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市場機製的形成是一個長期自發演化的過程。但在像中國等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市場化的曆程相當短暫，甚至其市場化進程都是脅裹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體係的被動過程。由於沒有經曆一個成熟的市場培育階段，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體係是不健全的，市場機製的作用是有限的，市場不可能具有如此快速擴展分工、促進增長的能力，即使市場處於完善的運作狀態，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創造出趕超發達國家所要求的增長速度。何況，特殊信任國家的交易成本劣勢會更多地削弱社會分工的擴展能力，而技術進步與分工擴展極具相關性。隻有政府的力量才能強製地集中資源為分工擴展和經濟增長開辟道路，從而形成了政府主導型的發展道理。正如劉易斯1955年所指出的“國家越落後，一個開拓性政府的作用範圍就越大，軟弱的政府不能維持自己境內的秩序，也不能確保社會經濟的穩定增長”。由於後發展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比較早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要快得多，因而一個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麵臨的紛繁複雜的問題不是依次地，而是同時呈現出來，為在短期內應付這些驟然迸發的諸多矛盾和問題，需要一個強勢政府，“隻有靠強大的集權政府才能克服”。
因此，政府與市場共同構成了影響製度變遷、經濟增長的兩個主導性因素。同時，政府與市場本身也是一種製度，一種自生自發演化的製度。政府、市場這兩種製度不僅是構成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性製度安排，也構成了社會經濟發展和製度變遷的重要外部約束。
政府與市場的互動作用在中國農業保險製度演化和變遷過程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政府與市場的交互作用使農業保險製度變遷呈現出波動起伏的階段性特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市場的作用相互交織影響中國農業保險製度的演化路徑。
上個世紀30年代，農業保險試點失敗的原因在於，既缺乏一個能保障農業保險資源得到有效配置，促進分工與合作，推動農業保險市場規模不斷拓展的健全的市場機製，也缺乏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權威、社會資源整合能力的強有力權威政府。30年代，市場也存在於城鄉之間，但這種市場僅僅建立於封建小農租佃製經濟基礎之上的原始市場，而不是建立在分工合作的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擴展市場。原始市場的功能僅在於滿足封建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需求，它無法促進分工的深化、交易關係的拓展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對資源的基礎配置作用也非常有限。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和滲透，這種城鄉簡單的市場關係不斷被破壞，市場不斷被分割，加劇了市場的分裂狀態。分割的、原始的、落後的市場不能保障農業保險資源的優化配置，難以推進農業保險市場規模的擴大。帝國主義與本土地主官僚相勾結形成的賣辦資本、官僚資本，挑戰了國家的政治經濟權威，削弱中央政府對地方（尤其是農村）的控製力和影響力。由於土地改革滯後，地方尤其鄉村地主勢力依然強大，他們不僅頑強地抵製著市場化、現代化進程，阻礙農業生產關係革新，而且還杯葛、蠶食著國家在地方上的權力、權威、控製力和影響力，產生了地方與中央的分離傾向，導致當局的任何政策在農村的推行都基本破產、失敗。南京國民政府的農業保險等農業發展政策也都基本以失敗而收場，因為任何農業發展政策的推行難以獲得地方政治勢力的支持和配合。政策失敗的原因在於當局缺乏有效駕馭和控製地方勢力、整合社會資源的高度政治權威和強大控製力、影響力，當政府的政治權威受到挑戰、質疑甚至蠶食時，其政策的合法性、有效性就大打折扣。所以上個世紀30年代，農業保險試點失敗，農業保險發展緩慢的原因在於市場機製的原始、落後和政府的弱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