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靈帝劉宏，東漢第十一代皇帝，章帝玄孫解瀆亭侯劉萇（劉萇與桓帝為堂兄弟）之子，母親董氏。他於建寧元年（168年）12歲時被擁立為帝，在位22年。諡號“孝靈皇帝”。漢靈帝劉宏由一個皇族旁支已經落魄了的亭侯子弟，搖身一變而為萬乘之尊是幸運的。同時，他登上皇位又是不幸的。漢桓帝留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宦官躍躍欲試地覬覦著皇權，外戚虎視眈眈地準備統理朝政，遍野的饑民之聲，士人的不平之鳴，奏響了一曲末世哀歌的前奏。
1.少年天子：身陷外戚與宦官之爭
皇帝年齡的幼小，促成了外戚和宦官權力的爭鬥。這樣的事在各個朝代都有，但漢朝尤甚，最後竟發展成為皇權的外落，這不能不說是漢代的悲哀！
漢靈帝即位時還是個不諳世事的少年，對於屬於政治勢力範圍的宦官集團與士大夫集團的鬥爭，他當然會感到茫然。東漢王朝自和帝劉肇登基以後，多出幼年及少年天子，這些年幼的天子當然不會懂得如何去管理朝政大事，這就給了那些皇族外戚與內廷宦官以可乘之機，他們之間為執掌國政而不斷地進行鬥爭，勝利的一方即代替皇帝行天子權限，漢靈帝朝這種鬥爭的趨勢更加激烈。
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年），以竇太後、竇武為首的外戚集團與以曹節、王甫為首的宦官集團爆發了鬥爭。由於靈帝年幼，朝中便由竇太後執政，她當然不會虧待竇門子弟。經過論功冊封之後，她的父親竇武被封為聞喜侯，竇太後的兄弟竇機被封為渭陽侯，位拜侍中；竇武哥哥之子竇紹為都侯，遷步兵校尉，竇靖為西鄉侯，位拜待中，掌管羽林左騎。這樣一來，竇氏家族一時之間權傾朝野內外，顯貴異常。竇太後臨朝執政後，又起用了陳蕃，使陳蕃被拉攏進了竇氏家族。竇武與陳蕃又起用了在“黨錮之禍”中受害的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人，這些大臣又出現在朝堂之上，參與政事，使許多士人看到了一些為漢室效忠的希望。
宦官曹節在靈帝即位後被封為長安鄉侯，他不甘心受到壓製，千方百計地通過後宮關係向竇太後大獻殷勤，以此取得了竇太後的信任。但曹節畢竟是宦官，他這樣做，引起了陳蕃與竇武的擔憂。於是，他們密謀除掉曹節，竇太後卻拿不定主意。陳、竇二人不得已采取了武力消滅宦官集團的計劃，但卻事先被宦官得知，從而激起了一場宮廷事變。永康元年九月初七，宦官們把靈帝騙出宮後，關閉宮門，他們逼迫尚書起草詔令，任命宦官頭目王甫為黃門令，又脅迫竇太後，奪取了玉璽，後派人去逮捕竇武等人。竇武當然不肯受詔，他與侄兒竇紹邊戰邊退至軍中，召集數千人鎮守都亭。陳蕃一聽說發生變亂，立刻帶領屬下官員及太學生80多人，手持兵器衝入承明門，與王甫的兵士遭遇。結果，陳蕃被逮捕後送往北寺獄，後被宦官折磨而死。竇武與竇紹的兵力較弱，被重重包圍之後，二人不得已自殺身亡。竇家宗親以及姻親甚至賓客等，被宦官抓到的都被殺害了，以前經陳蕃、竇武舉薦之人遭免官並永不錄用。竇太後見大勢已去，憂憤而死。
宦官們對竇氏家族積怨已久，他們用一個非常簡陋的車裝著太後的屍體，隨便放置於城南一所宅院之中。曹節、王甫準備以貴人的禮節將太後隨便發喪了事，結果沒有得到靈帝的認可。曹節等人又想把太後獨自葬於別處，不與桓帝合葬。靈帝一時也拿不定主意，於是詔令公卿會議討論。會上，曹節、王甫強調“竇氏罪惡”，朝臣互相觀望，都不願意先說話。最後，衛尉陳球說：“皇太後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它配先帝，是無所疑。”太尉李鹹也表示支持。李鹹上疏認為“後尊號在身，親嚐稱製，且援立聖明，光隆皇藥”，甚至說：“太後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後為母！”這句話使靈帝最終支持了朝臣主張的太後與桓帝“合葬宣陵”的意見。
從“太後葬禮”都要拿到公卿會議上討論一事，可以看出靈帝的昏庸無能，此後外戚與宦官的較量也告一段落。從此，宦官更加驕橫霸道，直到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時，朝政都在宦官勢力的控製之下。
2.再起黨錮禍：天子無為，十常侍弄權
竇氏外戚失勢後，由於漢靈帝的無能，最後他隻能成為一個傀儡皇帝，而真正的權力卻落在了宦官的手中。
漢靈帝的皇位來得有點意外，因桓帝無子，他才得以劉姓族人的身份榮登寶座。自登基之日起，他的心裏就籠罩著一個可怕的陰影，隨著危機四伏的宮廷生活的繼續，他心裏的懼怕程度越來越重。他異常敏感，極其脆弱，總是擔心有人圖謀社稷，覬覦王位，侵奪皇權，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樣，又在突然間喪失皇位。靈帝身邊的宦官們非常清楚地掌握了靈帝的心理狀態，他們利用靈帝的這種心理為自己製造有利的形勢，不斷地營造出“謀反”“叛逆”的假象來嚇唬靈帝。
李膺等人在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後，雖然被罷官並終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們的操守而抨擊朝廷，還給他們取了許多讚美的稱號：稱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是指一代之典範；稱李膺、苟翌、杜密等人為“八俊”，俊是指為人之英傑；稱郭泰、範滂、尹勳等人為“八顧”，顧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導別人；稱張儉、翟超等人為“八及”，及是指能引導別人追求典範；稱度尚、張邂等人為“八廚”，廚是指能施財物救人危困。竇氏外戚被誅除以後，黨人清廉自守，在社會上威望極高，他們為陳蕃、竇武申冤，攻擊時政，自然涉及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了宦官的嫉恨。宦官們每擬詔書，總是重申“黨人之禁”。
中常侍侯覽對張儉尤其怨恨，他的老鄉朱並是個好邪小人，時為張儉所唾棄，侯覽便投意他誣陷張儉。朱並上書誣告張儉與同鄉24人互相別署稱號，結成朋黨，圖謀社稷，而以張儉為領袖，靈帝於是詔令收捕張儉。
永康二年，宦官曹節指使人奏請“諸勾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字、苟翌、翟超、劉儒、範滂等，請下州郡考治”。年少無知的靈帝竟問他：“什麼是勾黨？”曹節答道：“勾黨就是黨人。”靈帝又問：“黨人做了什麼惡而要殺他們？”曹節回答道：“他們相互勾結，圖謀不軌。”靈帝問：“他們想做什麼不軌的事呢？”曹節又答道：“想要奪權竊國。”一聽勾黨之人要竊國，靈帝馬上奏準了曹節的奏請，曹節乘機捕殺虞放、李膺、杜密、範滂等百餘人，妻子皆徙邊。此外，借機報私怨和地方官濫捕牽連，以致死徒、廢禁者又有六七百人。嘉平元年（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隸校尉捕黨人和太學諸生千餘人。嘉平五年進一步下詔州郡，凡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親，都被免官禁錮。直到光和二年，武都郡上祿縣長和海上書言黨錮之弊，黨人的禁錮才被解除。這就是曆史上第二次“黨錮之禍”。至此，賢能忠義進步勢力遭到徹底打擊，宦官們消滅了敵對的政治力量，地位得到了提高，更加深了靈帝對他們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