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不僅是中國政治經濟製度變革的一個關鍵節點，也是中國農業保險製度演化的一個分叉點。1949年到1979年之間中國政治經濟製度的變革及其所形成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和計劃經濟體製對中國農業保險製度演化與變遷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一階段，中國農業保險製度的演化路徑、軌跡與中國政治經濟製度變遷存在高度關聯性和相似性。反反複複的政治運動不僅破壞了經濟發展的穩定環境，也惡化了農業保險製度演化的外部環境。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製不僅束縛了經濟發展的活力，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也抑製了農業保險製度創新的活力，導致農業保險創新萎縮，農業保險發展陷入停頓並被停辦。因此，不穩定的外部製度環境（反反複複的政治運動、高度集權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是導致中國農業保險陷入停滯，處於無效軌道演化的重要約束。
1982年伴隨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和農業經營製度創新，為配合農村改革與發展，農業保險得以恢複。農村經濟體製改革激發了各地農村進行農業經營製度創新的活力和積極性，出現了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業製度創新的高潮。農村改革和農業製度創新推動了農業保險製度創新高潮的湧現，使得上個世紀80年代農業保險恢複後，經曆了一個快速發展的製度演化階段。農村社會經濟製度與農業保險製度創新的實現得益於當時中央的政治經濟體製改革，市場導向的政治經濟體製改革，賦予農民和保險公司生產經營主體地位和自我發展的自主權，逐步減少政府對農民和保險公司經營的幹預和控製，使農民和保險公司成為分散化的經營決策主體和市場競爭主體。通過市場機製的競爭壓力的外部約束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內部約束，一方麵，促使農民增加農業生產投入，增強了農民對穩定生產的風險管理技術投入和農業保險保障需求；一方麵，促進了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激發了保險公司的創新活力，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機製，促使保險公司加大農業保險投入、深化農業保險產品開發與技術創新、改進農業保險經營、完善農業保險業務流程等，進而推動農業保險沿著高績效軌道演化。因此，這一階段，中國農業保險的快速發展是與計劃經濟體製改革和農村經營製度變革緊密相關的，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軌、家庭聯產承包的農業經營製度創新，改進了農業保險製度創新的環境，保障了農業保險製度沿著高效路徑演化和發展。
1994年是中國農業保險製度演化的另一個分叉點和農村社會經濟改革的一個拐點。1994年以後，隨著中央經濟體製改革重心的轉移，農村製度創新陷入低潮，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放緩，城鄉差距不斷擴大。政府對農業保險的重視力度也相應下降，對農業保險發展的支持政策缺失，農業保險發展的製度環境變得更加不確定，農業保險創新成本增加，收益下降，保險公司創新動力削弱。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重心轉向城市，保險公司經營的重點也相應地轉向城市商業保險，導致農業保險規模不斷萎縮，農業保險發展陷入停滯。
2004年，中央再次將改革重心轉向農村，推進城鄉統籌、新農村建設、農村社會保障製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義務教育、農村財政稅費、農村土地製度等一係列製度改革和創新，推動了新一輪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和製度創新高潮的出現。作為支持農村社會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配套支持政策，中央明確了對農業保險的扶持，並製訂了推動農業保險發展的財政支持政策。在農村經濟製度進行變革，製度環境發生變化，政府有力支持的推動下，形成了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和製度創新的高潮。由此，可以看出，2004年以來，農業保險製度演化與農村社會經濟製度改革和創新存在緊密的關係，農業保險製度與農村社會經濟製度是共時演進、協同演化的，農村社會經濟製度改革推動了農業保險製度創新，農業保險製度的發展將推動傳統農業的轉型和農村土地製度等經營製度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