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化的商品經濟背景、製度環境下，農民的行為目標和行為特征發生適應性的調整和改變。農民從滿足家庭需求的自給自足生產轉向為實現最大化產出、最大化利潤而麵向市場和社會的生產。為獲得最大化利潤，農民必須不斷提高產出，創造更多剩餘產品，為此農民必須不斷改進農業生產條件、生產技術，增加農業生產的資本、技術、經營管理等投入，進而增強農民對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隨著農業產出增加，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農民對農業保險的投保能力、繳費能力也必然增強；市場化的製度環境下，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農業保險需求不斷增強，激勵著保險公司為開發、占領具有潛力的農村保險市場，滿足農民農業保險等保險需求，加大產品、技術開發和創新力度，改善公司管理，改進農業保險業務流程，提高服務水平，通過差異化、多元化、高保障的農業保險產品滿足農民的農業保險需求；不斷深化的市場化改革，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驅使保險公司隻有不斷改進管理、不斷創新，才能增強競爭力，占領更大的農村保險市場；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推進了分工與合作，促進了知識、技術、信息迅速、廣泛地傳播，也促進了農業保險知識、技術的傳播和普及；開放的市場環境，使農民以市場為媒介與其他市場主體頻繁地互動、交流，獲得和掌握更多的農業保險知識、技術、信息，增加了農業保險的了解程度，增強了農業保險的需求；市場經濟是風險經濟，市場競爭帶來的風險複雜化、多元化，也增強了農民的風險保障需求。所以，市場經濟的製度環境，農民形成了與這種製度環境相容的行為模式、行為決策和行為特征，形成了基於特定的製度環境的風險態度、風險管理決策，即在競爭性、開放性、風險性的市場經濟的製度環境下，為規避更加複雜、多元的風險，提出產出水平，創造更多剩餘產品、實現利益最大化目標，選擇和投保農業保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合理、理性的決策。
所以，製度環境影響著農民、保險公司的判斷、選擇和決策，塑造著農民、保險公司不同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特征，基於特定製度環境的行為選擇都是符合製度理性這一基本前提的，即任何行為決策都是特定製度環境下的最優的、最合理的選擇。因此，中國不同的製度環境塑造著農民、保險公司不同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特征，基於特定製度環境的行為特征影響著農民、保險公司對於風險的態度、對於農業保險的認知和判斷，進而影響著農業保險製度的供給和需求，並在具有製度理性的主體——農民、保險公司的供求互動下，形成了不同的農業保險製度演化軌跡、演化路徑。
7.1.6政府、市場與中國農業保險製度演化
“一個政府同另一個政府的最大不同，在於市場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場的程度。無論是亞當·斯密，還是卡爾·馬克思都懂得這一點。所以，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是政治學又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它對計劃製度和市場製度來說同樣重要。”
製度理論的框架一是產權理論，二是國家理論，三是意識形態理論。而國家是製度的最大供給者，“理解製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從長期經濟發展和製度變遷來看，我們都無法否認，國家及其政府扮演著關鍵角色，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國家的這種作用是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還是導致經濟停滯、社會動蕩。恩格斯對國家及其政治權力安排——政府的正反作用曾作出深刻的分析與概括，他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政治權力對社會獨立起來並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後，它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就沒有任何衝突，經濟發展就加速了。或者違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於崩潰。”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市場拓展和分工深化是現代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市場與分工的互動構成了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因。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市場機製的發展將推動分工深化，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了資源優化配置和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市場力量在持續地改變著社會關係網絡，使建構於傳統社會的人格化關係逐步解體，而被非人格化交易關係所取代。而從人格化關係轉向非人格化契約關係轉變是促進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拓寬市場範圍的關鍵，因而這種轉向就“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的製約因素”。市場的發展不僅在改變著社會關係，也在影響著政治製度安排，影響著政治權力的分配和政府決策的政治過程。市場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個自發演化的過程，健全的市場機製的形成過程是若幹因素互動、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政治權力及其載體——政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政府及其產權結構決定著市場機製的運行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