種新的地緣政治的實力平衡：金朝的讓步是出於內部的不夠穩定，宋朝的讓步是出於兵戎相見時力不從心。離開這兩點，空談和議是否平等或屈辱意義不大。隆興和議以後，宋金關係再度恢複正常，直到開禧北伐才試圖再次打破這種地緣政治的均衡狀態。而隆興和議到開禧北伐的四十年間，宋金都進入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好時期。
3.得與失：孝宗重振皇權的努力
趙氏家族的祖宗法度，影響著趙家一代又一代的統治者，這也是趙氏政權軟弱的原因所在。趙昚為了防止再次出現大臣擅權的局麵，采取各種措施加強皇權。然而，趙昚的“誌大才疏”，還是對南宋政治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孝宗趙昚在積極處理對外關係的同時，更注重強化內部統治機能。高宗趙構後期，秦檜獨攬朝政，黨羽遍布朝廷，相權的膨脹對皇權構成了極大的威脅。趙昚曾親身感受到秦檜的專橫跋扈，他主政後，為了防止再次出現大臣擅權的局麵，采取了各種措施以加強皇權。
即位之初，趙昚就開始著手革除南宋初期以來政治上的種種弊端。他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加強對貪官汙吏的懲治力度，嚴格官吏的考核，甚至親自任免地方中下級官吏。南宋建立以後，財政一直拮據，趙昚盡量減少不必要的開支，還經常召負責財政的官吏進宮，詳細詢問各項支出和收入，認真核查具體賬目，稍有出入，就要刨根問底。
為了改變民貧國弱的局麵，趙昚特別重視農業生產，不僅每年都親自過問各地的收成情況，還十分關注新的農作物品種。一次，範成大進呈一種叫“劫麥”的新品種，趙昚專門命人先在禦苑試種，發現其穗實飽滿，才在江淮各地大麵積推廣。
趙昚在位期間，“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大到軍政國事，小到州縣獄案，他都要親自過問。無論是在積極進取的隆興、乾道時期，還是在消沉保守的淳熙時期，趙昚都一直保持著這種事必躬親的作風。這固然是為了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為一個皇帝，能夠自始至終孜孜不倦地處理政事，畢竟是十分難得的。
趙昚的勤政的確達到了集中皇權的目的，許多原本該由臣子處理的政務，現在都要由他親自裁定，臣子們隻好俯首聽命，很少有自己的主見。然而，這種勤政對南宋政治卻產生了消極的影響。趙昚理政之細，已經到了煩瑣的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細枝末節上，反而忽視了治國的大政方針。一些大臣曾勸過趙昚要先抓住國家大政，雖然他也認為他們言之有理，但一遇到具體問題，又依然故我。
在重大決策上，趙昚往往事先不經深思熟慮，就貿然施行，稍有挫折，就馬上收回成命。他在位期間，朝令夕改、猶豫反複的情況多次出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張浚北伐、隆興和議中的表現。收複中原的計劃最終落空，與趙昚的這種為政作風也不無關聯，有人評價他“誌大才疏”，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趙昚的集權，使以宰相為首的朝廷大臣們難有作為。孝宗趙昚在位28年，先後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參知政事的有34人之多，如此頻繁地更換宰臣，這在宋朝曆史上是罕見的。宰臣在任時間幾乎都不長，可見趙昚的目的是防止權臣的出現。他為了樹立起君主的絕對權威，有時甚至聽信片麵之詞，不經過調查核實，就將宰臣免職。乾道二年，有人檢舉參知政事葉顒受賄，而檢舉之人與葉顒素來就有矛盾，趙昚在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就將葉顒免職。之後，經有關官員查證，並沒有發現葉顒受賄的確鑿證據，趙昚才意識到錯怪了葉顒，重新召其入朝。
淳熙二年，朝廷選派使臣赴金求河南陵寢地，宰相葉衡推薦湯邦彥前往。湯邦彥膽小如鼠，他懷疑這是葉衡要自己去送命，因此懷恨在心，向趙昚上書告密，說葉衡曾有詆毀趙昚的言論。趙昚大怒，當日就罷去了葉衡的相位，並將其貶往郴州。宰相是百官之首，趙昚卻輕易罷免，反映出他對宰臣們缺乏真正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