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本可以改變古代世界麵貌的征服計劃雖以失敗告終，大流士的伊朗帝國卻已然是整個古代最遼闊的帝國，在它的鼎盛時期，將當時邊界的不精確性考慮在內，其領土麵積達到了1000萬、1200萬甚至1400萬平方公裏。帝國的行政係統固然嚴謹且積極創新，但為了對一切實施監控，仍需要依賴帝國全境的交通和通信手段。如此宏大的野心必須有“大規模建設”政策的支持。
大流士成了“建設者”，下令鋪設了多條公路。其中一條名為“皇家公路”，全長2400公裏，連接了蘇薩和呂底亞舊都薩第斯。正如連接帝國三個都城——波斯波利斯、蘇薩和埃克巴坦那的公路一樣，它的路麵也是以磚石鋪成。為保證中央政權與各省之間的流暢溝通，使皇家命令可以安全傳達到位，國王組建了一支二十四小時持續接力的信使隊，信使途經的山上也時常點燃烽火作為信號。一些驛站建築因此以精心測算的間距拔地而起，以便於信使交接，也讓各種旅行者和商隊可以在中途停留休息。這一傳統將在伊朗長期延續，並在數世紀後，以沙王阿拔斯一世統治下那著名的999座沙漠旅行客棧達到頂峰。帝國國土上的道路網絡係統和烽火通信都是令人矚目的創新發明，並將被後世的其他民族，特別是繁榮時期的羅馬帝國效仿。
埃及也從大流士大帝的超大型工程中獲益。如果說大流士下令修複了坍塌的神殿、築造了新的恢宏建築，那麼他最具雄心的工程莫過於在尼羅河與紅海之間挖掘的運河，旨在將伊朗本土與“帝國寶地”連接在一起。事實上，第一條運河是由法老辛努塞爾特三世（前1878—前1855年在位）下令挖掘的，並在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約前1304—前1213）統治下繼續沿用，隨後在某段不確定的時期廢棄[7]。大流士主導的這一工程被某些人稱為“第一條蘇伊士運河[8]”。它於公元前500年開始注水通航，尼羅河沿岸樹立的各種花崗岩石碑至今見證著它昔日的存在，如位於培爾—拉美西斯向南200公裏處的卡布雷特的石碑，人們可以在上麵讀到：“當這條運河遵照我的旨意被挖掘完工，如我所願，大小船隻得以從埃及行駛到波斯。[9]”
如此龐大的工程不僅是為了促進商業發展，更是著眼於大範圍的地緣政治。在印度旁遮普地區建造的伊朗艦隊如此便可從印度河駛入印度洋，回到波斯港口，接著再駛入紅海。很明顯，伊朗沙王意欲建設一條海運通道，將今天的印度次大陸與興旺發達的埃及連接在一起。其宏圖偉略可以與今天中國正在興建的新絲綢之路媲美。
帝國不僅要依靠交通網絡發揮影響力，還要通過與其勃勃雄心相匹配的輝煌建築引人矚目。大流士秉持這一原則，特意將波斯波利斯建設成為遠超帕薩爾加德和蘇薩的世界中心和帝國強大實力的一麵鏡子。這座從遠處一望可見的皇城擁有一座露台寬闊、立柱雄偉的宮殿，城市位於平原深處，春季綠樹成蔭，花香四溢，夏季烈日炎炎。它本身便是世界性的體現，因為這裏居住著世界各國的匠人和勞工，他們都參與到城市建設中來，並對其城市布局和建築風格產生了深遠影響[10]。與希臘的衛城不同，這座城坐落在一塊長450米、寬300米的平台上，依山而建。波斯波利斯的建設始於大流士，並在薛西斯一世和阿爾塔薛西斯一世統治下繼續進行，前後長達六十年。帝國國庫檔案中保存的大量泥版也許體現了“阿契美尼德王朝行政管理吹毛求疵和文牘主義的特點[11]”，但它們同時證明了那些男女藝術家、匠人或勞工（在工程量最大時期其人數總計一萬五千人）都不是奴隸，而是自由人，帝國行政機構向他們支付薪酬並提供食宿，他們都居住在皇城附近的市區，在那裏私人住宅、工坊、商鋪、儲水點等鱗次櫛比。
要進入這座130,000平方米的宮殿，需要經過一條可以騎馬攀登的雄偉樓梯，樓梯兩側的牆上雕刻有帝國各民族的形象。沿著樓梯可以進入那名聞遐邇的萬國門，對此大流士曾說：“全靠阿胡拉·瑪茲達，我建起了這座所有民族的大門。”任何從這扇大門通過的人隻有到最後一刻才能一睹展現在他眼前的寬闊廣場的真容，如此使萬王之王才更富於君主威嚴，而來訪者的附庸身份也同時被強化。位於皇宮中央的廣闊平台上的覲見廳是奢華與實力的象征。這座最多可以容納一萬人的恢宏大廳呈方形，每側長75米，占地5625平方米，由36根高20米的雪鬆立柱支撐，立柱上鑲嵌著金銀[12]。就在亞曆山大大帝準備將波斯波利斯付之一炬時，曾舉辦那著名宴會的覲見廳的立柱和房頂碰巧於火災之前坍塌下來。灰燼將一切都覆蓋封存——就像龐貝城，使得下麵的石質建築部分在之後的幾個世紀得以保存，並從19世紀起，在研究學者和考古學家的發掘下慢慢重見天日。
正是在這座具有象征意義的大廳裏，大帝端坐在他的寶座上，借納吾肉孜節（即伊朗新年[13]，與春分是同一天）之際，接見帝國各族人民和各個國家的君主和代表。後者向他進獻祝福和禮品，並收到大帝回贈的獎賞，自大流士開始鑄造發行大流克以後，這些獎賞最常見的形式就是這種貨幣。在此類節慶活動期間，波斯波利斯作為世界中心，炫耀著它的財富、它精美的藝術，以及最重要的——它強盛的國力[14]。一些學者斷言，隨後它將陷入沉寂，直到下一年的納吾肉孜節，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它的活動從不止歇。
這些一年一度的、具有儀式性的慶典將風情迥異的各個民族彙集在一個適於溝通交流的地點，有助於增進帝國的內部凝聚力。
第三個中央集權的要素——除了各國民族自願、有序的共處——也是作為使帝國和諧穩定的嚐試並通常獲得成效的，便是大流士的貨幣政策，然而它卻常常被忽視或被貶低為一個微不足道的方麵。事實上，大流士於公元前512年創立了“大流克[15]”，這一重8.4克[16]、帶有大帝人像、純金的單一貨幣可以固定彙率與白銀兌換。其新穎之處不在於鑄造一種貨幣，而在於確定其重量，在帝國全境統一發行，並規定金銀之間的固定兌換率，幾個世紀後人們將其稱為“完美的金銀複本位製”。誠然，大流克並不像我們當代社會中的貨幣那樣自由流通，因為當時的民眾大部分都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生活，在日常交換中也更傾向於以物易物。因此大流克通常專門用於整個帝國的商貿交易，在這一領域，它不僅被它所代表的政權強製使用，更憑借其含金量和可兌換性而備受青睞。如此，它用於計算各省應向國庫進獻的貢賦、帝國對服務提供者和贏得榮譽者給予的回報和賞賜。最後，它還是古代世界訴訟案件中最常被應用的腐敗工具。如此，人們推測，它被大規模用於賄賂古希臘政治圈，以收買一些政客並唆使他們叛國，這也是各大帝國自19世紀以來不憚頻繁使用的政策和手段。史學家阿卜杜勒·侯賽因·紮林納—庫博提到阿契美尼德人的“黃金武器”並非毫無道理[17]。正因為此，在大流士死後，直至亞曆山大大帝的到來和阿契美尼德帝國的覆滅，其間大流克一直都是帝國的國際參考貨幣。
正如皮埃爾·布裏昂所寫的[18]：“這是近東曆史上第一次，從愛琴海到印度河，從中亞到波斯灣和紅海，所有疆域都被統一在同一個國家政體內。這個帝國絕非麵對一個沒落的中央政權之時，多個保持獨立的國家在形式上的組合，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帝國政體，並存續長達兩個半世紀之久。其中最大的悖論是這些波斯人竟在管理他們所征服的領土的同時讓極為豐富多樣的文化、語言、宗教得以留存。”這種策略和混合體在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甚至在後世的大帝國中都聞所未聞。今天我們會說它是一種讓千差萬別的實體和民族同生共處的意願和政策。誠然，萬王之王和他的總督們麵對叛亂起義從不心慈手軟，但此類起義發生的次數極其有限。在這一方麵，他們表現出的相對節製也比後世的過度殘暴更勝一籌[19]。